国债报偿运动（朝鲜语：국채보상운동）是指1907年到1908年间韩国民众为偿还日本提供的贷款与利息而掀起的募金运动，属于爱国启蒙运动的一环。

开港以来，朝鲜财政困难，而日本则试图向朝鲜提供贷款，其中则包藏了控制乃至吞并朝鲜的祸心。向朝鲜提供高额借款的始作俑者是“甲午更张”时期出任驻朝公使的井上馨，他在1895年向朝鲜贷款300万日元，并对其动机表述道：“英国能对埃及进行充分干涉的口实是什么呢？此无他，不是英国向埃及投入资本而在实力的关系上占据优势地位的缘故那又是什么呢？因此我相信我国也要巩固优势地位、设置内政干涉的口实的话，最紧要的是通过铁道与金钱贷与来巩固我国在朝鲜的地位，并使其从财政上扩及其他方面，作为干涉的口实。”也就是说，日本向朝鲜借款是为了像英国奴役埃及那样加强对朝鲜的干涉与控制。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又重施故技，企图通过贷款控制大韩帝国的财政与经济。1904年8月，日本与大韩帝国签订《第一次日韩协约》，根据该协约，安排日本人目贺田种太郎出任大韩帝国的财政顾问。目贺田种太郎认为韩国货币混乱，财政枯竭，应迅速整顿金融，改革税制，并以此为由要求韩国向日本借款，开启了日俄战争后韩国对日本的负债之门。1905年11月《第二次日韩协约》（乙巳条约）订立，大韩帝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设置韩国统监府以控制韩国。1906年3月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到任后，打着“施政改善”的幌子，以韩国关税作担保从日本兴业银行导入了1000万日元，强行贷给韩国政府，过5年后由韩国政府分5年还清。事实上，日本人在用这笔钱来强化顾问警察制度、修筑道路、设立农商银行等，来加强日本对韩国的支配，而债务负担则加诸韩国政府头上。如此一来，韩国对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成为日本奴役韩国的枷锁。国债报偿运动发生时，韩国欠了日本的货币整理资金债300万元，国库证券债200万元，金融资金债150万元，以及施政改善与企业资金债1000万元，合计1650万元。由于伊藤博文所强加的1000万元贷款只提供了第一期的500万元，故韩国所负国债总额实为1150万元，加上利息150万元，共有约1300万元之多。1906年大韩帝国政府财政收入为13,189,336元，财政支出为13,950,523元（自1904年目贺田种太郎进行“货币整顿”后，韩国的货币制度就与日本一致了），这种入不敷出的财政根本无力偿还巨额国债。

此时韩国的爱国启蒙运动方兴未艾，进步知识分子们为了养成实力与开启民智，在全国展开了启蒙事业。他们通过《大韩每日申报》、《皇城新闻》等报刊进行舆论启蒙运动，广设新式学校展开教育救国运动，并积极振兴民族资本主义，创设了许多近代企业与商工会议所、经济研究团体和实业奖励团体等。启蒙运动家在这一系列活动中鼓吹民族主义与爱国思想，最终目标则是恢复国权。爱国启蒙运动兴起后迅速扩散到韩国各个阶层，使韩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民意识不断觉醒，民族主义逐渐深入人心。于是，韩国人开始团结起来，自觉抵制日本，日本的贷款政策便被认为是奴役韩国的手段而受到抨击，以排日闻名的《大韩每日申报》如是写道：“现今韩国内，伊藤统监之威权与势力掀动全国之天地， 震撼半岛之山川，何言不施？何令不行？凡系韩人开明发达上事业，指导启迪，实属非难，不候几日，可奏其效。然不但不为此，反迷乱韩人之精神，结缚手足之手段，最先一千万元借款之计划，陷此韩国于债薮之中”。这种对日本的抵触情绪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后，终于在1907年初演变为全民性的排日爱国运动——国债报偿运动。

1907年1月29日，韩国庆尚北道大邱的一家出版社广文社召开特别会议，会议上该社副社长徐相敦（基督新教信徒）提议全国同胞戒烟以还清1300万国债，该提议得到社长金光济及成员的一致赞同，于是他们发布了“国债报偿运趣旨书”，揭开了“国债报偿运动”的序幕。趣旨书写道：

“夫为臣民者，仗忠尚义，则国以之兴，民以之安；不忠无义，则国以之亡，民以之灭。非但于古今历史上班班有据，现今欧洲中其所富强者及自底灭亡者，莫不由乎忠义仗尚之如何也。历代之古、欧洲之远尚矣，而顾我东洋之切邻近事，尤有所目睹者，即日本是也。向与清、露（指俄国）开仗也，以小胜大者，兵有敢死队、有决死队，血雨肉风，赴若乐地。在家之民捆屦鬻佩，女子则收聚指环，以资兵费，竟成东西历史上创有之绝大伟功。其威武光荣，振动环宇，此即五千万民族之个个是热心血诚、出于忠义故也，岂非钦叹效慕者乎？

呜呼！我二千万同胞迨此民国危难之会，无一人决心，无一事筹划，只添我皇上之宵旰孔忧，袖手岸视，以致灭亡，可乎？试观近世新史，国亡民族之随以灭绝，即埃及、波兰、越南，皆不为征，只知有身家，不知有君国，则此乃自陷自灭也。及今淬励精神，奋发忠义，果非其时乎？今有国债一千三百万元，即我韩存亡之关系也，报则国存，不报则国亡，理所必至。而现自国库，势难办报，则三千里疆土，终非我国有民有者矣。土地一去，非徒复之无术，乌得免越南等国之民族乎？一般国民之于此债款，以义务言之，不可曰不知；以时势言之，亦不可曰不报。第有报偿之一道，能不劳不力而自成鸠财之策矣：就使二千万同胞限三个月废止南草吸烟，以其代金每名下每朔二十钱式征收概筹，庶可为一千三百万元。设有未充，应有自一元、十元至百元、千元拔例出捐者矣。人民之于当然底义务，有此暂时决心，比于日本决死队、捆屦民、收环女之事，则孰重孰轻、孰难孰易乎？嗟我二千万同胞中，苟有一毫爱国思想者，必不携贰矣。鄙等职在发起之地，故敢此驰函警告，继之以血伏愿，为我大韩臣子之佥君子览，即以言以书，转相警劝，俾无一人不知之弊，而期于实施，上以报答圣明，下以维持疆土之地，幸甚。”

1907年2月21日，徐相敦、金光济又在大邱创设了“断烟会”，正式将国债报偿运动付诸行动。3月9日，他们又在在大邱创设了“国债志愿金收合事务所”。他们的号召与行动通过《大韩每日申报》、《皇城新闻》、《帝国新闻》等报刊迅速传遍全国，并得到各界的积极响应。1907年2月22日，大韩帝国首都汉城（今首尔）的金成喜、刘文相、吴荣根、金相万、高裕相、朱翰荣等知识分子组织了“国债报偿期成会”，随后又涌现了西道义城会、国债报偿夫人会、国债报偿断烟会、忠清北道沃川郡义务会、东莱府国债报偿一心会、国债报偿海西同情会、黄海道殷栗郡国债报偿会、庆南赞成会、忠南礼山郡义捐金募集所、节用同盟会、汉北国债报偿关西同盟、平壤国债报偿会、湖西国债报偿期成义务社、锦山郡国债报偿同盟、国债报偿义务所、庆南爱国会、忠北永同郡国债报偿会、济州断烟义成会、载宁郡报诚所、国债报偿庆南会、昌原马山港国债报偿义捐所等数十个国债报偿运动的分支机构。《大韩每日申报》、《皇城新闻》更是每号登载捐款消息，为国债报偿运动宣传助威。史载当时“新闻四腾，举国响应，上自万元、千元，下至十钱、二十钱，勿拘多小，勿许勒派，揭告报章，雪片相续”，足见当时全民捐款的盛况。

随着国债报偿运动的形势迅速进展，各个分散的国债报偿机构亟需联合，于是在1907年4月8日，国债报偿运动的领导者们在《大韩每日申报》社内开会，决定设立名为“国债报偿志愿金总合所”的总机构，与此同时“国债报偿联合会议所”在大韩自强会会馆成立了，两会在同年5月进行协商，决定联合会议所掌管国债报偿运动中一般同胞的指导方针，志愿金总合所负责保管各处募金。

国债报偿运动席卷了韩国各个社会阶层，而情况各有不同。上流社会中，高宗皇帝李熙是最先响应的，他在国债报偿运动兴起不久就说：“哀我赤子，为报偿国债，募集烟价，朕不可吸烟。”而后前参政大臣金声根捐金百元，闵泳韶、李钟健、韩圭卨、沈相薰、赵东润、李愚冕、赵同熙等高级官僚亦受皇帝感召，组成了戒烟同盟，以呼应国债报偿运动。而后又传出闵泳徽决定捐献10万元的消息。但总体来说，上流社会和富裕阶层的响应是很消极的，时人记述：“然其应之者，政府大官、京师士大夫及富商大贾，无一人而应捐；其狂呌悲涕、大声疾呼，汲汲如不及者，氓隶佣丐之流反多矣。”就略显夸张地反映了这种状况。《大韩每日申报》也曾报道过一个普通商人捐钱70多元，而某富商反而付之冷笑、不捐一分的两个对比事例。

与上流社会和富裕阶层形成对照的是中下阶层的积极参与。当时的爱国启蒙团体与学会、各大报刊媒体无不为国债报偿而奔走，汉城的官立英语学校、普光师范学校、蛤洞私立学校及安岳公立学校、仁川济宁学校、庆州鸡林学校、水原公立普通学校、文化郡文化学校、阳川郡公立普通学校等学校师生参与义捐，汉城两班贵族家的床奴、针工等奴婢阶层捐款的也有不少。杨根郡一名樵童捐出了卖柴所赚的3元钱，白丁（屠夫）金三用捐了40钱，汉城屏门的劳动者为捐献国债报偿金而集体戒烟，人力车夫也多次捐款。此外，下级官僚、儒生、各门中、妇人会、军人尉官以下士卒、各洞单位、亲睦会、僧徒、耶稣教堂等社会中下层人士的参与也非常踊跃。海外日本、俄国远东和美国等地的留学生或韩侨亦积极呼应国债报偿运动。伊藤博文曾指出由于国债报偿运动的兴起导致日本的一些针对韩国的烟草产业遭到打击，其成果可见一斑。

国债报偿运动中的一大亮点是女性的积极参与。在国债报偿运动刚兴起时，大邱就出现了南一洞佩物废止妇人会，号召全体韩国妇女献出身上的佩饰，为国债报偿运动尽力。随后又兴起了妇人减餐会、大安洞国债报偿夫人会、釜山港佐川里夫人会减膳义捐会、三和港佩物废止夫人会、国债报偿妇人会、宣川义城会、国债报偿脱环会、安城场基洞妇人会募集所、晋州爱国妇人会、济州岛三徒妇人会等妇女国债报偿机构。此外两班妻妾、医女、妓生、女学生、寡妇等也纷纷捐献自己的首饰、戒指或钱财。在韩国社会中一直处于依附地位的女性以独立的姿态参与国债报偿运动反映出了爱国启蒙运动期间的妇女解放潮流。

日本殖民机构韩国统监府一直密切关注国债报偿运动并高度警惕。在1907年3月，统监府农商工务总长木内重四郎向统监伊藤博文报告说：“昨今当地（汉城）发起了国债报偿期成会，其幕后受控于青年会（YMCA）、自强会（大韩自强会）等团体，宫中似又暗中寄予同情，裴说（E.T.Bethell，英国人）主笔的《大韩每日申报》亦大力鼓吹。随之一般人心对其大为欢迎，广泛响应义捐金。该运动其目的为标榜还清现政府负担的日本国债1300万元，而内容无疑是意在恢复国权的一种排日运动。”1907年6月，伊藤博文又向日本政府报告称韩国的爱国启蒙团体“在国债报偿会的名义下煽动愚民，在各处进行集会，或广兴演说、讨论、印刷物，陈说国债偿还之必要，暗中策划勃兴排日思想之手段。”由此可见，从国债报偿运动一开始，日本人就将其定性为排日运动，但他们又认为“这只是一时情热而狂奔之辈的轻举，此种状态不会长期持续”，所以没有立即予以镇压，而是冷眼静观事态发展，再适时予以打击。

结果自1907年6、7月间，国债报偿运动内部就频频曝出贪污丑闻，势头有所减弱。1907年12月，国债报偿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吴荣根被李东辉、郑永泽等爆料贪污捐款而被抓捕，出狱后又遭其他参与者的殴打。日本人抓住国债报偿运动公信力下降的状况，捏造所谓的“国债报偿义捐金消费事件”，由警务总监丸山重俊在1908年7月10日逮捕了《大韩每日申报》的记者梁起铎，控诉他与《大韩每日申报》的老板裴说私自挪用了3万元国债报偿捐款。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国债报偿运动内部是充满了动摇和疑虑，国债报偿联合会议所会员李康镐曾宣称要暗杀裴说。经过4次审判以后，日本认定裴说为主犯，而梁起铎则因证据不足而在1908年9月29日无罪释放。日本通过“国债报偿义捐金消费事件”，既破坏了国债报偿运动，使其一蹶不振；又收拾了以排日闻名的《大韩每日申报》，进一步扫清其吞并韩国的障碍。

一般的说法是国债报偿运动3个月后的1907年5月就募集到了231万元。但这一数据与当时的官方统计数据有很大差异，伊藤博文报告称1907年4月末募金为164,200余元，一年后的1908年4月30日的数据则是143,542元33钱，3个月后统监府调查的募金数据是《大韩每日申报》社36000余元，国债报偿志愿金总合所42308元50钱，《皇城新闻》社8200余元，《帝国新闻》社8420元6钱，《万岁报》社359元，《国民新报》社55元，国债报偿期成会18700元22钱5厘，合计187,842元78钱5厘，此外还有未统计数据的女子教育会保管金和安东妇人会保管金。1910年“国债报偿金处理会”统计的各处募金为159,253元99钱9厘。总而言之，国债报偿运动的募金应不会超过25万元。

国债报偿运动是韩国近代史上的首次全民性的排日爱国运动，属于爱国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也是爱国启蒙运动的一大成果，可以看做是对日本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从其动机来看，这是一次力图通过韩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守护国家主权、克服民族危机的爱国运动；从过程来看，韩国的社团、媒体与各阶层人民形成了一个有机体，使这次社会运动得以充分动员并全面展开；从其广泛性来看，反映出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已在韩国深入人心；从其自发性来看，反映出当时韩国民众的国民意识已经开始觉醒。这次运动初步展现了韩国人的团结与凝聚力，具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意义。如今在国债报偿运动的发祥地——大邱设立了国债报偿运动纪念公园，并年年举行纪念仪式。国债报偿运动90年后的亚洲金融风暴之际，韩国民众掀起的献金爱国运动可以说是国债报偿运动的传承。

但是，国债报偿运动可谓是虎头蛇尾，其局限性相当大，并没有实现3个月还清1300万元借款的目的，所募集的捐款与之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一般将国债报偿运动的失败归咎于日本的镇压，但考察实际情况，更多问题出在韩国人自己身上。首先，韩国的上流社会和富裕阶层反应消极，制约了国债报偿运动的效果；其次，领导国债报偿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还很脆弱，后劲力量不足，导致该运动持续性不强，难以维系；第三，国债报偿运动的领导者管理不善，屡曝贪污丑闻，使其内讧滋生，公信力下降。正是由于这些局限性，日本人略施小计、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弹压了这次运动。总之，虽然国债报偿运动是爱国启蒙运动的一个成果，但要实现爱国启蒙运动的目标即养成实力与开启民智还有很长的路，所以国债报偿运动无法取得成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其所彰显的精神却被不断发扬光大，成为韩国一笔宝贵的财富。2017年，国债报偿运动记录成功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