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吉(1931年9月-2012年6月28日)，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宗教学原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顾问。

吕大吉同志1931年9月出生于四川省达县。

大学之路

1953年至195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49年家乡解放时他考入川北人民革命大学，参加过土改运动，做过川北行署财政厅秘书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纺织工业管理局秘书。

1953年5月，为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选拔了一批文化素质好的干部补习功课，准备考大学。由于吕大吉文化基础比较好，他在上海复旦大学补习后考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

大学学习

院系调整后，当时全国只剩下一个哲学系，全国的哲学名师都集中到了北京大学。金岳霖当时担任系主任，贺麟、冯友兰、张岱年、洪谦、张世英、任华等名师分别担任各门课程。那是北大哲学系的黄金时代，吕大吉为自己有幸成为全国院系调整后的第一届哲学系学生而庆幸。听名师讲课，是一种心灵的享受。而那时的所有名师都为本科生开课。金岳霖教授平时不会应酬，生活上的事自己说不清楚，常常闹笑话，可一站在讲台上就判若两人，平时的口吃结巴都不见了，金先生不依课本或教材，睿智的思想火花不断闪现，清晰的表述，生动的例证像畅流不息的清泉，飞泻而下，潺潺不断。课上一个推理紧接一个推理，讲得清清楚楚、头头是道，而且金先生的讲课还极富启发性，他一步步引导学生去思考、去探索，一步步进入理性思维的境界。吕大吉从愉快的听课中感悟到哲学思维的无穷乐趣，感受到精神享受的无限快感。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在众多名师的熏陶教诲下，吕大吉与许多同学一样，形成了思辨的头脑，养成了好学的习惯。

授课

1958年至1961年在重庆地质学校任教。

1961年至1975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哲学专业任教。

1979年任副研究员，1985年任研究员。

1975年至198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

1989年至1991年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

吕大吉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哲学专业，教授了3年西方哲学史。随后两次参加“四清”运动，紧接着又是十年“文革”动乱，正常的教学秩序破坏了，学术研究也无法进行。1975年，林修德、刘仰峤等同志按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搞整顿，各研究所重新开展业务研究，招收新的研究人员。吕大吉在这年夏秋之交来到世界宗教所，从事宗教和无神论研究。

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担任博士生导师。

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

宗教学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初，“宗教学”这个概念就已被贴上“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标签，从学术之林扫地出门。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宗教学界的思想解放也步步深入，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终于提出了建设和发展“宗教学”的问题。1983年，在福州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决定把研究和编写《宗教学》一书列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并委托吕大吉为这个课题的主持人。与此同时，世界宗教所与北大合作，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宗教学专业，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宗教学术研究和实践工作的专门人才。当时计划在北大开设“宗教学原理”和“西方宗教学说史”这两门全新的基础理论课程，委托吕大吉担任主讲。受此重任，吕大吉内心压力很大，我国的宗教学研究已中断了30多年，长期“左”的思潮的影响，使学科建设上还有许多认识上的混乱，在自己还未完全厘清之时，如何编写教材，向学生讲课呢？吕大吉考虑到，宗教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是在西方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在中国虽然还是未被认识和发现的“新”事物，但在西方却是一门历史久远、根基深厚、门户独立、名家辈出的显赫之学，要在中国建设和发展宗教学，决不能脱离这门学问已经走过的历史轨迹和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

工作

为了广泛吸收前人的科学成果，作为建设我们自己的宗教学的借鉴，吕大吉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西方宗教学说的历史。在研读中他感到，宗教学的先驱们是把宗教当作人类的一种文化形式，不仅对之进行哲学性的批判，而且还应用比较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现象学等多种理论和方法，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比较研究，使光怪陆离、神秘莫测的超自然世界将其本来面目展示在科学理性面前。西方的宗教学说史，本质上是启蒙思想的发展史；近代西方的比较宗教学则是西方历史上启蒙思想发展的产物。由于我国宗教研究在不少领域都未曾问津，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吕大吉决定一边翻译引进西方宗教学名著，一边研究构建我国的宗教学理论体系。吕大吉请在加拿大多伦多进修的朋友在图书馆查找、复印西方宗教学名著，又与何光沪、高师宁、金泽等人翻译了麦克斯·谬勒等人所著的《宗教学导论》、《宗教的起源与发展》、《比较宗教学史》等40多本宗教学名著，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翻译、引进、评介，学术界不仅对西方宗教学的发展脉络、现状和趋向有了清晰的认识，认识到了它们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也找到了进一步研究的坐标和前进的方向。

2012年6月28日14时20分，吕大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81岁。

晚年生活

吕大吉自1996年退休后，又被单位反聘了7年。他一直坚持学术研究，一直在带博士生。为了保持健康的身体，他长期坚持洗冷水澡，经常到操场跑步3000米，每周坚持爬香山一至两次。爬山活动是由吕大吉发起的，由清华、人大、民族大学多位教授组成，大家上山后，一边登山观景，一边谈天说地，有时大家还畅谈学问，都感到神清气爽、十分惬意。

在谈到如何治学时，吕大吉认为，做学问需要一种艰苦奋进的精神，治学好比修行，是在家里作修行的“和尚”，没有自觉地苦修是无法成气候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学者要摆脱世俗利益的诱惑，要看淡功名，只有不懈苦修，执着追求，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宗教学通论》在台湾出版时，当地学界的评论认为，此书堪称宗教学的中文版科学性论述的开山之作，为宗教学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构架和丰富的材料。

1998年，吕大吉根据出版后9年来自己研究的新成果和学科的新发展，对《宗教学通论》从内容到体系结构都进行了大量修改、删节和补充，更名为《宗教学通论新编》。出版社在介绍中说，《新编》是《宗教学通论》的完善和发展，两书皆是我国宗教学术界建构框架、填补空白的理论巨著，哺育了一代学人。作者强调以真理为师，博采众长。作者提出学术需理性，信仰要宽容的原则，对各种形态的宗教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和评价。

1994年11月，吕大吉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73万字的《西方宗教学说史》，他以西方各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及宗教学者对宗教问题所做的一系列理智性、学术性的探讨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的思想资料和透辟的理论分析，辨证地揭示了西方种种宗教学说的启蒙性质、内在逻辑结构及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构建起西方宗教学说史的范畴系统和逻辑体系，填补了我国宗教学学科体系的空白，为我国宗教学术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2002年吕大吉在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论文集《从哲学到宗教学》。论文集选辑了他40余年学术生涯中的近40篇论文。除了早年关于哲学问题的研究论文外，宗教学论文包括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与历史；宗教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西方宗教学说史的探索；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的资料建设与学术研究；宗教与文化关系的研究等。

2003年，吕大吉又与中央党校龚学增、中央民族大学何其敏、魏琪和我院宗教所金泽共同合作，为大专院校学生写成教材《宗教学纲要》，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翻译引进的同时，由吕大吉主编和主笔的《宗教学通论》第一稿于1986年草成。在北京大学宗教学专业讲课时，吕大吉不断听取、收集学者们的意见，不断修订和重写原来的稿子，历经各种曲折，前后坚持研究写作了10年时间。

1989年此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好评如潮，

1990年荣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1992年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1980 1992）提名奖；

1992年荣获我院优秀科研成果著作一等奖；

1999年荣获第一届全国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

1979年被选为中国宗教学会理事，1980年当选为西方哲学史研究会会员。

吕大吉同志不愧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中的优秀学者，他的逝世，是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人队伍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宗教学研究领域的重大损失。（中国宗教学术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