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努乌梁海（图瓦语：Таңды Урянхай），早在汉代便有中国人活动痕迹。唐代为都播地，隶属安北都护府管辖，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宋金时属西辽政权，称谦谦州。元代属岭北行省，称益兰州。明代属蒙古瓦剌部，清代称为唐努乌梁海，为外蒙古扎萨克图汗辖地。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中俄在此以萨彦岭为界，归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

“乌梁海”之称出现于清代，其先世是中国史书中出现的“温良改”、“斡朗改”；唐代的“都播”、“都波”；元代的“秃巴思”、“秃八” ，后译写为“图巴”。清代乌梁海人分为三支：居住于唐努山者称为“唐努乌梁海人”，1921年始改称为“图瓦”；居住阿尔泰山者称为“阿尔泰山乌梁海人”；环阿尔泰诺尔居住的称为“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人”。

作为乌梁海人先民的都播人虽然在唐代才和唐朝建立起了臣属关系，但唐朝以前，该地区先后为匈奴、鲜卑、突厥等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区域。

公元647－648年，都播等部先后遣使请求唐朝在其地设置“唐官”，唐朝置坚昆都督府，隶属于安北都护府管辖，正式纳入我国版图。

公元745年，回纥在唐朝的支持下建立回纥汗国，唐努乌梁海地区归回纥汗国管辖，并一度在该地建立过行宫。

9世纪中期，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边疆民族黠戛斯称雄漠北，唐努乌梁海地区成为黠戛斯属地。

北宋时属辖嘎斯地。南宋时期，唐努乌梁海地区属西辽政权，称谦谦州。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建立大蒙古国。次年遣其长子术赤北征“林木中百姓”，降服了唐努乌梁海地区主要居民秃巴思人，并在该地设置了4个千户，归成吉思汗直接管辖，后成为元朝岭北行省的组成部分，称益兰州。出于蒙古内部权力之争的需要，忽必烈对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行了苦心经营：派遣得力亲信出任在该地区设置的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乌斯、昂可剌等“五部断事官”，安排军队驻守屯田，征收赋税等，使该地区成为秃巴斯族、蒙古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有效管辖也得到了考古资料的印证。

明代，唐努乌梁海地区归蒙古瓦剌部控制。明中期，蒙古达延汗击败瓦剌部，将唐努乌梁海地区纳入到自己的统治之下。

明末清初，唐努乌梁海地区属于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首领管辖，并是其常驻之地。1655年，清朝册封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首领俄木布额尔德尼为扎萨克，唐努乌梁海地区由此纳入到了清朝的版图之中，清朝也由此开始了对该地区实施有效统治。

1．编立旗佐、置官管理等，在唐努乌梁海地区建立起统治体系

1655年始，清朝将唐努乌梁海地区纳入到了其统治体系之下，并在1727年和沙皇俄国签订《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了双方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边界，但其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方式在1756年之前仍沿用了当地原有的统治形式。1756年，辖有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和托辉特部首领青滚杂卜反叛，翌年初叛乱平息，清朝开始调整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理方式。1758年，清朝在该地设置唐努、萨拉吉克、托锦、库苏古尔四旗。 1762年，设置唐努乌梁海四旗总管，颁予“唐努乌梁海四旗总管之印”。1764年又编成克穆齐克旗，统归定边左副将军节制。据《大清会典图》记载：嘉庆年间，唐努乌梁海地区共有46个佐领，其中定边左副将军直辖的五旗共有25佐领。清朝由此完善了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

2．课征赋税、征派差役，管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贸易

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经济管理大致以175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有关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赋税、差役由隶属于大清的地方官吏和托辉特部、厄鲁特部首领接收和征派，但清朝有权控制其范围和额度。如1742年，清朝就下令免除了和托辉特贝勒青滚杂卜、厄鲁特王公色布腾旺布擅自增加的贡赋。1758年后，唐努等旗开始直接向清朝缴纳贡赋，乾隆时期的贡赋为每户三张貂皮，后根据略有减少并可以折价缴纳。赋税之外，唐努乌梁海人也要当差服役，如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漠北军事重镇中就有唐努乌梁海兵丁，两月为期进行轮换。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贸易活动也纳入到了清朝的直接管辖之下，如清朝多次颁布圣谕禁止内地商民进入该地区从事贸易活动等。

3．统一律令，实施有效司法管辖

为巩固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清朝将针对边疆民族地区而制定的《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等颁行于唐努乌梁海地区，将唐努乌梁海人视同蒙古人。偷窃牲畜在以牧业为主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是常见的案件，1786年，乾隆皇帝颁布上谕对唐努乌梁海地区偷窃牲畜案件的处理做了具体规定，并考虑到该地区的特殊情况在20年后再实施《蒙古律例》的有关条款。

4．明确行政区划、统计户口，实施有效的民政管理

唐努乌梁海地区远离清朝京师，清朝虽然赋予该地一定的自治权利，管理方式不同于内地，但并没有放弃对该地民政事务的管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山川地理、四至方位、田地和牧地亩数、各旗佐领地域的划分、牧地纷争的处理、户口的统计和社会状况的调查等在《大清会典图》和其他史书中都有明确的记载。1907年清朝为边疆开发而进行的全国边疆地区的综合调查和1909年全国范围的户口调查等都将唐努乌梁海地区纳入调查范围。此外，清朝在唐努乌梁海地区赈济灾荒、抑制官员的勒索、兴办教育事业等活动也见于史书记载。这些情况反映着唐努乌梁海地区已经被纳入到了清朝有效民政管理的范围内。

5．勘查边界，设置卡伦，屯兵戍守

早在1726年清朝就派遣大臣隆科多等勘查过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中俄边界。1727年中俄两国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了唐努乌梁海北部地区的中俄国界。1772年，清朝批准了钦天监官员测绘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地图。唐努乌梁海地区与俄国的边界日常守卫和防御的重任由定边左副将军负责，而乌梁海兵丁和屯田的清军是其主要依靠的力量，巡查中俄边界、驻守卡伦、防范外敌进犯、平息内部反叛等是其主要职责，史书中经常见到唐努乌梁海官兵拿获越界俄罗斯人送交乌里雅苏台将军的记载。

为确保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社会安定，清朝严格的边境管理制度和封禁政策。设置卡伦，将和托辉特部和唐努乌梁海人居地分开，制定进出制定，限制出入人数，以减少纠纷的发生。制定封禁政策，规定内地商人和唐努乌梁海人之间的贸易仅仅限于乌里雅苏台一城，时间为三天等种种限制。

总之，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是直接而有效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

17世纪初期至70年代，沙俄多次派遣使者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试图引诱和托辉特部降俄，这是沙俄势力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开始。

1727年，通过谈判，清朝和沙俄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唐努乌梁海地区北部沙宾达巴哈以东中俄国界，使沙俄向克穆齐克河流域及其以东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公开扩张得到了遏制。但是，沙俄向唐努乌梁海地区扩张的野心并没有消失，而是利用沙宾达巴哈以西中俄边界长期没有划定的时机，从西部向唐努乌梁海地区继续扩张。

1860年，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历来属于中国的山河湖泊和设在中国境内的卡伦指为分界标志，为更多地割占中国领土制造了条约根据；1864年强迫清朝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属于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西北部分领土割占（今属阿尔泰共和国）；1869年迫使清朝签订了《乌里雅苏台界约》，将原属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地的唐努乌梁海西北4万平方公里的优质草地割让给俄罗斯，同一年又迫使清朝签订了《科布多界约》，将原属科布多定边左副将军辖区的乌梁海十佐领割占。

阿穆哈河地区虽然被沙俄侵占，但萨彦岭以南、沙宾达巴哈至博果苏克一线以东的唐努乌梁海盆地仍然是中国的领土，沙俄开始改变策略，通过掠夺性贸易、非法开采金矿、非法移民等途径向唐努乌梁海地区渗透。尽管唐努乌梁海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但没有遏制住沙俄势力的渗透势头。至清朝灭亡的1912年，沙俄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工商和矿业达到了80家，居民点多达166个，移民有5000余人，确定了乌辛斯克边务官管理移民事务，以及设立教堂和学校。

1912年，中国北疆出现了外蒙古独立的危机，其影响也波及到唐努乌梁海地区。同年初，在沙俄商人的唆使下唐努乌梁海地区发生了抢掠内地商号的事件，内地商人纷纷逃离该地。2月，在沙俄怂恿和支持下，唐努旗副都统贡布多尔济宣布属下的三旗“独立”，并请求沙俄出兵占领唐努乌梁海地区各要地。贡布多尔济的行径并没有得到属下的赞同，萨拉吉克、托锦两旗即表现出强烈反对，不过各旗却听从了外蒙古哲布尊丹巴集团的招抚。局势的变化虽然为沙俄提供了机会，但唐努乌梁海各旗加入外蒙古反叛集团却打乱了沙俄吞并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计划，因为沙俄想直接占有该地区，而不是让其“独立”。

1913年，沙俄没有答应出兵的请求，而是派遣官员加紧实施移民计划，试图达到事实上占有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目的。自此沙俄移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加，俄国警察也被派遣到了该地区。与此同时，沙俄采取威逼利诱等手段迫使唐努乌梁海各旗向其递交“保护”申请。1914年7月，沙俄决定对唐努乌梁海各旗实行“保护”，并委任格里戈里耶夫为乌梁海边区事务专员，开始采取各种措施确立其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唐努乌梁海地区事实上已经沦为沙俄的殖民地。

1916年，沙俄的殖民统治遭到唐努乌梁海人的抵制，克穆齐克旗总管派人向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求救。1917年，中华民国政府决定在唐努乌梁海地区设置佐理专员，但和沙俄的交涉没有结果。同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但并没有动摇沙俄势力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殖民统治，却为中国政府收复该地区提供了机会。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俄国势力发生动荡，白俄试图以此地区作为反对前苏联共产党革命的据点之一，而前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则对旧俄势力发动进攻。十月革命后的内战波及唐努乌梁海地区，唐努乌梁海居民及中国内地商人损失惨重。面对这种形势，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采纳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陈毅之建议，决定武力收复唐努乌梁海。

1918年8月，驻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陈毅和驻库伦大员公署秘书长严式超等奉中华民国政府命令武力收复唐努乌梁海。军队兵分两路，西路军于1918年9月下旬出发，由严式超率库伦卫队第三连及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卫兵各一排，由乌里雅苏台向西进发，经科布多后，向北进抵乌兰固木，进而攻克汗达垓图山口，以收复克穆齐克旗。东路军于1918年11月14日出发，由驻库伦大员公署秘书黄成土序领库伦骑兵四团一个排和50 多名外蒙古地方军，由乌里雅苏台出发，北进经精奇里克，先抵唐努旗，再进攻克木毕齐尔的旧俄白军。

1918年12月下旬，黄成土序率东路军到达唐努旗总管驻地萨穆噶勒，收复了唐努旗山南地区。但西路的进军却不如东路军顺利，此时流踞于唐努乌梁海的旧俄白军对中国军队进行顽抗。1919 年1月21日，黄成土序率部前进，于1月下旬占领克穆齐克旗在唐努山南70 余里的地区的卡伦多处，击败顽抗俄军。1919年1月31日，严式超率西路军由乌兰固木向北前进。2月4日，中国军队抵达克穆齐克旗的齐齐尔哈那卡伦附近。但克穆齐克旗之旧俄白军势力仍不撤走。1919年2月26 日，黄成土序率领部分士兵，沿汗达垓图山口东小道前进，8 月28日，抵达加大。严式超则率军于2月28日进驻汗达垓图大道坝口。中国军队与旧俄白军于加大激战9小时，互有伤亡。1919年6月初，克穆齐克旗人民发动反俄起义， 当地居民聚集数百人，持猎枪木械，“群起与俄为难”。6月16日，中国军队在当地居民配合下，击败旧俄白军，于6月23日收复克穆齐克旗。7月12日，严式超正式成立中华民国驻唐努乌梁海佐理专员公署。中华民国政府任命严式超出任唐努乌梁海佐理专员。随后，外蒙古地方部队打败了驻克木毕齐尔的旧俄白军，并收复了克木毕齐尔。至此，被沙俄侵占七年之久的唐努乌梁海地区重新回归中国。1920年12月21日，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任命黄成土序为唐努乌梁海参赞。

唐努乌梁海地区虽然重归中国，但其分离的趋势并没有消除，主要表现是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在该地区建立了政权组织，并和唐努乌梁海地区各旗订立了“脱离保护条约”。1919年冬，萨彦岭以北地区纳入俄国苏维埃政府控制之下，翌年苏俄红军即表示要进军唐努乌梁海地区。同年，中华民国驻唐努乌梁海地区长官严式超和苏俄政权代表举行了会晤，但双方在有关该地区主权问题上意见根本对立，而中国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驻军很少，面对苏俄的大军压境不敢据理力争，俄国移民趁机作乱，形势十分严峻。1921年初，苏俄红军和白俄势力陆续撤走，唐努乌梁海地区局势暂时求得平静。

1994年9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西段的协定》。

2001年7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根据条约第六条，双方在两国边界尚未协商一致的地段维持现状。

缔约双方根据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继续就解决中俄尚未协商一致地段的边界线走向问题进行谈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在两国边界尚未协商一致的地段维持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