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自1980年代以来就以一种不太准确和规范的方式被使用着，它并 非描述一个学派而是描述一个趋向。Lechte(Lechte 1994， 175—200)把后马克思主义按照历史记录概括为不同的且源出于当时其他传统的哲学家比如阿多诺、阿伦特、哈贝马斯、拉刻劳(Ernest Laclau)以及阿兰·图雷纳(Atain Touraine)等等。源出自美国实用主义一派的CornelWest偶尔会显示出他的工作是后马克思主义的。

后马克思主义倡导一种偶然的话语逻辑，它主张把意识形态和经济及阶级要素完全剥离开来，然而，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生学”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却无能为力。后马克思主义不论作为一种思想倾向还是作为一种确定的理论立场，它的生成、确立和盛行都不是脱离社会文化环境的纯粹话语运作的结果，就象后马克思主义本身不能够完全拒斥马克思主义一样，对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和思想根源的理论透视也离不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孕育成形，有着它特定的社会的、政治的、阶级的、思想的以及学理上的源流。

冷战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是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大背景。针对继自由竞争的资本 主义、垄断的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许多理论家引入了新的概念图式：E·曼德尔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概念，R·达伦多夫提出了后资本主义的概念，而丹尼尔·贝尔则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概念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同一变迁景象：与原子能、信息论、控制论、新技术、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相伴随的是，资本主义显现出对经济危机的巨大克服力、对“尖锐矛盾”的化解以及对多种多样异质的对抗性社会因素的包容。随着社会日益科层化、分工的精细化以及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的增加和地位的提高，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布、阶级对抗的性质都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面对这一变化，“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竭力为这些新现象著书立说，以对这些明显的区别作出解答。发展了的资本主义这一理论的提出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课题”（注：F·詹姆逊：《后资本主义是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课题》，〔北京〕《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第13页。）。

欧美国家（尤其是英美）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其政治统治努力表现出一种相当温和的民粹主义风格，这种意识形态伪装麻痹了劳工运动、瓦解了工会的组织与团结功效，S，霍尔曾将英国撒切尔主义的政治和新右派的霸权策略精练地概括为“右派的归化”过程——右派成功地占有了“人民”，它的观念在“人民”中生根发芽。右派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复兴、广泛的保守统治使得政治泛化出很强的“人民民主”色调。“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社会阶级观点已无关紧要，传统的政党政治已不起作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概念已经破灭，大众消费时代的生产观念已经过时，等等。”（注：F·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郑州〕《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第47页。）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乃是这种右翼民粹政治长期熏染的结果。

工人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的衰落是促使后马克思观念萌生的核心要素也是触发其解构性冲动的主要原因。随着白领的增加、新中产阶级地位的上升，无产阶级越来越少数化、边缘化。许多左派理论家十分关注这种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形成严重挑战和冲击的现象，纷纷从理论上调整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或者试图瓦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中心地位，安德烈·高兹甚至提出了“非工人的非阶级”（a non-class of non-workers）这一概念，主张向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道别，认为无产阶级已不是什么“阶级意识”的匿乏和缺失问题，而是这一作为普遍历史主体的概念本身成了问题。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理论的质疑直接开启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路向。

如果新左派不能从资本主义世界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却仍能从现实的社会主义事业获取信心，那么他们至少还有一片借以安慰和寄托的领地，然而，现实社会主义运动连遭挫折与败绩，最终使新左派在思想上发生了根基性的动摇。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左派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潮，它无疑受到了世界各地社会主义追求的挫折与失败的影响。对此，拉尔夫·密里班德作出的经典的概述：“现实社会主义的经历，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毛主义幻想的破灭，柬埔寨以及越南胜利的酸楚余殃，欧洲共产主义希望的萎缩，这一切使得新社会运动在其出现之时，便天生地带有了对于传统的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的局限性的不满。带有一种在滋长着的对于工人阶级成为剧烈社会改造的主要因素的不信任，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注：A·M·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9，P2，P3.）。全球范围内共产主义政治的失势使左派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纲领、策略等都发生了质疑，正是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怀疑氛围从另一方面促进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滋长与生成。

七十年代末，新左派知识分子普遍进入了一个思想危机阶段。阿尔都塞忙于“自我批评”，普兰查斯倒向了“人民同盟”，高兹走向生态社会主义，赫斯特和辛达思则抛弃了阶级政治。从总体上看，左派由前“68”的对阶级主义的过度张扬蜕变到对阶级政治的厌恶和弃绝，左派思想的这一逆转所带来的理论震荡已不限对无产阶级理论的信任度的降低问题，而是对阶级和意识形态、阶级和政治关系，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概念的重新反思与考量。正如拉克劳和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开篇所宣告的那样，“左派的思想而今正站在十字路口。过去的明显的真理——分析的古典形式和政治预测、冲突力量的性质、左派斗争的意义和目标——都因劈裂如此真理之基础的那些历史变动的突然崩临而受到严重挑战”（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从左派思想演变的轨程而言，后马克思主义既是左派思想低落与危机的表征，同时又是企图走出迷途的渴望与尝试。

而这一时期在西方世界广泛兴起的各种“新社会运动”为后马克思主义敞开了一种理论建构的可能性，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绝好的素材性的支撑。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反种族主义、性解放及同性恋运动、争取黑色及棕色人种权利的斗争、反全球化运动、反体制化运动、反战的和平运动等等，这些复杂的高度分化的异质的社会构成因素和斗争形式，展示出了各种具体的压迫的多样性、微观化与不可化约性并大大强化了后现代政治对多元性、差异性、边缘性的关怀与依重，而这恰恰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社会冲突的深入扩展和新政治主体得以合法建构的情境性。

总之，后马克思主义把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理论的主要信条，譬如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等，都借用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上来，这一解构想把长期以来对马克思的神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及科学化、对其的不适当的政治图解以及将其本身作为现代性启蒙工程所表现出的与当今多元主义的文化氛围不相适应的方面统统消解一空。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又不完全是解构主义的，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它保持了积极的理论建构的意图与努力。正是在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双重维度的强调上，拉克劳和莫菲特意引入了一个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诠释——他们的post-Marxism既是post-Marxism（post为斜体）又是post-Marxism（Marxism为斜体），拉克劳和莫菲之所以要别出心裁地造出三种不同的书写方式，无非是要说明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乃是后现代与现代的结合、解构与建构的统一。

后马克思主义的建构意愿基于这样的一种识见：尽管马克思主义危机重重，历史的风雨也已侵蚀了它完美的外观，但它肯定没有死去，在许多方面它仍然具有充分的活力。“后马克思主义如今是一种业已确立的理论立场，就象在拉克劳和莫菲这样的重要理论家的著作中所表现的那样，它试图在作为全球文化与政治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晚期的崩溃中拯救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许多方面，并对它进行重新调整定位以使之在迅速改变的文化潮流中呈现出新的意义”（注：Stuart Sim：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Routledge，2000，P1.）。象哈贝马斯一样，后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具有强烈启蒙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规划仍然拥有解放性的一面，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价值的追求在当代的知识境遇下并没完全丧失意义，只要借助于一种后现代的话语逻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许多积极方面将会在解构中幸存下来并在新的建构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解构与建构的双维并重上，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美丽的范型”——他们一方面肃清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的本质主义残迹，一方面极力构筑一种非决定论的霸权接合实践。因此，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既是消极性的又是积极性的，西姆正是按他们的这一启示区分出两种后马克思主义：消极的后马克思主义和积极的后马克思主义，但在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中，这两方面不仅紧紧纠葛绞合在一起的，而且其理论建构的努力要远远强于解构的冲动，甚至可以说，其理论重塑的意向在逻辑上“先于”并成功地规导了其拆解企图。这恰恰切合了利奥塔德对后现代之“后”的一种诠释：“后”（post）必须根据未来（post）的先在之悖论来加以理解。把一个非斜体的“后”置于马克思主义之前，乃表征一种在时间上后发的东西在逻辑上的预先莅临，正是在此意义上，巴丽特（Barrett）指出，拉克劳和莫菲“不是在不留痕迹地消灭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完成它”（注：Slavoj zizek：Mapping Ideology，Verso，1994，P246.）。

正在建构的维度上，后马克思主义将话语理论带入一个增殖性的运用场域和空间。“后马克思主义把从语言学和符号学、哲学、文学、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这一系列领域中汲取的，既冗长又深奥难解的话语集中在一起了”（注：Mark Cowling，Paul reynolds：Marxism,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Palgrave Publishers Ltd，2000，P263，P258.）。在这个综合性的新话语景观中，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索绪尔的漂浮不定的能指（free-flowing signifier）、拉康的缝合（suture）、福柯的离散规则（regularity in dispersion）、德里达的延异（differance）以一种近似中药方剂的配制方式掺合融会在一起，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原则——霸权接合实践（hegemonic articulation practice）。借助霸权接合的逻辑，后马克思主义着力营造和构筑一种祛除了本质主义和总体内在化倾向的非还原论的社会建构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以及文化多样性诉求，这从几个方面获取了清楚的表达与展示：其一是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其二是历史的随机性；其三是社会的非闭合性建构；其四是认同政治或身份政治；其五是一个摆脱了中心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