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迈远（?-474）南朝宋诗人。曾被宋明帝刘召见，但未获赏识。宋末，桂阳王刘休范背叛朝廷。他曾为休范起草檄文，宋元徽二年。坐桂阳之乱诛死。代表作品有《长相思》、《长别离》等。

生性狂傲，好自夸而蚩鄙他人。作诗得称意语，辄掷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数哉！”

明帝召见之，曰：“此人连绝之外，无所复有。”

曾任江州从事。后为奉朝请。

【钟嵘《诗品·下品》有此人。常见版本作“齐朝请吴迈远”，误。据《诗品》专家、上海大学曹旭教授《诗品集注》校记，应为“宋朝请”。】

宋末，桂阳王刘休范背叛朝廷，他曾为休范起草檄文，败后被族诛。

有文集八卷，（《隋书经籍志》注）传于世。

所做乐府诗作男女赠答之辞，往往辞巧意新，宛转华丽。诗风质朴。

吴迈远是南朝宋诗人，属于元嘉体到永明体过渡时期的作家。刘宋一代，虽然未能形成像后来齐、梁时代那样大规模的以皇室成员为中心的文学集团，但向后者过渡的痕迹已较为明显。宋武帝刘裕就经常诏命并亲自主持文士宴集赋诗，《宋书》及《南史》多有记载。

临终诗

伤歌入松路。斗酒望青山。谁非一丘土。参差前后间。

游庐山观道士石室

蒙葺众山裹，往来行迹稀。寻岭达仙居，道士披云归。

似著周时冠，状披汉时衣。安知世代积，服古人不衰。

得我宿昔情，知我道无为。

轻命重意气，古来岂但今。缓颊献一说，扬眉受千金。

边风落寒草，鸣笳堕飞禽。越情结楚思，汉耳听胡音。

既怀离俗伤，复悲朝光侵。日当故乡没，遥见浮云阴。

十三为汉使，孤剑出皋兰。西南穹天险，东北毕地关。

岷山高以峻，燕水清且寒。一去千里孤，边马何时还。

遥望烟嶂外，障气郁云端。始知身死处，平生从此残。

寒乡无异服，毡褐代文练。日日望君归，年年不解綖。

荆扬春早知，幽蓟犹霜霰。北寒妾已知，南心君不见。

谁为道辛苦，寄情双飞燕。形迫杼煎丝，颜落风催电。

容华一朝改，惟馀心不变。

百里望咸阳，知是帝京城。绿树摇云光，春城起风色。

佳人爱华景，流靡园塘侧。妍姿艳月映，罗衣飘蝉翼。

宋玉歌阳春，巴人长叹息。雅郑不同赏，那令君怆恻。

生平重爱惠，私自怜何极。

灯竭从初明，兰凋犹早薰。扼腕非一代，千载炳遗文。

贞夫沦莒役，杜吊结齐君。惊心眩白日，长洲崩秋云。

精微贯穹旻，高城为隤坟。行人既迷径，飞鸟亦失群。

壮哉金石躯，出门形影分。一随尘壤消，声誉谁共论。

可怜双白鹄，双双绝尘氛。连翩弄光景，交颈游青云。

逢罗复逢缴，雌雄一旦分。哀声流海曲，孤叫出江濆。

岂不慕前侣，为尔不及群。步步一零泪，千里犹待君。

乐哉新相知，悲来生别离。持此百年命，共逐寸阴移。

譬如空山草，零落心自知。

生离不可闻，况复长相思。如何与君别，当我盛年时。

蕙华每摇荡，妾心长自持。荣乏草木欢，悴极霜露悲。

富贵貌难变，贫贱颜易衰。持此断君肠，君亦且自疑。

淮阴有逸将，折羽谢翻飞。楚有扛鼎士，出门不得归。

正为隆准公，仗剑入紫微。君才定何如，白日下争晖。

晨有行路客，依依造门端。人马风尘色，知从河塞还。

时我有同栖，结宦游邯郸。将不异客子，分饥复共寒。

烦君尺帛书，寸心从此殚。遣妾长憔悴，岂复歌笑颜。

檐隐千霜树，庭枯十载兰。经春不举袖，秋落宁复看。

一见愿道意，君门已九关。虞卿弃相印，担簦为同欢。

闺阴欲早霜，何事空盘桓。

白云萦蔼荆山阿，洞庭纵横日生波。幽芳远客悲如何，绣被掩口越人歌。

壮年流瞻裹成和，清贞空情感电过。初同末异忧愁多，穹巷恻怆沉汨罗。

延思万里挂长河，翻惊汉阴动湘娥。

由于汉代学校制度的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渐止，魏晋以后，包括文学在内的学术中心逐渐移于家族。至南朝，文学家多出自世家大族，文学成为典型的士族文学。近人刘师培在论及南朝文学时曾言：“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指出文学家的出身以及文学的家族性特点。　

门阀政治造成了“世家”子弟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作为一个特殊阶层，他们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甚至生活习惯，都成为各阶层成员(包括皇族在内)企慕、模仿的对象。世家子弟的身份构成中除了政治、经济、家世外，文艺修养也是重要元素。新兴贵族若想真正确立其“士族”地位，则必须在文化上得到社会尤其是那些老牌世家的承认。因此，历代新进贵族在取得政治地位后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主动向那些老牌世家靠拢。以南朝王室为例，南朝历代皇室均起于行伍，生于寒门，本无风雅才情，但其立国之后都无一例外地爱好起文墨来：“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陈“后主嗣业，雅尚文辞”。宗室中重文现象更为普遍，宋临川王刘义庆、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即是其中的典型。拥有最高政治地位的帝王宗亲对文学的爱好和提倡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的重文风气，以致“膏腴子弟，耻文不逮”。在南朝的上流社会，文学成了身份的象征，也是贵族子弟借以自矜的主要手段。

南朝文学家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与政治发生联系。首先，南朝文学家大多习惯依附于拥有实权或地位较高的人。从实际情况看，文学家依附的对象要么是帝王宗亲，要么是名门贵族。无论是帝王宗亲，还是名门贵族，在南朝这样特殊的社会环境下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政治权力中心。政治秩序的混乱和不同权力中心的同时存在导致依附在诸王身边的文学家自然而然产生“各为其主”的心理，文人预政在所难免。身处不同权力中心的文人一旦措置失当，即可招致杀身之祸。最为明显的情况出现在宋齐时期。宋齐时代的政治少有安宁，王室内部诸王为了争夺皇位，往往纠集力量，形成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宋代共历八帝，其中四位被杀或被废。齐代更为严重，不仅兴废无常，竟至杀尽诸王，终为同姓所替。实际上，某些宗王结识文人的确兼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文学兴趣倒在其次。以庐陵王刘义真为例。义真因不满其父刘裕废晋自立而倍遭冷落，据《宋书》记载，义真“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结果却导致谢灵运被宋文帝“诏于广州弃市”。被卷入争斗中心而殒命的著名文人尚有范晔、吴迈远、鲍照等，范晔因为拥立彭城王义康，谋杀文帝，事泄被诛;吴迈远因为替谋反的桂阳王刘休范草拟书檄，事败后遭族诛；鲍照先是以奇言见赏于临川王义庆，后为临海王子顼前军参军。子顼因不受明帝之命而被赐死，照亦为乱军所杀。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文人集团无疑当属围绕在竟陵王萧子良身边的西邸文人集团。相比而言，西邸集团的文学色彩明显浓厚得多，但其很多成员依然保持了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如“竟陵八友”之一的王融因为试图拥立竟陵王而导致杀身之祸，谢眺则由于被卷入谋反事件惨遭杀戮。相对而言，另两位重要人物沈约和范云似乎算是成功者：沈约“齐初为文惠太子记室，明帝即位，征为五兵上述，迁国子祭酒”，范云“初与齐竞陵王萧子良善，屡随府迁”，而这两位深受齐主恩遇的知名文士却成了后来劝进梁王及“殊礼”的关键人物!同时参与劝进的还有被锺嵘评为“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的著名文人丘迟。由此可见，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文人一旦依附于皇室宗亲就很容易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

其次，南朝时期，门阀士族与皇室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南朝历代皇族均出自寒门，这些寒族出身的皇室在政治上无一例外地都采取了或明或暗的手段打击传统的门阀士族，使得这些老牌士族的政治权力越来越衰弱。起初，为了维护自己的既有利益，这些受打击的士族成员还试图利用皇族内部的矛盾进行反抗，而到了后来，一代又一代寒族皇权的出现以及接踵而至的打击迫使这种反抗逐渐下降成为一种本能的自我保全。

此外如宋孝武帝刘骏、宋明帝刘彧，也都喜宴集赋诗，招揽文才。在诸王文学团体中，以临川王刘义庆所主持的文学团体最具规模。《宋书·刘义庆传》载：义庆“爱好文艺，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馀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像这样一些名流荟萃的文学活动，在当时具有繁荣文学的作用。

吴迈远平生作诗，自视甚高，常自夸说：“曹子建何足数哉！”其诗今存10

多首，多为乐府诗，主要写离情别绪。诗风比鲍照等人要接近齐梁。不少诗句取材于古书，搬弄典故，不免艰涩难解。但有些诗句，如《长相思》中的“将不异客子，分饥复共寒”，尚有古诗质朴之气。在南朝诗歌发展史上，他属于从“元嘉体”到“永明体”的转变期人物之列。

其诗收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迈远的乐府诗作男女赠答之辞，往往辞巧意新，宛转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