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真道（LG. Kilborn），启尔德与启希贤的长子，1895年4月7日出生在乐山白塔街，能讲一口流利的四川方言，成年后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是一位坚持以汉语教学、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和医学专家。

启真道(Leslic.Gifford.Kilborn)忠实地继承了父母的事业。他1894年出生在四川嘉定。1913年在他父母为创建华西努力工作时期回加拿大学习，通过录取，获得了爱德华·布莱克奖学金，进入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学习，主攻生理、生化学。1917年以优良的成绩毕业，获得到维多利亚科学银质奖，之后继续攻读生理学研究生。1918年获文学士（M·A）学位，后继续攻读医学。1921年毕业，当年与珍尼特·麦克鲁尔（Janet.Mcclure. Kilborn，启静卿）结为夫妇。

1921年秋天他们乘船返回中国西部。到成都后，启真道先在彭县华西大学语言学院充实中文，又做了些医务工作，18个月后回到华西，被指派作生理学讲师。1922 年任生理系主任，兼医科副科长，承担了医学和牙学院生理和生物化学的教学工作，全部皆用中文讲授。还将英文的《生理学》译成了中文，出版了生理学实验手册。

1925年在战乱中他曾被子弹打中，历时四个月才恢复，痊愈之后在左肩留下了永久的残疾。1927年他第一次回加拿大休假，完成了他的博士研究，获医学博士、药学博士、宗教文学博士。离开前还去波士顿Carnegie营养学实验室工作了短时间，从温哥华上船的行李中他还带有野外检测基础代谢的仪器，他计划将对中国西部外来民族生理学特征进行调查研究。1928年全家回成都，被晋升为生物学教授，出任医学院副院长，除了教授生理学、药理学外还教授医学英语。1936年任院长，1939至1947年任医牙学院总院长。此时正值抗战，他与华大职工一道，日以继夜地为欢迎、帮助、安排内迁而来的各大学师生。他负责安排来自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医牙学院及后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职工和学生，为之提供食宿，安排他们使用华大的实验室和医院继续学习。启真道夫妇家常挤满流亡来的各校教职工，其中有金陵大学的校长吴贻芳，许多知名教授和家属，或先或后，或长或短住了一些日子。1947年再次任医学院院长，并继续担任医牙总院长。他努力促进医学教育的发展，使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逐渐发展并壮大起来。著有《实验生理学》及论文 40 篇，合译有《哈氏生理学》。他的管理方式，他的学识和他的教学方法成为了贯穿整个华大管理的信心。

他还热心于西部地区一些民族的调查研究，先后担任了社会学杂志的编辑、主编。1943年加拿大与中国首次建立外交关系，启真道被加拿大政府派遣协助在战时中国的首都重庆成立使馆，他作为对中国事件的临时顾问及参谋，出色地工作了四个月。他从加拿大来往于成都也十分艰巨，两次不得不经驼峰航线。

启真道的夫人启静卿（Janet.Mcclure. Kilborn，）来华大后，管理了眼科医院，向医科和牙科学生讲授儿科学和医学英语,后来还任校医，帮助解决了华大教职工和学生的健康问题。他的父亲曾是齐鲁大学的教授，弟弟也在河南从事医学教育工作，对中医药开业者进行培训。1945年因严重的冠状动脉硬阻，住院几个月后病逝。她捐建的医科图书馆被命名为启静卿纪念图书馆。

启真道1947年再婚，与吉恩· E ·米勒医生（Jean.E.Millar. Kilborn）结为夫妇。她1906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毕业于Wesfem Ontario大学，获M·D学位，是一位麻醉医生， 1932年受加拿大联合教会女子志愿队派来成都接替启希贤退休后的工作，她继续管理医院，承担儿科教学。

1952年1月夫妇离开成都后，受香港大学邀请，一起去了香港。启真道任生理学教研室主任，又担任了三年医学院主任，使生理学教研室发展成为生理、生化、药理三个教研室。他一到香港就开始对组建崇基学院（艺术及科学的研究生院）予以关注，1960年，他从香港大学退休又受聘于崇基学院，任副院长，不久成为组建委员会的主席。11年的时间，他运用聪明才智，深奥的处理问题的经验，耐心细致的人际工作，引导制定了三个独立学院（新亚书院、联合书院和崇基学院）的学术标准。1963年这三个学院组建成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基础学院。

1963年春，启真道夫妇离开香港在加拿大退休。1965年4月，他的母校多伦多维多利亚大学授予他神圣的文学博士学位（D.Lit.S）证书。1967年6月23日启真道医生在多伦多逝世，享年72岁。

启真道于1921开始担任华西生理系讲师，并出任首任生理系主任。在启尔道、启真道父子两代人的努力下，当时的华西生理学系拥有中国西部最好的代谢研究实验室。

外籍教师是华西协合大学创办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有的外籍教师甚至几代人都生活于斯，服务于斯。1922-1952年在校工作三十年的加拿大生理学家启真道，历任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院长、医牙学院总院长。其父启尔德博士是华西协合大学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其母启希贤博士1893年创办了成都仁济女医院。全家三代九人都曾在校从事医学和护理工作，为华西协合大学医学教育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加拿大联合教会世界传教团委员会在他的讣告中称赞他是许多华西协合大学毕业生们思念回忆华西的中心人物，他开展基督徒史诗般的服务工作，有鲜明的青春活力。黄思礼在评价他时：称“他是一位认真仔细的事务管理者，一位有能力的教师，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和一位教育事务管理者。

为纪念表彰他们一家的贡献，香港崇基学院将理事会更名为“基尔伯恩理事会”。加拿大以有基尔伯恩这样的家庭为骄傲。为此，加拿大联合教会向崇基学院教堂捐赠了一块基石，以纪念基尔伯恩一家及其相同经历者。上书道：“为纪念将一生奉献给上帝和中国朋友的所有加拿大传教士。”1962年4月教堂正式开放，启真道医生前往致词。他离开崇基学院时的告别讲演后来以《觉醒》（Awareness）出版了。

怀德尔·佩恩菲尔德博士在所著的《在中国已完成之使命》中写道：“他们在加拿大国内的医疗圈中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他们作为加拿大教会志愿队的队员，通过各种形式得以帮助中国于危难之际，他们给一个七亿人口大国的人民带来了健康和幸福。带给中国人民西方文明教育。他们的使命是崇高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如果说在中国工作了18个月而牺牲的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值得我们纪念，那么启尔德家族对中国72年的奉献也同样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