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属于神学宗教，俗称喇嘛教。在中国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流传，并传入锡金、不丹、尼泊尔、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等地。

藏传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是在松赞干布迎娶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之后。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形成。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

吐蕃时期的佛教从7世纪中期到9世纪中期，共存约200年，藏文佛教史籍称为“前弘期”，大致相当于唐太宗到唐德宗期间。

28代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天降神物，神物有：一肘量黄金宝塔、《百拜忏悔经》《宝箧经》和六字大明心咒。

佛教大规模地传入西藏应该从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开始。佛教从两个方向传入，汉地和印度。当时的西藏松赞干布藏王，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毗俱胝，藏名尺尊公主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并制定法律明令人民要虔信佛教，佛教开始在吐蕃传播起来。

赤松德赞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在位期间，采取各种行政手段，翻译佛经、建立寺庙、成立僧团，传播、弘扬佛教。首先，迎印度僧人寂护和莲花生入藏。寂护和莲花生入藏之后，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在桑耶寺建成后，赤松德赞特地派人到印度请来12位僧人，为7位吐蕃贵族青年剃度授戒。这7人出家是西藏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是藏人出家之始，他们在藏文史籍中被尊称为“七觉士”。并请译师从梵文翻译大批佛典，同时也从汉文翻译一些佛经。因此，佛教三宝—佛、法、僧终于齐备。此时译经事业开始兴盛。这段时期共编著了三部目录：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青浦目录。

赤松德赞之后的3位赞普也都大力扶植佛教，僧侣免于赋税和体力劳动；王宫内设置供奉佛、法、僧“三宝”的道场，让僧人参与国政。

赤祖德赞（又名赤热巴坚）再次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有一个事件可以表现他对佛教的态度：当僧人讲经时，赤祖德赞坐在中间，头发编成两辫束以长丝带伸展在僧人座位上，然后让僧人坐上去，以此表示他对僧人的尊敬。赤祖德赞兴佛主要措施有：兴建乌香多寺、制定七户供僧的规定（规定每7户平民负责供养1位僧人的生活）、厘定文字（西藏历史上第二次厘定文字）、统一译例（颁布了厘定新词术语的法令、规定译例三条）。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著名译师，以“三老”（比卢遮那、丹玛孜芒、迦湿弥罗·阿难陀）、“三中”（涅·般若鸠摩罗、款·鲁易旺波、玛·仁钦却）和“三少”（噶瓦·拜则、焦若·鲁益坚赞、尚·意希德）。

由于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祖德赞的突出贡献，历史上称这三代赞普为“祖孙三王”。

但在九世纪中叶，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坏，即所谓朗达玛灭法，曾有一段时间（842—978）佛教沉寂了。称为“黑暗时代”。赤祖德赞的兴佛措施和把王朝军政大权交给佛教僧人的做法，引起贵族们的不满。贵族们谋害了赤祖德赞，拥立朗达玛为赞普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桑耶寺等著名寺院都被封闭，大昭寺改为屠宰场，释迦牟尼等身像被埋藏起来。因为是文成公主把释迦牟尼佛像从内地带来并使吐蕃有了佛教，故文成公主被禁佛者说成是魔鬼的转世。僧人被勒令改信苯教，不愿从命而又戒杀生的僧人被强迫操起弓箭，带着猎狗去山上打猎。佛教寺庙内的壁画被涂抹掉后，又在上面画僧人饮酒作乐的画。许多佛像被拖出寺院钉上钉子扔入河中，大量佛经被烧毁或扔到水中。这次禁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以致西藏宗教史籍把朗达玛以后的近百年间称为“灭法期”或“黑暗时代”。

密宗之修持者，亦只有白衣之居士，于各自家中，或清净山边，修讲生圆次第，所以能令密乘律仪传统，得以不断。其他共同佛法言之：则所有三代藏王时所翻译一切之经续，以善于保存之故，因此大部分，尚能流传至今。

朗达玛灭佛一百年之后，由安多、康区、阿里等地传入卫藏地区，西藏佛教又得复苏。朗达玛灭佛之前佛教在西藏的传播称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之后称为“后弘期”。藏传佛教后弘期根据佛教传入路线的不同，分为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

上路弘传指的是佛教势力从阿里进入卫藏地区。对佛教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的著名僧人有：拉喇嘛意希沃、降秋沃、仁钦桑波（958—1055年）、阿底峡（982—1054年）。

仁钦桑波翻译了17部经、33部论、108部怛特罗，建寺108座。

阿底峡写作《菩提道灯论》，对藏传佛教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弟子仲敦巴创立噶当派。同时他还是观音、度母信仰的推动者。

下路弘传指的是佛教势力从安多和康区传入卫藏地区。主要人物有：索南坚赞、赛尊、洛敦·多吉旺秋、卓弥译师释迦意希。

这样，佛教逐渐在吐蕃复兴，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而且从11世纪开始陆续形成各种支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派别分支才最终定型。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前期四大派和后期的格鲁派等。

藏传“佛教”教义特征为：见行并重，并吸收了苯教的某些特点。传承各异、仪轨复杂、象设繁多，是藏传“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

藏传“佛教”的传承方式既有师徒传承方式，如宁玛派、噶举派、噶当派；也有家族传承方式，如萨迦派，基本上采用以昆氏家族为基础的家族传承方式。但最具特色的还是活佛转世制度。“政教合一”是喇嘛教的另一大特点。历史上，藏传“佛教”的多数派别都和一定的政治势力（包括地方实力集团或家族势力）结合在一起，形成政教合一制度，教依政而行，政持教而立，彼此依存。这一制度在吐蕃赤祖德赞赞普时初见雏形，至萨迦派时正式确立，其后不断完善，待格鲁派掌西藏地方政教大权后而达鼎盛。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时废除。

藏传“佛教”传习和修证的处所分为讲道院和修道院两种，也有综合者。各派各寺的规定不完全相同。如格鲁派哲蚌寺郭莽札仓规定：因明五年，般若四年，中观两年，俱舍四年，戒律一年，必须循序而进。戒律学完之后统称噶仁巴（经学士），其出路有三：1、少数申请应试格西学位，2、自由讲学或闭关修持，3、入密宗学院继续深造。

藏传“佛教”的寺院规模大小不一，小者只有数人，大者多至七八千人。大寺院一般由经堂、神殿、做为辩经场所的林苑、印经院，若干活佛拉章、僧舍、执事者的办事处、仓库、招待施主的客房、牲圈等等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要的寺院依其重要的程度分别规定为国家级、省级、县级的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文革期间许多寺院受到严重的破坏，1979年以后由政府资助和信徒群众自愿集资逐渐恢复。

藏传“佛教”的文献极为丰富。

宁玛派（rnying—ma—ba）是藏传“佛教”最古老的一个派别。“宁玛”（rnying—ma）藏语意为“古”、“旧’，该派以传承弘扬吐蕃时期译传的旧密咒为主，故称为“旧”；历史渊源早于后弘期出现的其他教派，故称为“古”。通称“旧译密咒派”。它是原始苯教的一些内容，重视寻找和挖掘古代朗达玛灭佛时藏匿的经典。由于该教派僧人只戴红色僧帽，因而又称红教。

宁玛派早期是无固定的寺院、僧人组织和系统性的教义。严格意义上的宁玛派是11世纪时“大素尔”索尔波且·释迦迥乃（1002—1062年）、“小素尔”索尔迥喜饶扎巴（1014—1074年）、卓浦巴（本名释迦僧格，1074一1134年）三素尔建立寺庙并有较大规模的活动时才形成的。隆钦巴尊者（1308—1363年）通过《七宝藏》、《四部心要》、《三休息论》等名著，对宁玛派的教理及时进行了精细的整理和阐扬。到16、17世纪才有较具规模的寺院，后来在第五世达赖喇嘛支持下得到较大发展。近代的麦彭仁波切（不败尊者）（1846—1912年）对显密教理做了极多的阐述。

宁玛派著名的寺庙有西藏的多吉扎寺、敏珠林寺，四川的噶托、竹庆、白玉、协庆等寺。宁玛派14世纪就已传播到不丹、尼泊尔；近代来，印度、比利时、希腊、法国、美国等都建有宁玛派寺庙，并不断出版有关教义著作。

宁玛派僧徒可以分两大类：第一类称阿巴，专靠念经念咒在社会上活动，不注重学习佛经，也无佛教理论。第二类有经典，也有师徒或父子间传授。某些地方对僧侣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娶妻生子。

宁玛派的传承主要分经典传承和伏藏传承两部分。14世纪后，经典传承即不见史载，由伏藏传承取而代之。伏藏为前弘期时莲花生等密教高僧埋藏的密教经典法门，后弘期时发掘出来弘传于世。藏传“佛教”各宗派都有伏藏，但以宁玛派最为重视，有南藏、北藏之分，《大圆满法》即为该派独有的特殊伏藏法。该法主张“体性本净，自性顿成，大悲周遍”。

宁玛派的教法主要为九乘三部。九乘即声闻、独觉、菩萨等显教三乘，事续、行续、瑜伽续等外密三乘，摩诃瑜伽（大瑜伽）、阿鲁瑜伽（随类瑜伽）、阿底瑜伽（最极瑜伽）等内无上三乘。其中的阿底瑜伽即“大圆满法”。宁玛派最为注重修习心部的大圆满法，主张人心本自清净，三身圆满，不假造作，本自现成，修习的关键仅是消业净习，即可契证本性，圆满佛事。

自五世达赖开始，历届西藏地方政府，每逢战争、灾荒、瘟疫等，都要请宁玛派僧人作法禳解，宁玛派高僧曾一直作为噶厦政权专门祈祷师，负责占卜问卦。如今，红教不仅在中国藏区传播，在印度、尼泊尔、不丹、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也有分布。

萨迦派中的“萨迦”（sa—skya）藏语意为灰白色的土地，因该派的主寺——萨迦寺建寺所在地呈灰白色而得名。由于该教派寺院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条，故又称花教。

萨迦派有血统、法统两支传承。元代以后，萨迦派内又出现俄尔、贡噶、察尔3个支派。

萨迦派的重要寺院还有四川德格的贡钦寺，青海玉树的结古寺、称多县的示藏寺，西藏林周的那烂陀寺，今锡金境内的结蔡寺等。

萨迦派采用款氏家族世代相传的传承方法。13世纪中，萨迦派发展成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教派，有过著名的“萨迦五祖”。代表人物有萨迦五祖。初祖贡噶宁波（1102？—1158年）、二祖索南孜摩（1142—1182年）、三祖扎巴坚赞（1147—1216年）、四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年）、五祖八思巴·追坚赞（1235—1280年，萨迦班智达侄子）。1244年，萨迦班智达应蒙古皇子阔端邀请赴凉州会谈，为元朝统一西藏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国师、帝师，领总制院事，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1267年西藏建立萨迦派政教合一地方政权，在元中央王朝的支持下，萨迦派势力大增，其寺院及势力波及到康区和安多各地，对元朝皇室亦有重大影响。与此同时，萨迦派内部的矛盾亦逐渐发展，1324年，萨迦寺分成细脱、仁钦岗、拉康、都却4个拉章，各领属民、土地。1351年，萨迦派在西藏的掌权地位被帕竹噶举派的大司徒绛曲坚赞取代，萨迦势力日渐衰落。明成祖时，封萨迦首领为大乘法王，萨迦派仅保有萨迦附近一小片领地，其首领称萨迦法王。明朝中期，其他3个拉章传承断绝，都却拉章则再分为彭措颇章和卓玛颇章两房，延续至今，萨迦法王由两房的长子轮流担任。现今的萨迦法王在美国居住。

萨迦派在显教方面注重经论的翻译及辩经。显宗方面有两个传承，一个倡导唯识见，传授法相学；一个主张诸法性空，传教中观应成学说。密教方面有萨迦十三金法（《十三种不越外围之金法》），“道果法”是最独特的教法。“道果”法认为，修习佛法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舍去“非福”（“恶业”、做坏事）。专心于行善，来生即可投生三善趣之中。第二层次是断灭“我执”（“我执”指执于一切有形或无形的事物）。“我执”一断灭，烦恼苦痛便无从生起，人也可从流转轮回的痛苦中得以解脱。第三层次便是除去“一切见”。一切见指“断见”（指片面解释“宇宙万物皆非实有”）和“常见”（指一般人的见解）。萨迦派认为，要防止“断见”、“常见”，走中道，这样才能达到智者的境界。

萨迦派对藏族文化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元代帝师达玛巴拉在北京召集藏、汉、印度、北庭名僧用梵文原本对勘藏汉文佛教大藏经典，历时3年撰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这为《藏文大藏经》的编定和刻印打下了基础。萨迦寺至今仍是藏传“佛教”中藏书最为丰富的一座寺院。另外，萨迦派于1550年在四川德格贡钦寺设立了德格印经院，是藏区最著名的印经院。专门刻印藏传“佛教”经书、历法和医学等千多种典籍，对保护和弘扬佛教起了重要作用。

噶举派是藏传“佛教”支派最多的教派。“噶举”（bkav－rgyud），藏语意为“口授传承”，谓其传承金刚持佛亲口所授密咒教义。创立者先后有两人。一是琼布朗觉巴（khyung—po—rnal—vbyong—pa，990—1140），一是玛尔巴译师。因该派僧人按印度教的传统穿白色僧衣，故称为白教。

这一派支系众多，有达波噶举和香巴噶举两大传承。达波噶举系统的创始人是达波拉结，但渊源却可以追溯到玛尔巴、米拉日巴师徒。达波拉结是米拉日巴的上首弟子之一，1121年，在达布建冈布寺，收徒传法。他融汇噶当派的《道次第》和米拉的《大手印》教授，写成《道次第解脱庄严论》，逐渐形成独特的风规，而成“达布噶举派”。后来，达波拉结的众多门徒发展出更多的支系，通常有“四系八支”之称，遍布于藏区等地，至今未衰。达波噶举中的帕竹噶举、噶玛噶举的上层曾受元、明两朝册封，相继执掌西藏地方政权。格鲁派兴起后，噶举派中仅有止贡、噶玛、达隆、主巴四支系保有一定势力。香巴噶举系统的创始人是琼波南交巴，故也称琼布噶举。因琼波南交巴在后藏的香地区（shangs）广建寺庙，传法讲道，故称“香巴噶举派”。

噶举派主要寺院有西藏墨竹工卡的止贡寺、四川德格的八邦寺等。

噶举派主要学说是月称派中观见，重密宗，采取口耳相传的传授方法，曾融合噶当派教义。修习上，噶举派注重修身，主修大手印法。大手印有显密之分。显教大手印为修心法门，修的是空性大手印，它要求修行者心住一境，不分别善恶美丑，以得禅定。密教大手印为修身法门，密宗大手印则以空乐双运为道，分实住太平印、空乐大平印和光明大手印等。大平印修身的方法有四种，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对人体呼吸、脉、明点（心）的修炼，而达到一种最高境界。

创建于1056年。藏语“噶”指佛语，“当”指教授。通俗说法是用佛的教诲来指导凡人接受佛教道理。噶当派的奠基人，是古格时期从印度迎请过来的著名佛教大师阿底峡，热振寺是噶当派的主寺。该教派以修习显宗为主，主张先显后密。

在噶当派传承中，形成了三个主要支派：教授派、教典派、教诫派，并各有自己所依的典籍和教义。

噶当派由于教理系统化、修持规范化，因而对藏传“佛教”其他各派都有重大影响。噶举、萨迦派的一些重要僧人都向噶当派学习。而格鲁派则是直接在噶当派的基础上建立的，故有“新噶当派”之称。15世纪时格鲁派兴起后，因格鲁派是在噶当派教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原属噶当派的寺院，都逐渐成了格鲁派的寺院，噶当派从此在藏区隐灭。

格鲁派（dge—lugs—pa）中的“格鲁”一词汉语意译为善规，指该派倡导僧人应严守戒律。又因该派认为其教理源于噶当派，故称新噶当派。由于此派戴黄色僧帽，故又称为黄教。格鲁派既具有鲜明的特点，又有严密的管理制度，因而很快后来居上，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派别之一。

该派奉宗喀巴大师（1357—1419年）为祖师。宗喀巴于1402年和1406年分别写成《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为创立格鲁派奠定了理论基础。1409年正月，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首次举行祈愿大法会，同年又在拉萨东北兴建甘丹寺，并自任住持，这是格鲁派正式形成的标志。后来，该派势力逐步扩大，修建了以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等为代表的寺院。清代以来，格鲁派寺院有了很大发展，除拉萨三大寺外，扎什伦布寺、昌都寺，青海塔尔寺、隆务寺、佑宁寺，甘肃拉卜楞寺、卓尼寺，四川格尔底寺、甘孜寺，云南中甸的格丹松赞林寺，北京雍和宫等也都是格鲁派的著名大寺院。

活佛转世制度的采用是格鲁派走向兴盛的转折点。清代格鲁派形成达赖、班禅、章嘉活佛（内蒙古）、哲布尊丹巴（外蒙古）四大活佛转世系统。

格鲁派的佛教理论继承阿底峡所传的龙树的中观应成派思想，主张缘起性空。所谓缘起，即待缘而起，也就是说一切法的产生均有原因；性空则是自性空的略写，一切法均无自性，从缘而起，这便是缘起性空。修行上采取“止观双运”的修行方法，止观兼重，即主张止住修、观察修两种轮次修习。格鲁派认为，修止就是把心安住于一境，如果得到轻安之感，即是止的本体；修观就是通过思维而得到轻安之感，此为观的本体。修习应止观相互配合，由止到观，由观到止，反复交替双运，而达涅槃。格鲁派认为戒律为佛教之本，因此重视一切微细教法，要僧人以身作则，依律而行。在显密两宗的关系上，格鲁派则强调先显后密的修习次第和显密兼修的方法。

格鲁派寺院组织严密。较大的寺院一般分寺院、札仓、康村三级，而且各有管理组织，执事人员实行任期制，各司其责，重要事务则会商决定。学经制度健全。有系统的佛教教育体系和学位制度，规定显密并重，先显后密，注重戒、定、慧三学并习的学经程序。同时格鲁派寺院还重视文法、修辞、工巧、医药、历算等学科，对藏族思想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藏传“佛教”的第一座寺院。

拉萨大昭寺主殿内供奉着一尊享有世界上最为罕见之尊荣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近600年来，众多的佛教徒跋涉千里，一步一个长头地磕到这尊佛像的脚下，以表达他们对佛的极度虔诚。时至今日，每天仍有数以千计的信徒在这尊像前项礼膜拜，像前的石板被信徒的身躯摩擦得像镜子一样光滑。释迦牟尼在世时，弟子们为使他的真容传之后世，特请工匠替他造了4尊8岁等身像和4尊12岁等身像。因有释迦牟尼的奶母等人从旁指导，故造像与其本人酷肖。

仁钦桑波所建。

西藏最著名的喇嘛教建筑布达拉宫，公元631年（藏历铁兔年）布达拉宫由吐蕃松赞干布兴建。但建成如今的规模，是到17世纪才完成。

六字真言、六字真经或六字大明咒，是藏传“佛教”诵咒“嗡、嘛、呢、叭、咪、吽”六个字。据说是佛教秘密莲花部之根本真言。对“六字真言”的诠释颇多，但究其根本，不外乎以下几种：

（1）六字真言，“嗡”表示“佛部心”，谓念此字时，自己的身体要应于佛身，口要应于佛口，意要应于佛意，认为身、口、意与佛成一体，才能获得成就；“嘛呢”，梵文意为“如意宝”，表示“宝部心”据说此宝出自龙王脑中，若得此宝珠，入海能无宝不聚，上山能无珍不得，故又名“聚宝”；“叭咪”梵文意为“莲花”，表示“莲花部心”，以此比喻法性如莲花一样纯洁无瑕；“吽”，表示“金刚部心”，祈愿成就的意思，意谓必须依赖佛的力量。

（2）松赞干布《嘛呢教言集》阐述了“六字真言”的多种修持方法和深刻含义。说“六字真言”中的六字代表度脱六道众生，破除六种烦恼，修六般若行，获得六种佛身，生出六种智慧等；

（3）“嗡”能消除天界生死苦，“嘛”能消除非天斗争苦，“呢”能消除人间生老病死苦，“叭”能消除畜生役使苦，“咪”能消除饿鬼饥渴苦，“吽”能消除冷热地狱苦。诸佛密乘咒，诸法集精英，众生现祥瑞，灌顶六字明，诸佛心灌顶，今当与汝授，诸佛皆集会，灌顶明王咒。“嗡”施到彼岸，无悭世至尊，诸佛集法身，乞加持灌顶！“嘛”忍到彼岸，无怒世至尊，大乐受用身，乞加持灌顶！“呢”戒到彼岸，无垢世至尊，三身成化身，乞加持灌顶！“叭”定到彼岸，无乱世至尊，所知一切身，乞加持灌顶！“咪”勤到彼岸，无懈世至尊，智慈普利语，乞加持灌顶！“吽”慧到彼岸，集事世至尊，威力总摄意，乞加持灌顶！法语六字金刚声，诸佛如来皆加持，法藏精要至无上，乞求灌顶并加持；

（4）《藏语系佛教念诵集》云：“嗡”具五智慧，“嘛”遍一切慈，“呢”引导六众，“叭”息一切苦，“咪”梵众苦厄，“吽”聚诸功德。六字被加持，雪域众有’情，愿往解脱道。诸佛悉加持，最精密要藏，福利来源处，成就的根本，往生善趣阶，禁闭恶趣门”；

（5）西北民族大学多识教授云：六字大明咒象征“具足佛身，佛智的观世音关照”；

（6）云南社会科学院赵橹先生对“六字真言”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他研究认为：广泛流传于藏传佛教的“六字真言”，系直接由密教而来。“六字真言”原是在印度的一句祷祝词，被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继承下来，更为密教所吸取。作为密教的诵咒，辗转流播，其古意渐渐为人淡忘。知其然而莫解其所以然了。“六字真言”的首尾两字是虚词，中间两字是实词。梵文原意读为“嗡！嘛呢叭、咪，吽！”“嗡”、“吽”为虚词，在印度古文化中具有“神圣”和“吉祥”意思。“嘛呢”汉译“摩尼”，梵文原意为“宝珠”；“叭、咪”意为“红莲花”。由此，我们将“六宇真言”按梵文原意汉译为“神圣呵！红莲花上的宝珠，吉祥！”。他还认为藏传佛教文化中，不仅引进了印度密教的“六字真言”，同时也引进了密教的“红莲花上的宝珠”图案，其形象很生动，往往作为佛堂的壁画装饰。赵橹先生还对“红莲花上的宝珠”图案的造型，内容及象征意义作了独特的研究。足见“六字真言”涵纳藏传佛教义理之精髓。

藏传佛教徒常念六字真言，恰如内地佛教徒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在藏区“六字真言”成为藏传佛教使用率最高的诵咒，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念的地步。不少人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降生，又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离世。六字真言几乎伴随着广大信教僧俗的悠悠人生，在藏区你可到处见到六字真言的字迹，“六字真言”印于经幡，飘扬于高山峻岭，江河湖吽和牧帐刹顶。飘扬于高空，流淌于江河，还刻于石块摩崖，日积月累形成壮观的高原嘛呢石刻奇景，如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一处嘛呢石刻就有上亿之多。藏传佛教寺院的周围，佛堂佛殿的四周都有无数个里而装有“六字真言”的嘛呢轮，有些藏家门道两侧排列着嘛呢经轮，小到信徒们手拿的转经筒上刻的是六字真言，大到一间房子大小的转经轮上刻的也是六字真言。还有的书写在宽长的布条上，藏于经筒中。千百年来，藏族僧俗用此简短的真言，祈求幸福，驱逐烦恼，净化心灵。藏传佛教徒对六字真言尊崇之深厚，信仰之虔诚，确实非同寻常。若说六字真言是藏传佛教经典的根基，那么六字真言也是藏传佛教的徽章。在世人关注藏传佛教文化研究的今天，六字真言不单纯是人们祈求幸福的祷词，而有它更富魅力的文化内涵——那就是它凝聚着千百万僧俗群众的心，使他们自强不息，奋勇向前。

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

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

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本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分开的。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灵魂已经离开了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

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他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这就是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

藏传佛教法器类繁多，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这些法器大体可以分为礼敬、称赞、供养、持验、护魔、劝导六大类。袈裟、项珠、哈达等属于礼敬类；钟、鼓、骨笛、海螺、六弦琴、大号等属于称赞类；塔、坛城、八宝、七政、供台、华盖等属于供养类；念珠、木鱼、金刚杵、灌顶壶、嘎巴拉碗等属于持验类；护身佛、秘密符印等属于护魔类；刻有或者写有六字真言的玛尼轮、转经筒和幢、石等属于劝导类。每件法器都有其不同的宗教含义，有的法器兼有数种用途。

藏传佛教的僧职，在教内已形成一整套既严格又分门别类的选拔制度，它是维系藏传佛教寺院及僧团秩序、开展各类宗教活动的重要组织保障。其称谓众多，概括来说，大体上可分为封号性僧职称谓、学位性僧职称谓、戒律性僧职称谓和寺院组织中之僧职称谓。

封号性僧职称谓，是由历代中央王朝授封的一种僧职称谓，在藏传佛教诸多僧职称谓中最具声望。这类僧职起始于元朝，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后，封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洛哲坚赞为国师，授予玉印，领总制院事，统领天下释教；1269年，忽必烈又晋封八思巴为帝师，从而促使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正式形成。自此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对藏族地区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宝法王，是明朝对藏传佛教噶举派高僧活佛授予的僧职称谓。1406年，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德银协巴应明朝永乐皇帝之邀抵达南京，受到明成祖的盛情款待，并受封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简称“大宝法王”。这一封号遂成为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的专用尊号，沿袭至今，如第十七世噶玛巴活佛就是当今在世的“大宝法王”。

大慈法王，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授予的僧职称谓。1413年，作为宗喀巴大师大弟子之一的释迦耶希（又名绛钦曲杰）代宗喀巴进京应诏，受到明廷的盛大欢迎，于1415年被明成祖封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1429年，释迦耶希再次应邀进京，并在内地留住造寺传法，遂于1434年又被明宣宗皇帝封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简称“大慈法王”。

大乘法王，是明朝对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授予的僧职称谓。1413年，萨迦派高僧贡噶扎西（汉籍中称昆泽思巴）应明朝廷之邀抵达南京，被明成祖封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简称“大乘法王”。

大智法王，是明朝对藏东地区的藏传佛教高僧授予的僧职称谓。明朝永乐初年，朝廷邀请岷州地区的藏族高僧班丹扎西入朝，并让他在内地长期留住；明宣宗时被授予“净觉慈济大国师”；明英宗时晋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明代宗时再晋封为“大智法王”。

阐化王，是明朝对藏传佛教帕主噶举派高僧授予的僧职称谓。1406年，明成祖封当时任帕主噶举派主寺泽当寺第五位寺主扎巴坚赞为“阐化王”。

除了以上数位僧职较高的法王外，明朝政府授予的藏传佛教僧职称谓，可谓不胜枚举，诸如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教王以及西天佛子、灌顶国师、灌顶大国师等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清朝时期，清政府继续对藏传佛教高僧，特别对格鲁派大活佛授予至高无上的僧职头衔，比如达赖、班禅、章嘉和哲布尊丹巴等。由于这一时期授封的僧职称谓大都是藏传佛教界具有广泛影响并形成制度化的活佛系统，故准备另文专述。

学位性僧职称谓，在藏传佛教界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威望。因为这一僧职称谓是极少数僧侣经过长期的清苦修学而获得的一种宗教学衔，它能够显示各自在佛学知识领域具有颇高的专业水准和身份。这一宗教学衔在藏语中总称为“格西”（汉文意译为“善知识”）。“格西”中又有不同级别的具体称谓，诸如“拉然巴”、“措然巴”、“林赛巴”、“多然巴”、“阿然巴”、“曼然巴”、“噶然巴”等。

拉然巴格西，是藏传佛教格西中级别最高的学衔，也是藏传佛教显宗中最高的学位。每位申请拉然巴格西学位的考僧，必须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的祈愿大法会期间，通过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高僧提出的佛学疑难问题的答辩，并得到认可才能获取这一宗教学衔。

措然巴格西，是仅次于“拉然巴”的一种格西学位。每位考僧只有通过拉萨小昭寺举行的大法会，并在拉萨三大寺众高僧前答辩佛教经律论取胜，才能获得这一宗教学衔。

林赛格西，该学衔排在措然巴格西之后，是某位学僧在拉萨三大寺中的任何一寺内通过答辩佛教经论而考取的一种格西学位。多然巴格西，是某位学僧在各大寺院大经堂门前的石阶上举行的法会上通过答辩佛教经论而获取的一种格西学位，排在林赛格西之后。凡是具备条件的各大寺院均可授予多然巴格西的宗教学衔。

除了上述四种不同级别的格西学位之外，还有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格西学位，比如，阿然巴、曼然巴等。

阿然巴格西，是某位学僧在各大寺院的密宗学院中通过对密宗理论的研习以及实践修炼而获得的一种格西学位。一般而言，进入密宗学院修学的条件比较严格，其学僧必须先经过在闻思学院研读藏传佛教五部大论的阶段，并在此获得毕业后才有可能升入密宗学院深造；最好是取得上述格西学位中的任何一项后，被选派或推荐到密宗学院研修，最后取得阿然巴格西的学衔。阿然巴格西的学衔也有等级差别，如在拉萨上、下密宗学院中取得的阿然巴格西学位，是至高无上、最为权威的密宗格西的头衔。

曼然巴格西，是某位学僧在藏传佛教各大寺院医学院长期研习藏医药学而获得的一种格西学位或藏医学位。由于医学院所学理论知识极为广泛深入，而且还要经常进行在野外采药等实践，故其研习时间相对较长。另外，藏传佛教寺院中还有“噶然巴”、“然绛巴”等级别较低的宗教学衔，在此不一一赘述。

戒律性称谓，藏传佛教同其它佛教流派基本相一致。比如，藏传佛教中的戒律性称谓，大体上可分为七类：即格聂、格聂玛、格策、格策玛、格隆、格隆玛和格罗玛。

格聂，即居士，又名“近事男”，是受皈并守护居士五戒而可居留俗家的男性，也就是指在家行持佛法的佛教徒。其梵文音译为优婆塞或邬婆索迦。居士中又可分为六种：即归依居士、一戒居士、数戒居士、多戒居士、圆戒居士和梵行居士。

格聂玛，即女居士，又名“近事女”，是受皈并守护居士五戒而可居留俗家的女子，也就是指在家行持佛法的女佛教徒。其梵文音译为优婆夷或邬婆斯迦。

格策，即沙弥，又名“勤策男”、“劳策”、“求寂”等，是出家并守护沙弥十戒（又说为三十六戒）的僧侣。其梵文音译为室罗摩尼罗。

格策玛，即沙弥尼，又名“勤策女”、“求寂女”，是出家并守护沙弥十戒的出家女性或尼僧。　格隆，即比丘，又名“净乞食”、“乞士”，是受持《毗奈耶经》中所述二百五十三条戒律的僧侣。其梵文音译为比丘或苾刍。比丘僧在广大藏传佛教信徒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格隆玛，即比丘尼，又名“女乞善”、“乞净食女”，是具足受持三百六十四条戒律的出家女性或尼僧。她们在藏传佛教界也具有较高的威信。

格罗玛，即正学女或正学尼僧，是专为出家尼僧受持的介于沙弥尼戒与比丘尼戒之间的一种戒律。一般受持此戒二年后就有资格受持比丘尼戒。其梵文音译为“式叉摩那”。

延伸：格鲁派作为藏传佛教中势力最大、影响面最广的宗派，它在寺院中建立起来的健全而完善的机构体制和僧职制度，对其它宗派产生了巨大影响，且各个宗派纷纷参照推行格鲁派的寺院制度，从而使藏传佛教寺院中的僧职设置在大体上趋于一致。为此，在这里主要以格鲁派为例介绍藏传佛教寺院中的僧职称谓。

格鲁派大型寺院中的僧职主要有“赤巴”、“措钦夏奥”、“措钦翁则”、“措钦吉瓦”、“堪布”、“格贵”、“翁则”、“郭聂”等。

赤巴，即“法台”或“总法台”，其宝座设在各大寺院的大经堂内。大经堂是藏传佛教寺院中的最高权力机构，重大宗教活动就在大经堂举行。“赤巴”，就是掌管全寺一切宗教活动或事务的负责人，在全寺主要札仓（学院）堪布中推荐具有渊博佛学知识、德高望重的高僧来担任。如著名的“甘丹赤巴”就是继席格鲁派祖寺甘丹寺宗喀巴大师法统宝座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僧职称谓，它是藏传佛教第一赤巴。“赤巴”这一职位的任期依各个寺院的情况而各异。值得提出的是，在历史上不少寺院的赤巴由寺主活佛来兼任。比如，第一世至第五世达赖喇嘛曾任哲蚌寺赤巴；历代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活佛常任该寺赤巴，如此等等。

措钦夏奥，这一僧职在各大寺院中扮演司法官的角色，负责全寺僧纪纠察工作，也就是执行寺院里规定的各项清规戒律的高级僧官。

措钦翁则，这一僧职可以说是寺院里的教务长，主要负责管理各大寺院大经堂内举行的各类宗教活动。比如，从经常性的诵经等宗教活动到举办大型宗教仪轨，均由“措钦翁则”来领导。由于措钦翁则时常在大经堂内领诵经文，故又俗称“领诵师”、“举腔师”等。

措钦吉瓦，任这一僧职的僧侣在各大寺院内充当大管家的角色，主要负责管理全寺的财物或后勤工作，堪称寺院中的后勤部长。

堪布，又名师傅、大师、亲教师等，梵文音译为“邬波驮那”。担任这一僧职的高僧是藏传佛教各个寺院或大型寺院中各个札仓（学院）的权威主持人，相当于汉传佛教寺院中的方丈。由于担任堪布这一僧职应具备渊博的佛学知识，因而必须是寺院或札仓中最有学问的德高望重的高僧，故在藏传佛教寺院中担任堪布这一僧职的僧人大都是获得格西学位的高僧大德。

格贵，主要掌管各个寺院或札仓僧众的名册和纪律。所以又名为纠察僧官、掌堂师。实际上，格贵是负责维持僧团清规戒律的寺院执事，历史上藏传佛教各大寺院的纠察僧官巡视僧纪时，常随身携带铁杖，故有“铁棒喇嘛”之俗称。格贵的职责与上述“措钦夏奥”基本相同。

郭聂，是掌管各个寺院或札仓中一切财物的僧官称谓。因而又被称为寺院管理员、札仓管家。郭聂的工作性质类同于上述“措钦吉瓦”。

2014年4月3日，2014年度藏传佛教格西拉让巴学位立宗活动暨颁证仪式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主殿前举行。来自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扎什伦布寺、强巴林寺等寺庙的10名获得了立宗资格的僧人，正式参加了当天的立宗答辩活动。格西拉让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人修学显宗的最高学位，是每一位藏传佛教学经僧人的最高目标。据悉，2014年的立宗活动，是继2004年恢复开展藏传佛教学经僧人考核晋升格西拉让巴学位工作以来的第十次活动。

活佛，是藏传佛教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青藏高原这块神奇的雪域之地培育出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在世界宗教舞台上独树一帜。时至今日，各宗派的“活佛”依然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宗教神职人员，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广大信教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

至于其称谓，汉族人习称“活佛”，其实是不大准确的，应译称“转世尊者”。在藏语中，“活佛”则有多种不同的尊称，其中最为常用的有“珠古”、“喇嘛”、“阿拉”、“仁波切”等。下面就这些常用的活佛称谓作一简释。

“珠古”，是藏文（sprul—sku）的音译，意为“化身”，这是根据大乘佛教法身、报身、化身三身之说而命名的。藏传佛教认为，法身不显，报身时隐时显，而化身则随机显现。所以，一个有成就的正觉者，在他活着的时候，在各地“利济众生”；当他圆寂后，可以有若干个“化身”。换句话说，在这种佛教理论的指导下，藏传佛教对于十地菩萨为普渡众生而变现之色身，最终在人间找到了依托之物，即“转生或转世之活佛”。故“珠古”（即化身）是多种称谓中最能表达“活佛”所蕴含的深奥义理和精神境界的唯一准确、全面的称谓，因而是“活佛”的正统称谓。

“喇嘛”，是藏文（bla—ma）的音译，该词最初是从梵文（gu—ru，固茹）两字义译过来的，其本意为“上师”；然而在藏文中还含有“至高无上者或至尊导师”的意义。因此，后来随着活佛制度的形成，“喇嘛”这一尊称又逐渐成为“活佛”的另一重要称谓，以表示活佛是引导信徒走向成佛之道的“导师”或“上师”。

“阿卡”，是藏文（A—lags）的音译，该词在字面上看，没有实际的意义，是一种表达恭敬的语气词；自从成为“活佛”的别称之后，该词就有了实际的意思。在不少藏族地区尤其是安多藏区以“阿卡”一词来尊称活佛，并成为活佛的专用名称，从而完全代替了活佛的另外两种重要称谓，即“珠古”和“喇嘛”。因此，“阿卡”一词已蕴含一种引导信众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殊胜意义。

“仁波切”，是藏文（rin—po—che）的音译，意指“珍宝”或“宝贝”。这是广大藏族信教群众对活佛敬赠的最亲切、最为推崇的一种尊称。广大藏族信徒在拜见或谈论某活佛时，一般称“仁波切”，而不呼活佛系统称号，更不直接叫其名字。在活佛的多种称谓中，“仁波切”是唯一普遍使用的一种称呼。

关于活佛的转世制度，发端于十二世纪初。公元1193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意指圣识三时，三时即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师，临终时口嘱他将转世，后人遵循大师遗言寻找并认定转世灵童，从而开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之先河。此后，活佛转世这一新生的宗教制度相续被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普遍采纳，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于活佛转世灵童的寻找、认定、教育等一整套严格而系统的制度。使活佛世系像雨后春笋般地在青藏高原出现。据估计，整个藏传佛教活佛的总数可达近万人。

在此值得提出的是，在藏传佛教各宗派中分别产生了不同的各类活佛系统，而且每个活佛系统的称谓各有自己特殊的因缘和象征意义。这里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活佛系统的称谓作简要剖析。

噶玛巴活佛系统的称谓，是以自己所属宗派的名称命名的，即取自噶玛噶举派的“噶玛”（ka—rma）一词。追本溯源，该宗派的名称得自祖寺的寺名，而祖寺的名称来自某一地名。公元1157年，都松钦巴在昌都类乌齐附近的噶玛地方创建一座寺院，随即取名为噶玛拉顶寺（或称噶玛丹萨寺）。他以该寺作为道场，大力宣讲噶举派教法以及自己的佛学观点，遂形成噶举派中最具活力的一支派别，并以噶玛拉顶寺的寺名作为该派的名称。后来噶玛噶举派中产生藏传佛教史上第一位转世活佛，亦以宗派的名称命名；当噶玛噶举派中形成二大活佛系统时，仍然称“噶玛巴”，即分别称“噶玛巴·黑帽系”和“噶玛巴·红帽系”，其中红帽系活佛转世至第十世时被迫中断；而黑帽系活佛一直沿袭下来，至今已转世至第17世，即第17世噶玛巴，现与达赖喇嘛同在印度达然撒拉。总之，噶玛巴活佛是藏传佛教史上历史最悠久、转世最多的一大活佛系统。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格鲁派活佛系统的称谓，是历代中央王朝授封的。公元1578年，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与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会面，互赠尊号。阿拉坦汗赠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喇嘛”，阿拉坦汗后报明朝，经明庭册封得以确立。其中“瓦齐尔达喇”是梵文Vajra—dhra的音译，意为执金刚；“达赖”是蒙文音译，意为“大海”；喇嘛是藏文音译，意为“上师”。这就是达赖喇嘛活佛系统称谓的最初由来。公元1653年，清朝顺治帝又授封第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达赖喇嘛这一活佛系统的称谓才被确定下来，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二大活佛系统之一的尊号。达赖喇嘛（ta—la—Bla—ma）被藏传佛教认定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现已转世至第14世达赖。

班禅额尔德尼（Pan—chen—Aer—Te—ni），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二大活佛系统之一，被认为是无量光佛的化身。公元1645年，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向第四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赠以“班禅博克多”尊号。尊号中的“班”字是梵文“班知达”的缩写，意为通晓“五明学”的学者；“禅”字是藏文“禅波”的缩写，意为“大”或“大师”；“博克多”是蒙语，意为“睿知英武的人物”。从此班禅成为这一活佛系统的称谓。公元1713年，清朝康熙帝又授封第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满文，意为“宝”。之后，班禅额尔德尼这一称谓被确定下来，当然，有时仍简称“班禅”。现班禅额尔德尼活佛系统已转世至第11世。其驻锡地为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

帕巴拉活佛（Vphags—pa—lha）系统的称谓，是以印度佛教史上著名的圣天大师的名字命名的。藏文“帕巴拉”是“圣天”的意译。历代帕巴拉活佛的驻锡地为昌都强巴林寺，现已转世第11世帕巴拉活佛。

嘉木样活佛系统的称谓，是以创建甘肃拉卜楞寺高僧的尊号命名的。因为这位博学的高僧成为第一世嘉木样活佛，其全称在藏文中写作“Vjam—dbyngs—bzhad—pa”（嘉木样协巴），意为“文殊”，从而不难理解，嘉木样活佛系统是文殊菩萨的化身。现转世至第6世嘉木样活佛，驻锡地为拉卜楞寺。

贡唐活佛（gung—thang）系统的称谓，是以贡唐寺的名称命名的。第一世贡唐活佛的晚年是在西藏贡唐寺度过，并在该寺开始成为转世活佛，所以贡唐活佛与贡唐寺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从第二世贡唐活佛开始迎请到拉卜楞寺驻锡，故历代贡唐活佛的驻锡地为拉卜楞寺，而不是西藏的贡唐寺。现已转世至第六世贡唐活佛。

此外，还有其它许多活佛系统，诸如章嘉活佛（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夏茸尕布活佛、热振活佛（热振呼图克图）、多杰札活佛、夏日东活佛、策墨林活佛、第穆活佛（第穆呼图克图）、司徒活佛（八邦寺司徒）、降阳钦则活佛、土观活佛（土观呼图克图）、智合仓活佛、卓仓居巴仓活佛、卓仓曼巴仓活佛、悟嘉活佛、红帽系活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