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柯三(1882～1950) ，山东邹城人。北京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毕业。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任内阁中书。1911年7月，任盐政院北监厅川、滇科总核。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1914年9月，任甘肃财政厅秘书兼第一科科长；后改任总务科科长。1916年1月，任甘肃省省城征收局局长，7月辞职回北京仍任国会参议院议员，同年9月任山东济南道道尹兼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后任山东防疫总所总办，山东管理敌国人民财产事务分局局长。1920年9月，任厦门关监督兼厦门交涉员。

唐柯三（1882-1950）名仰槐，字柯三，回族，山东邹城市人。1904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为清附贡生。1906年起历任内阁中书督办盐政处川滇盐务委员，参加筹建中国回教俱进会并当选为委员。同年在家乡创办邹县唐氏私立回民小学。1914年任甘肃省税务局长，1916年-1924年历任外交部派山东交涉员，山东防疫总所总办、山东管理敌国人民财产事务局长、厦门海关总监、山东省路政局总办、济南西区道尹等职。

1925年5月24日与马松亭、法镜轩、穆华亭等在济南穆家车门清真寺创办私立成达师范学校，任校长18年。

1929年创办《月华》出版社，任社长。并参加创建福德图书馆。

是成达师范学校的决策人，制定了培训阿汉两通新型宗教人才的“三长”教育方针。成为中国近代回族教育史上的典范。为民族、为宗教培养了大批有用的人才。

1930年出任南京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直隶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总务处长，兼参谋本部边务处专门委员。1931年-1932年任国民政府调查康藏事宜专员赴西藏解决大白事件。著有《赴康藏日记》。1932年-1937年任蒙古会议秘书长、行政院新疆建设设计委员会委员，康藏委员会委员。

1938年与王曾善、时子周、王静斋等创办“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当选为驻会副理事长。组织领导中国回民抗日救国运动。在他主持会务期间派出了“甘宁青抗日救国宣传团”、“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法鲁克中国留埃及学生朝觐团”宣传抗日救国。

1950年归真于南京净觉寺，终年68岁。

一千多年前，伊斯兰教经水、陆两路传入中国。陆路自新疆经青海、甘肃到中原，即著名的丝绸之路，水路是当年阿拉伯商船经广州北上至号称天下第一大港的泉州。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他所著《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记载了当年泉州的盛况，描述了著名麒麟寺，三贤四贤墓和泉州伊斯兰教状况。

然而，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压迫深重，明、清以来，泉州及闽南等地伊斯兰教的发展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不少回族群众民族与宗教意识日渐淡薄，甚至到了衰亡的边缘。另一方面中世纪以来欧洲工业不断发展，阿拉伯人以往在海上的商业权威逐步丧失，由葡萄牙人取代，泉州伊斯兰教失去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联系，加上阿訇后继无人，宣传无力，久而久之，动摇了信仰。改变了原有的生活习惯，逐步汉化。

虽然这样，当地回族群众念祖之情仍深存心头，每每只要一有外力的推动，伊斯兰的星星之火便重新燃起。特别从清朝嘉庆年间到民国这段历史时期，泉州的伊斯兰教发展经过了三次较大的反复，时而振兴，时而衰落。也造就和产生了和这段历史相关的三位回族著名人物。他们是：

一、清嘉庆年间驻闽南陆军马提督（四川人回族）

二、清同治年间福建陆军提督江常贵（四川人回族）

三、民国年间回族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成达师范学校校长、曾任厦门海关监督的唐柯三。

三位前辈中，对泉州及闽南伊斯兰发展影响最大、成绩最显著、时间最长的，当属唐柯三先生和他所培养的成达师范学校的张玉光阿訇。

唐柯三先生1919年受命厦门海关总监，来到闽南，看到泉州、厦门两地伊斯兰教日渐衰落的状况，心中十分着急和伤感，见当地回族群众，只知道祖上是回回、不吃猪肉，其它信仰与婚葬习俗都已汉化，与汉族无区别，又看到两地清真寺损坏严重，多年没有主麻成立，也无阿訇宣教。作为一名虔诚的伊斯兰信仰者他深感自己到闽南除任职公务以外，复兴闽南伊斯兰教也是自己当仁不让的责任。决心为振兴闽南伊斯兰教奋斗一番。

经过一段时间的明查暗访，他发现泉州、厦门两地伊斯兰教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作为回族群众宗教，文化、教育活动中心的两地清真寺长年没有得力的阿訇人选，导致宣传和组织工作不力，年复一年致使普通回族群众头脑中民族与宗教意识淡漠。为什么清真寺请不起也留不住阿訇呢？原来当地回族群众较少，又多为贫苦人家，捐资困难。另一方面各清真寺没有相应的房地产，寺中经济来源无保障，请不起留不住阿訇也就很自然了。清嘉庆年间以来，虽有马提督、江提督二位热心宗教事业官员，为振兴伊斯兰教做了些工作，如修大殿、修讲堂，派提督府阿訇住寺等，使闽南伊斯兰教一度复兴。但因二位提督在任时间短，所做努力大都只顾眼前；没有考虑伊斯兰教在当地的长远发展，也未为清真寺的生存创造条件。所以形成提督在教兴一时，人去则势衰的状况。

了解了情况，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唐柯三先生借鉴各地伊斯兰教发展的经验，决心尽最大努力，从重新组织规划两地清真寺建设布局入手，振兴推动泉州、厦门两地伊斯兰教的发展。他知道，除了修复大殿、讲堂、水房等等基本设施外，还要为每个寺购制一定数量的房地产。才能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才能请得起留得住阿訇。阿訇安心了，才能尽全力为宗教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伊斯兰知识的普及工作做好了，闽南伊斯兰教的振兴才会有希望。

唐先生素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志向。早年在甘肃、山东等地任职时都对当地回族文化教育事业多有贡献。今天，也决心为振兴闽南伊斯兰教做一次拼搏努力。一方面他自己捐资对泉州、厦门两地清真寺进行修缮。另一方面看到两地寺中均无阿訇，传经布道无人，在公务之余他经常往返两地召集回民群众开会座谈。亲自讲解伊斯兰教常识，穆圣传教的艰难，介绍泉州地区伊斯兰教发展历史，使群众逐步明了回族与伊斯兰教之间血缘关系。在他的宣传鼓动下，不少人逐步回到寺中参加主麻聚礼。遇有婚丧之事，教之以伊斯兰习俗。在他的开导善诱之下，当地黄乡老和郭乡老等念经人后代积极为寺里服务，不久泉州寺聘请了江苏的许昆山阿訇为教长，使清真寺又成为当地回族群众宗教与文化活动中心。

唐先生吸取江、马二督兴教之教训，立意为两地清真寺置购一定数量的房地产。作为清真寺长期经费来源。他利用任职厦门海关监督的地位和影响，动员福建沿海口岸从事盐务活动回族商人捐资助寺，筹得大洋二千元左右。正当唐柯三先生准备用这笔款项为两地购房地产时，政府一纸调令到来，他北上改任济南道尹。临行前嘱咐众人将捐款用于为两地清真寺购置房地产，使两地寺根基巩固以利发展。然而唐先生走后乡老们在款项分配上产生分歧，无法实现他的初衷，泉州寺仅分得几百元，故清真寺自养问题没能得到根本解决，厦门清真寺得款较多置购了一定数量房地产。形成比较稳固经济基础。使伊斯兰教能在当地维持下去，对唐柯三先生这段贡献，厦门清真寺原有重修清真寺碑记一方，碑文记载如下：

《重修清真寺碑记》

邹县唐柯三先生来厦督办海关，见厦门清真寺（房）屋腐朽，教道衰微，提倡募捐，举马立贤、常福绵、马良其赴上海、南京劝捐，得洋二千有奇，修葺厦门泉州寺屋二座，买置城内店、屋二座，连旧屋店共六座为永久公业。其屋税为厦寺常费，不准自行典卖。如有盗卖，凡是回教人，皆有共管之权，……特立此碑，俾垂永久照行云尔。

发起人马立贤、哈玉峰等17人。

以上足见唐柯三先生虽在闽南时间不长，但为当地伊斯兰教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唐柯三先生任济南道尹后仍不忘泉州伊斯兰教的发展，民国13年6月曾托人给泉州清真寺送去亲书对联一副。

上联“清真乃吾教所宗，畏天命畏圣言，应共守先贤训诲”。

下联“孝弟是人伦之本，爱国家爱团体，当更具民族精神”。民国十三年六月中浣谷旦。山东济南道尹前任厦门关监督唐柯三敬书。

民国十一年和民国十三年，唐柯三又先后给厦门清真寺赠匾二块分别是：“认主独一”和“三畏四箴”。

可惜，这些珍贵文物在文革中被毁。

唐柯三对闽南伊斯兰教关注之情犹然可见。当年，由于当地回族群众汉文较差，没有人去信向唐柯三先生介绍泉州清真寺的情况。先生也就无法继续为发展当地伊斯兰教做更多的工作。

泉州清真寺一坊回族群众，在唐先生北上初期，还能谨守民族宗教习惯，请阿訇、礼主麻，但由于宣传教育工作跟不上，乡老们之间对所请阿訇有意见时，就对出面请阿訇的人有所埋怨，时间长了，形成无人愿出面请阿訇的局面，无形造成信仰衰退，到1935年止，已有近十年之久没有主麻聚礼了，形势十分严峻。1935年秋，河北乡老刘世昌先生到泉州，为天津白敬宇眼药店办代销店，看到寺中冷落情形，心中着急，便找到附近两位热心宗教的乡老商议解决办法，他出主意说：“我来泉州前，听说唐柯三先生在南京蒙藏委员会任职，并主持回民教育促进会，专门办理回民教育事业，不如请唐先生派一名阿訇来泉州，如来者品学兼优，能使教门发展，正合众人所望。如果能力差，则谁也不会受指责。”乡老们都说：“这办法不错。”就请刘先生代笔去信。

1936年1月，唐柯三先生收到来信，十分高兴，决心为泉州聘一阿汉两通的好阿訇。这年，正值成达师范学校研究班第一班学生毕业，就立即与马松亭阿訇联系，决定选派研究班高材生，山东曹县候集人张玉光阿訇（1898—1941）去泉州任职。张玉光阿訇出身贫苦伊斯兰世家，自幼在家乡侯集清真寺投马提怀阿訇门下苦读经书，青年时期挂幛，在侯集东关任阿訇5年，宣教经验丰富，又能吃苦耐劳。后考入成达师范学校阿訇研究班，接受系统中阿文教育，知识更加成熟，是较合适的人选。到泉州清真寺主持教务，定能完成前人未竞之事业。

张玉光出发之前，学校为他举行了欢送会，唐校长亲自发给他路费并赠对联以示鼓励，还写信介绍他经过上海时，到浙江路清真寺找哈德成阿訇帮助安排食宿。在上海，他受到哈德成阿訇和各界乡老热情接待，并且邀请他在浙江路和小沙渡两清真寺分别进行演说，受到热烈欢迎和称赞。李伍阿訇被成达师范关心闽南伊斯兰教发展深深感动，当场表示，他愿出资三个月的食宿路费资助泉州聘请阿訇。哈德成阿訇也向他介绍了闽南伊斯兰教的现状，告诉他要有面对困难的心理准备，使他深受感动。

不久，张玉光阿訇来到泉州，然而眼前清真寺破烂程度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各处垃圾成堆，大殿如孤岛被包围其中。几乎找不到一块能坐的地方，讲堂及大殿尘土很厚，面对这一切，心中不免有点冲动，思量道：即请阿訇为什么没有人进行整顿清扫？见前来观看的都是妇女和儿童，加上语言不通，心中感到十分为难，又怕辜负了唐校长等人的期望，只好硬着头皮进寺。后来，见到写信的刘世昌先生，才知道他发信以后并没有通知当地回族群众，所以没派人整理，希望张阿訇能谅解。

第二天，张玉光便和刘先生亲自带头整理清真寺的环境卫生，在他们代动下，寺周围十几户回族老小，一起动手，不到三天清除了所有的垃圾，清扫了大殿、讲堂和水房，清真寺以全新的面貌迎来了近十年后的第一个主麻，看着一身汗水的张玉光，大家都说：“唐监督派来的阿訇就是不一样”。劳动拉近了阿訇与群众的关系。张玉光还利用各种机会和乡老们交谈，向他们学习闽南方言，了解到了自唐校长走后，清真寺开始还有阿訇，后来阿訇一个一个都走了，没有人礼主麻已近十年了。加上附近回族少，婚嫁所娶妇女多为汉族，虽然大都随回族，但也只知不吃猪肉，其它习俗没有阿訇教化，仍为汉族习惯，孩子们的教育更无从谈起。一些老年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却无力改变现状。了解到这些，张玉光深感泉州宣教工作的艰难，才体会到哈德成阿訇谈话的深刻含意。

经过认真思考，张玉光知道，要复兴泉州伊斯兰教决非一朝一夕的事，要有计划分步骤地逐步深入，还要做到一步一个脚印才行，他决定；先整皮毛，后输精神。在整顿环境基础上，开办主麻，作为宣教与联络感情的基础，同时，亲书宣传标语张贴在清真寺和寺周围，每周出一期墙板，使广大回族群众随时能受到教育。不久，又开办夜校，一方面讲解伊斯兰教基本常识，一方面学习汉文化，帮助群众提高认识，恢复信仰。有时也介绍一些其它地区回族的情况开阔眼界。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十个月的努力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不但礼主麻的人增多了，斋月清真寺周围十几户回民中封斋的就有十多个人。更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出现：泉州有一位姓黄的乡老，全家汉化已达七年之久，虽不断有人对他劝解，但都没有效果，张玉兴阿訇到泉州后，几次家访，使他深受感动，今年斋月全家十几口人自动恢复信

仰。开斋节那天，还请寺周围全体乡老和阿訇一起到他家开斋，成为当时街头巷尾的一段佳话，足见张阿訇宣教成绩斐然。在做好宣教工作之余，张阿訇还根据唐校长的指示，注意泉州伊斯兰文物收集整理工作。他将清真寺大殿四墙上刻制的《古兰经》艺术大字，拓片寄给《月华》主编赵振武先生，刊登在《月华》报上，不但扩大了泉州清真寺知名度，也为史学界研究泉州伊斯兰教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在取得上述成绩基础上，为进一步巩固回族群众的信仰，并能一代一代传下去，张玉光借鉴成达的办学思想和经验，决心在泉州开办民族教育，培养人才。办教育首先要解决办学经费问题，泉州回族大都为贫苦民众，筹集资金困难。寺中唯一收入是当地宰牛公司租用寺产每月租金二十元，这项收入也因当地政府要大幅增加税收，而无法长期保证，虽然商会与地方政府几度协商，仍得不到解决。无奈之中，宰牛公司找到张玉光阿訇请他帮忙。并称：“如能帮助解决这个难题，公司愿每月补助清真寺五十元。”张玉光听了觉得这是一次筹资的机会。每月有了这50元，泉州教育可兴。就对宰牛公司说：“我试试看”。

第二天，张玉光带上各种公文，暂别了乡老赴南京找唐柯三校长寻求解决办法。唐柯三先生听了他的汇报，肯定了他这一年的成绩，又称赞他：“教育兴教的思路对、有思想”。对宰牛公司面临的问题唐先生说：“你放心，我一定设法解决”。他立即给在南京的王增善先生和孙绳武先生打电话通报这个情况，约他们一起商量，起草文件，呈请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发电泉州政府取消增加宰牛公司税收决定。

不久，张玉光带着圆满的结果回到泉州。从此，张玉光在泉州名声大振。后来又在唐校长帮助下，到各地募集大洋四百元。用这笔款子，依南山墙盖三间式二层小楼一座，使学校教室和教师宿舍充足，再用每月收入的50元聘请教师两名暂招收一班学生，开创了泉州回族民族教育的先河。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柯三等人在武汉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当选驻会副理事长主持工作，各地纷纷成立分会。1939年，福建省成立了《中国回族救国协会福建分会》，唐柯三任命张玉光阿訇为分会干事长，并增派成达师范毕业生金德宝为总会住闽干事，协助张玉光开展工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不但动员闽南地区回族群众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更使当地回族群众重新找回了本民族的信仰与情感。要使陈埭，白奇等地回族群众也认祖归宗。

在这些成绩的基础上，他们根据唐柯三先生的指示：深入民间，挖掘回族家族家谱史料，为此，他们多次深入各地区不断寻访，终于在福建德化找到了被中外史学界关注的蒲寿庚家族的传人蒲振宗先生。在蒲先生帮助下，顺藤摸瓜，找到了中外史学家寻找多年的蒲寿庚家谱。并撰写了《报告发现蒲寿庚家谱经过》论文，受到唐柯三先生高度重视，把论文分别刊登在《月华》12卷第1—3期和《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二卷第一期上。引起了中外史学界轰动和重视。

为了使闽南伊斯兰教后继有人，经唐柯三校长和马松亭阿訇同意，张玉光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闽建分会》名义在福建各地调拨了，丁金顺、丁金河、丁金克、丁金宏等15位优秀回族青年到桂林成达师范学校学习。也正是这批学生四十年后，在泉州、陈埭等地恢复宗教活动，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的过程中，站在前沿顶住了来自各方面“左”的思潮压力和影响。成为福建省、泉州市恢复伊斯兰教活动中坚力量，沿着唐柯三先生、张玉光阿訇的未竟事业继续前进。张玉光阿訇1941年因积劳成疾归真在闽南，终年4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