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讳的读音是míng huì，旧指尊长或所尊敬之人的名字。旧时生前曰名，死后曰讳。分用义异；合用义同名字，但含有敬意。

《艺文类聚》卷六五引 晋束晳《劝农赋》：“条牒所领，注列名讳。”

元汤式《一枝花·赠人》曲：“金瓯应已藏名讳，麟阁终当绘像仪。”

《西游记》第五四回：“牒文之后，写上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三人名讳。”

曹禺《雷雨》第一幕：“周萍：那是因为母亲的名讳是侍萍 ，母亲临死，自己替我起的名字。”

名讳是出现在中国古代的一种语言现象。遇到君主或尊长者时，不但不能直呼其名，而且在书写的时候也不能使用这些字，于是只能用改字、改音或减少字的笔划等方法予以回避，也称避名讳。《公羊传·闵公元年》书云：“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也许这名讳的最初本意是尊重长者、老者和贤者，但后来的历史却因为这名讳的习惯给改变了不少。

首先因为名讳而改变历史的，就是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了大量史实，「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他首先就因为回避父亲的名字，而改变了别人的名字。因为其父叫司马谈，所以我们在长长的《史记》中找不到一个“谈”字，有一个人名叫“赵谈”，司马迁就把他改成了“赵通”。当然还有别的字，为了避秦庄襄王子楚之名讳，将“楚”改成了“荆”，汉武帝名彻，司马迁《史记》中就将“蒯彻”改为“蒯通”；汉文帝名恒，《史记》就改“恒山”为“常山”。 同样的，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为了避开他父亲的名字“泰”字，所以我们在他那一百二十卷的大作中找不到一个“泰”字。改称郭泰为郭太，郑泰为郑太。用现代的习惯来看，他是把别人都改变性别，做人家的“太太”了。还有汉高祖叫刘邦，《汉书》为避其讳，于是把其他的“邦”都改成了“国”。他们这一改不要紧，我们这些后代认真读史书的人，却不是成了误读吗？ 名讳之风到了唐代更盛，如唐高祖名渊，所以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里改针灸穴位“太渊”为“太泉”；唐高宗名治，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六《鉴药》就改“治身”为“理身”。不但字须改，甚至连偏旁也要避讳，唐太宗名世民，除了“世”改为“代”，从“世”之字亦改为从“曳”，所以《太素》里的注文“飧泄”改作了“飧洩”。柳宗元《捕蛇者说》将“民风”改写为“人风”。

宋代苏轼祖父的名字是“序”，而苏东坡这个名作家却要替别人写很多序，若是用了“序”字变是对祖先大大的不敬，于是只好把所有的“序”改成了“引”或者“叙”。又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宋代田登做州官，自讳其名，州中皆谓“灯”为“火”。上元节放灯，州吏贴出榜文云：“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民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从这来。

不只是后人要避长者的讳，有点名气的人也不愿意有别人与自己同名。明代文人李梦阳任江西提学副使时，发现有个读书人与他同名，便拟出一副楹联的上半联来考那个读书人：“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意思是两个“相如”都不相同，你一个士子岂能与我同名同姓？没想到那个读书人思索片刻，竟巧妙地对出下联来：“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此亦无忌。”意思是魏国信陵君公子无忌和唐代大臣长孙无忌没有“忌讳”，我们也不必忌讳同名同姓了。李梦阳听后只得作罢。

据说袁世凯篡权后，忌讳“元宵”二字，因“元”与“袁”同音，“宵”与“消”同音，“元宵”听起来像是要消灭袁世凯，于是在1913年元宵节前，袁世凯下令将元宵改称“汤圆”。虽然这样做并没能挽救袁世凯，但“汤圆”这个名称却因此而流传下来。

避讳是我国历史上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习俗，对君主和尊长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如遇应讳的字，不能读本音，要“改读”或“换说”，称为“读白”，如《红楼梦》中林黛玉为了避母亲贾敏的讳，碰到“敏”字，就读成密或米；写到讳字的时候，要按规定采取“空字”、“缺笔”或“改字”的办法，谓之“写白”，如孔丘的“丘”字，在古文献中有时候就写做“正”。我们习惯上把错别字说成“白字”，就是来源于避讳。

避讳之名起源于何时呢？

避讳这种霸王条款是什么时候规定的呢？有人说夏商时期就开始了，证据是《山海经》中夏后启写做夏后开。但是《尚书》中对夏商国君的名字却是直书不讳，这是为什么呢？有人研究认为：《山海经》中之所以避启为开，乃是避汉景帝刘启讳所致。

学术界一般认为避讳起源于西周，据史料记载，春秋时已有鲁国大夫有关取名六忌的见解，《礼记

秦汉以后，大一统的政局形成并得到巩固，君主之尊变得无以复加，那时，皇权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名字当然也就不能随便称呼；而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尊长的名字也不能轻易书写，凡遇有帝王或尊长之名，就要想方设法避开，这样，“避讳”逐渐就成为我国古代的重要礼俗之一了。早在先秦古籍《礼记·曲礼上》中，就有“入国问俗，入门问讳”的记载。

秦汉以后，随着皇权和宗法制度的日益加强，避讳也日益严格，甚至被明文写进了法律。唐朝的法律就规定，直呼皇帝的名字犯“大不敬”罪，不能赦免。这样以来，五花八门的“避讳”有如网罗，兜揽了臣民的全部言论行为，稍有触犯，轻则遭谴，重则罹祸，乃至灭家灭族。十六国时的前秦国主苻生，是个独眼龙，因此讳“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等字眼。手下人无意犯了讳，就要受到剁腿、破肚、拉肋、锯颈等种种酷刑。

有一次他叫太医令程延配药时，问及所需人参的好恶与多少，程延回答：“虽小小不具，自可堪用。”这“不具”可是犯了大讳，苻生勃然大怒，先将程延的双眼凿出，再将他杀死。

宋朝的官方曾经修订了一部《礼部韵略》有大宋皇帝的名字、庙号之类要回避的字，其中高宗赵构的“构”字同音回避的字最多，达到55个，一网打尽了与“构”读音相同甚至相近的所有汉字。其他皇帝的名字需回避的大多数在二三十字左右。总共是325个字必须回避，也就是说在那时候，至少这325个字必须禁止使用：不能书写、不能读出、不能用于起名，等等。幸亏赵宋天下没有千秋万代，否则，说不定所有的汉字都被这样禁止回避了。

回避皇帝的名讳，是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做后盾的。唐朝的法典《唐律疏议》规定，“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就是说，由于笔误或口误，书写或说出皇帝的名讳，就要挨板子；如果起名犯讳，就要流放三年。当初满清入关，顺治皇帝福临曾说，不能因为自己一个人名字中的“福”而使天下人无福，表示人们不必讳“福”，但后来的满清法典《大清律例》的规定，与唐朝差不多，无心的犯讳也是要打数十上百的板子的。前面已经说过，满清时期有人编字典犯讳，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被砍了头，按照法律，当然不该有如此严厉的惩处，但是，专制社会的法律是不确定的，一切都取决于圣意。

一是帝王，对当代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进行避讳。如在刘秀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曾下诏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有时甚至还要避讳皇后之名，如吕后名雉，臣子们遇到雉要改称野鸡。

二是讳长官即下属要讳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甚至一些骄横的官员严令手下及百姓要避其名讳。陆游编著的《老学庵笔记》记有一故事：一个叫田登的州官不准下属及州中百姓叫他的名字，也不准写他的名字，到了正月十五照例要放灯三天。写布告的小吏不敢写灯字，改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由此便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笑话。

三是避圣贤，主要指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有的朝代也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有的还避周公之名，甚至有避老子之名的。

四是避长辈，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与别人交往时应避对方的长辈之讳，否则极为失礼。唐代诗人李贺之父名晋，“晋”与“进”同音，故李贺一生不能举进士。

古人常需避讳，他们在小心谨慎之中总结了种种避讳方法：

改字形

有的改用同（近）义字词来代替需要避讳的字。例如汉武帝名彻，知名辩士蒯彻便改名为通。唐高宗名治，天下人便用理字替代治字。有时也可以通过增减笔画来避讳。例如邱姓先人本姓丘，但是孔夫子名丘，为避讳便加了一个耳朵。

缺笔法

当遇到要避讳的字时，在该字上少写一笔。 从宋代开始都要避丘字，写时往往要省去一笔。

改字法

遇到要避讳的字时使用其他别字代替。

空字法

遇到要避讳的字时不填写。

改字音

例如，秦始皇名政，所以“正月”的“正”要读作阴平（一声）。有的以“某”字代读，读到应避讳的字时改读“某”。

比如：

阴历一月古时本来又叫“政月”，这是因为古代的皇帝都要在一年的第一个月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并决定一年的政事。到了秦朝，由于秦始皇一月出生，取名“赢政”，就把“政月”改为“正月”。“正月”的“正”不再读四声而读作一声了。

秦始皇的父亲名子楚。于是把楚地改为“荆”。

吕后名雉，当时文书上凡遇雉字，均用“野鸡”二字代替。

汉文帝名叫刘恒，于是把姮[héng]娥改名“嫦娥”，把恒山改为“常山”。

汉武帝名叫刘彻,韩信有个谋士，乃秦末知名辩士叫蒯彻,史书上就改称蒯彻为“蒯通”。

汉光帝名叫刘秀，曾一度把秀才的名称改为“茂才”。

汉明帝叫刘庄，当时竟把《庄子》改为《严子》。

唐太宗叫李世民，就把中央六部之一的民部改为“户部”。

宋仁宗名赵祯，蒸包子蒸馒头的“蒸”字就得改为“炊”字。

因为避讳而闹的笑话：

五代时有个冯道，历朝为相，有一次，他命一个门客讲《道德经》，门客想到书中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连犯冯道的忌，于是就把第一句念作“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传说有个叫贾良臣的人，要求家人对自己的名字必须严格避讳。他的儿子很乖巧，一天读到《孟子》里“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就大声朗诵道：“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气得他老头子干瞪眼。有个学生在私塾里读书，因他父亲名谷，每遇到“谷”字时，也都要改读为“爹”。如读到《管子·牧民》“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五谷”念成“五爹”。读到刘禹锡《上杜司徒书》“百谷之仰膏雨”，“百谷”念成“百爹”。同窗听了，取笑他道：“你一会儿‘五爹’，一会儿‘百爹’，到底有多少个爹啊？”

更为有趣的是，古代常州每年元宵要大放花灯，以示歌舞升平。有一任太守名田登，其名与“灯”字谐音，为避此讳，只得将元宵前夕的告示写成“本州照例放火三天”。结果，老百姓讥之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迂腐地坚持避讳固然闹了不少笑话，不过，巧妙地避讳，也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机智。有这样一则笑话，有一个名叫阿九的老头子外出赶集去了，恰好有一个自称阿九叔的人登门讨债，儿媳妇对他说：“我公公赶集去了，你有什么事对我说吧。”那人说：“阿九伯欠我九百九十九两银子，叫他九月九日送到我家里，我名叫阿九叔，住在九里湾。” 阿九伯回来后，聪明的儿媳妇巧妙地避开了公公的名字中的“九”，说道：“刚才有人来找您老人家，不知他是四五叔，还是三六伯，他说公公欠他一千少一两银子，叫你重阳节那天，送到他家里，他住在八里湾过去，十里湾过来。”公公听明白了儿媳妇的话意，逢人就夸自己的儿媳妇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