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1920年8月23日－2009年10月26日），男，美籍华人学者，
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
红学家。生于
安徽省
合肥市
肥西县西乡山南馆
唐老圩，就读于
舒城中学。
唐德刚，1920年8月23日生于
安徽省
合肥县西乡（今属
肥西县）山南馆
唐家圩。唐德刚幼承庭训，国学根底深厚；小学五年级后，接受新式教育；1939年秋，考入重庆
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和
黄彰健等人同学；194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后曾在中学担任历史教员；1944年，又应
安徽学院史地系主任
李则刚之聘，到立煌做讲师，教授《
西洋通史》。
1948年，唐德刚赴美留学，主修
欧洲史和美国史；随后，获得
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取得
美国国籍，留校执教长达15年，先后开设《汉学概论》《中国史》《
亚洲史》《西洋文化史》等课程；1962年初起，在
东亚研究所做研究员，同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
图书馆馆长达7年；1972年，受聘为
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之久。
1972年2月，
尼克松总统访华后，
中美关系趋于缓和，唐德刚于是年冬首次返回阔别25年的安徽探亲；此后，长期为中美交流出力，先后多次访华、讲学，还被推选为旅美加安徽
同乡会会长。
1981年，唐德刚再访大陆，他在中国社科院国际关系所以及
山东大学、
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安徽大学等12所高校和
科研机构为数千名师生上
大课，还先后为20多名研究生和
史学工作者重点授课。
1986年6月，他携论文参加在
哈尔滨召开的“《
红楼梦》国际学术
讨论会暨红楼梦艺术节”；1987年后，他又数次回国，参加周
秦汉唐史学术研讨会、
胡适学术讨论会、纪念
台儿庄大战5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安徽近代人物国际学术讨论会和在台北举行的近百年
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等。
2009年10月26日晚，唐德刚先生因
肾功能衰竭在美国
旧金山逝世，享年89岁；逝世前，他将全部藏书共计124箱悉数捐给
安徽大学。
第一次转型从战国时期到秦汉
大一统帝国，大概经过三百年，核心转变见于三个基本制度的变化：一、政治上废封建，立
郡县；二、经济上废
井田，开阡陌；三、学术思想上由百家争鸣转为
独崇儒术。转型完成即创建了农业大帝国的定型。
唐德刚认为，近代的大动乱是从
中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第二次转型。新的
中华文明定型也必然有文化─社会─
政治体制的三方面的转型：一、政治上化
君权为民权；二、经济上化
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三、学术思想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他从此演绎出一个综合的文化概念──第一次转型是造成“
行同伦”的社会，第二次转型则是行为不再同伦，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多元化的社会。
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唐德刚在重庆
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听
郭廷以老师讲课时，他就向郭廷以提出了疑问。后来他回忆此事：“我认为这个数目太大。我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是个人经验。那时我与数千流亡伙伴自陷区‘突围’到西南山（苗）区去。亲身经验告诉我们，像永安那样的西南小山城是很难容纳从天而降的‘三千小儿女’的。慢说吃喝住，连大小便都无法容纳呢。第二是历史档案。当时向永安合围的官军总数不过一万四千人；而被围者其后总说是‘被围于数倍之敌’。如此则突围者不过二、三千人，实是个合理的数目了。
胡适是唐德刚的老师，唐德刚不因胡适是自己尊敬的老师就盲目地同意他的观点，而是敢于提出质疑。“在50年代末期，有一次我和适之先生谈到‘红学’上有关‘
江宁织造’的问题，胡先生说，江宁织造
曹寅是
内务府的采购官，同时也是康熙爷的特务。余不谓然也。我认为明清两代的‘江宁织造’，是和汉代的
盐官、
铁官，唐宋明的丝官、瓷官、
茶官，与
民国时代的烟酒专卖一样，是一种替朝廷捞银子，与民争利搞‘
国营企业’的商务官。谁知这一‘大胆假设’，一经‘小心求证’，竟不出所料。它不但为‘红学’、‘
曹学’开了个新渠道，它对治太平史者，也提供了新的‘
烟丝披里纯’（英语灵感
inspiration的音译）。”
唐德刚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大家，长期从事中国史、亚洲史、西方近代史、西洋文学史以及
传记文学的研究、教学和写作；从整理、抢救史料的重要性、紧迫性考虑，他萌生了搞
口述历史的念头，并成为华裔史学家中
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
50年代后期，唐德刚在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口述历史协会”，动员美国的
社会力量参与此事，意在把中国旅外的各界要人过去的经历通过他们的口述记录下来，加以整理、出版，传诸后世。
唐德刚一生都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积极投入
人道主义团体发起的运动，无论集会、演讲、游行，他都亲自参加；上世纪70年代初，
钓鱼岛被日本占领，唐德刚是海外
保钓运动最早的参与者之一，曾代表纽约地区华人撰写“保钓宣言”，并亲自送往日本驻纽约及华盛顿使领馆；2002年，他又与
杨振宁一道发起全球征集一亿人签名行动，抗议日本右翼登钓鱼岛，并要求日本对中国民间赔款。
2019年唐德刚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马勇撰写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