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子周（1879-1967）字作新、子周，天津人，回族。生于1879年（清光绪五年）。毕业于保定大学堂，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后随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时，任《华北新闻》《新民意报》等主笔，倡导抗日。1928年任中国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常务委员。此后在天津创办市立师范。1935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24日任宁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次年6月10日调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40年7月13日任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分校主任。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国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1946年任天津市参议会议长。同年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去台湾后，仍为“国民大会”代表。1950年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后又被聘为中国国民党第七、八、九届中央评议委员，并被选为“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1967年9月29日病逝于台北。著有《伊斯兰教教义五十讲》，译有《国语古兰经》。

时子周，又名作新，天津人，回民。父名时震一，母刘氏。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十九日。他上有兄、姐各一人，兄年仅十岁夭折。世居城西北角文昌宫西。

天津西头一带，是回民聚居之地，大多数回民以经营小本生意为生，属于劳动阶层，但时的父亲却是一碌碌无名的读书人，略有薄产，并曾在一家鞋店当记帐先生。时父为增加收入、补助生活，将文昌宫西自己住房临街的一面，改为门面房出租。时子周就出生于这样生活环境的一个回民家庭。

时子周的元配夫人穆吉平，也是回民，生有二子四女。穆氏因产后病去世，时子周续娶丁允贞。她是回民名医并曾主编《竹园白话报》的丁子良老先生之女，生四子二女。时子周的亲朋，多系回民中的上层文墨人士。

时子周幼年就学于私塾，后考入清末保定优级师范学堂毕业。他与天津闻人严范孙翰林为近邻，曾在严氏家塾教物理、算术、几何、代数等，与张伯苓共事。1904年，严氏家塾扩充，改为敬业中学，这就是后来南开中学的前身，时子周也随着张伯苓进入南开任教。时在任教期间，积极参加校内及社会上各种活动，也曾活跃于学校庆祝活动的戏剧排演工作。南开新剧团，成立于清末，早期演员就是时子周、马千里、周绍西、祜辰、尹勋洵、伉乃如等，后又有周恩来、马骏和万家宝等。当时曾演过《一念差》、《一元钱》、《仇大娘》、《新少年》、《新村正》等剧。时的另一项突出活动，就是组织学生练习演讲。后来南开学校的演说竞赛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由施奎龄及周恩来分任正副会长。时子周善于演讲，口齿清楚，能吸引听众，他除在校内作示范演说外，且常参加学校组织的讲演团，到城厢附近和四乡各村镇，做启发民智的讲演。他所演讲的内容，能深入人心，收到良好的效果。

当1919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政府统治的五四运动爆发后，风潮很快席卷全国。天津地近京畿，各校师生和革命知识青年，立即热烈响应，组织了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各界联合会和国民大会等一系列爱国团体，分头活动，领导天津各界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运动。时子周以回教团体代表身份参加了天津各界联合会，被推为评议员，又经各界联合会的推举，参加国民大会为一委员。在几次示威游行大会上，他担任讲演，针对当时巴黎和会和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等问题，以其清楚的口齿，慷慨陈词，激动人心。后天津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天津市各界联合会为了劝导部分奸商别再卖日本货。组织了“跪哭团”。时子周在这个爱国行动中，积极率领跪哭团团员们，穿戴着白布的孝袍、孝帽，每人手里还拿着“哭丧棒”，去到唯利是图、偷卖日本货的奸商门前，如丧考妣地痛哭流涕，进行劝导，直到那个商号把藏匿的日本货拿出来，表示不再售卖为止。这种行动，对当时抵制日货很生效。

由于东门里魁发成洋广杂货铺勾引日本人殴打检查日货的学生，酿成一场风潮，1920年1月24日天津各界代表被拘，1月29日省公署辕门前请愿学生被殴及被捕。时子周就是在1月24日被保安队点名捕去的。捕后与周恩来、马骏、马千里等一同被押在天津警察厅两个半月，从4月7日解送天津地方检察厅，又经过三个多月的所谓“侦查”，最后经过“审判”，于7月17日被判以“私擅监禁罪”(指东门里魁发成洋广杂货铺伙友裴潭溪被带到国民大会事)处五等有期徒刑二个月。因其未决期内羁押日数已超过所判的刑期。按照折抵办法。当庭即被释放。

在“五四”运动中，南开学校当局及老师、学生彼此之间在政治上产生分歧。学校秉承主管教育当局的意旨，尽力劝阻师生参加罢课游行，并曾开革了一些学生，解聘了几位教师。时子周因参加运动而被捕，也与某些人产生芥蒂，因之在出狱后就不能不离开南开中学。同时离开南开的还有马千里、沈玉书等。

时子周在“五四”运动中被捕后，镇压学生运动的元凶。警察厅长杨以德就曾对他进行拉拢。在“五四”运动平息后，杨以德又以高官厚禄来收买时子周，推荐他当上了天津工巡拥务处处长。时子周出任工巡捐务处处长，并没有个人可靠的“班底”于是把以前参加过抵制日货的“跪哭团”的几个人全拉进了捐务处。时子周在捐务处工作得很不顺利，既无经验又不善于用人，所以不久即辞职而去。

时子周辞去工巡捐务处职务后，依然故我，仍过着书生的平淡生活。

不久，国民革命军北伐，打下了江西，并节节向江浙进逼。当时南京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所割据，处在南京一带的许多北方人，害怕北伐军来了以后对个人不利，因而纷纷跑回天津。当时时子周与国民党毫无渊源，也跑回天津。正巧私立河东中学闹内哄，校长李荣培(少轩)与教务主任康辅德(牖民)有矛盾，教职员和学生都分成“李派”与“康派”，最后康辅德带走一部分教员和学生，在河北另成立一处河北中学。自任校长，致使河东中学的教务主任虚悬无人。时子周通过李荣培的关系，一度就任了河东中学的教务主任，兼教英文、公民两门课。时子周在“五四”前曾担任南开中学的教务主任，这时他把南开的办学经验施展到河东中学来，驾轻就熟，发挥所长，很快使河东的声誉为之一振。

1928年6月，直隶省改名河北省，省会设在天津，由阎锡山提请任命商震为河北省主席，南桂馨为天津市长。南到任不久，因贪得无厌，大刮民脂民膏，招致地方人士的不满，旋经李廷玉等士绅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控告，其中时子周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大。阎锡山不得已，把南桂馨撤职，提请任命崔廷献接替。崔廷献接受了南桂馨丢官罢职的教训，极力拉拢地方人士，组织了天津临时市政委员会，由崔自任主席，邀请了王文典、卞白眉、杨西园及时子周等三十余人，为天津临时市政委员会委员。另外，崔廷献为进一步拉拢天津人，又在局长为李荣培、教育局局长为邓庆澜。与此同时，崔廷献并决定设立市立师范学校，任命时子周为校长，拨出一笔巨款，交由阎子亨设计制图。在天津市河东特别二区三马路河沿(即今河北区进步道西口河沿)筹建校舍，于1930年暑假时落成，即进行招生开学，时子周就任了这个市立师范学校校长，为他后来投靠了中国国民党进行各项活动起了极大的方便作用。

1927年3月间，时子周在天津参加了尚处于秘密状态的国民党，但时子周在国民党内的发迹，则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主要是通过张厉生的引线。张厉生原系南开中学学生，上学时叫张星舟，河北省乐亭县人。他在南开只上了一年，正赶上赴法勤工俭学高潮，他就与当时的一批青年周恩来、李福景、刘清扬、赵光宸、张崧年等人，去到法国勤工俭学。

1925年张厉生学成毕业，从法国回到上海，投奔他在法国结识的邵元冲(当时邵在上海办建国学校)。不久北伐军打下浙江，国民党政府发表邵元冲为杭州市长。邵去杭州履新，就将张厉生带去任秘书，后又把张厉生介绍给陈果夫。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为蒋介石，副部长为陈果夫，张经陈派为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未几又经陈签请蒋介石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从此，张厉生得以逐渐成为蒋介石的亲信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张厉生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华北党务特派人员身份，长期留居北方。张为了在天津安置自己的人，便看中了时子周。时是张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老师，张对时极为尊敬，就推荐时子周为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委员，彼时邵华、刘不同也全是天津市党部委员。

时子周所以能跟陈果夫和陈立夫发生关系，主要是因为他在天津有些声望，是二陈想利用的工具。时子周很快就被吸收参加CC的小组织“忠实同志会”，成为国民党在天津的嫡系。

在“七七”事变前夕的1935年《何梅协定》以后，因协定中有关于华北各省市的中国国民党党部撤出华北的条款，故此时子周也与其他党部人员撤到南京，时的家眷也随之迁到南京，住在板桥西村。由于张厉生在陈果夫面前的支持与推荐，所以在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时子周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时又被选为国民党后补中央委员，后又补为中央委员。

不久，宁夏省教育厅厅长童耀华出缺，又经张厉生的推荐，时子周当了宁夏省教育厅长，并把李荣培、赵光宸等人带去，在教育厅安排了秘书、科长等职。

1938年，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陈诚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又是经张厉生的推荐，将时子周调到湖北，出任湖北省教育厅长。由于当地情况复杂，各方情形也难以应付。到后一年左右，张厉生见到时子周处境困难，他又改向陈诚推荐张伯瑾接替时子周，把时调往重庆，就任陈果夫安排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边疆教育班主任(班务则交由李淑敏等代理)，时本人则长期住在重庆市内观音岩附近回民救国协会。该协会理事长是白崇禧，副理事长为时子周。白不经常到会，时则住在会内，处理日常事务，一直到抗战胜利。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944年冬，蒋介石令张厉生拟具战后天津市党政人选。张厉生提出施奎龄为天津市市长，时子周为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和天津市临时参议会议长，蒋介石表示同意接受。转年8月日本投降。张伯苓向蒋介石推荐张廷谔为天津市市长。蒋介石当时为了利用张伯苓，不能不接受张的推荐，临时改变原定计划，任命张廷谔为天津市市长。时子周仍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和天津市临时参议会议长，施奎龄作为中央政府代表接收天津市。

时子周由后方飞到天津后，一直与张廷谔为难，挤他下台。当时天津市党部和天津市临时参议会同天津市政府之间互相倾i轧，唇齿相讥，最后迫使张廷谔不得不下台。

1948年10月，时子周在天津的两个据点，市党部主委既让位于邵华，改选为正式的天津市参议会议长一席，又为杨亦周所夺。两处地盘，先后失掉，所剩的仅是一个光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身分，面临水尽山穷之境，在天津解放前夕的1948年10月，怀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悄然离开天津故土，经长沙、昆明绕道去台湾，最终客死异乡。

子周先生:

相别十五六载，每忆“五四”洪潮，想见先生丰采。今岁平津学潮再起，追溯旧事，千里“既逝，天安”久矣，铁窗同伴，更念先生。惟前志未遂，后死之责。今日强敌铁蹄，布满平津，先生虽备位中委，恐求如“五四”时代之活动自由亦不可得。且华北沦亡，已转瞬间事耳。唯我方不忍见亡国惨祸降临全土，故累次宣言，辄以联合抗敌为号召。去岁红军北上，志切抗日，幸达陕甘，得以西北为根据。今春东向出师，为争对日作战，不图阎氏阻战于前，蒋复出兵于后，使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旨，竟见厄于内。转戈相向，事非得已，要亦为抗日辟血路也。

先生“五四”先导，念年奔走，未忘暴日，来所弥信。今日兵压境，先生其有意于联合各界，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为救亡图存之举乎？倘蒙见教，愿作先驱，并愿先生广布斯旨于华北，求得抗日战线迅谋建立。此不仅华北之幸，亦全国之幸。

寇深祸急，驰骋燕赵，计期匪遥。敢布腹心，诸维心鉴!

周恩来

1936年5月15日于瓦窑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