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长风曾说他的本行是政治思想史，“一生最好的廿年时光用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尽管“一九五四年文学与兴趣开始回转，偶尔写些散文，读文学作品，但是仍被政治思想的巨石压得喘息维艰。”这里道出了他个人兴趣与学术选择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显然又联系着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
主流意识形态。不过，尽管作者说他从童年和少年时代开始就兴趣文学，其人生态度和文学的价值取向却是情感主义的。他有一本散文集，就取名为《唯情论者的独语》，认为权力、地位和名声等，“若一旦与情感冲突时，我就毫不犹豫，弃之如粪土。”这种“唯情论”，显然影响了他的写作，不仅散文的写作，而且也在他以《中国新文学史》为代表的文学批评著述的取舍、判断和叙述语气中体现出来。
在香港，出版过新文学史的，原也不止司马长风一人，
李辉英于1970年，就出版过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香港：东亚书局1970年7月初版），但这本文学史，与其说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本粗糙的文学史讲义。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却是一本“痛感五十年来政治对文学的横暴干涉，以及先驱作家们盲目模仿欧美文学所致积重难返的附庸意识。为了力挽上述两大时弊”的“一部最初的中国新文学史”，——这当然不是司马长风对大陆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以来的著述视而不见，而是认为“大陆出版的新文学史，千篇一律，都依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基准，以政治尺度代替文学尺度，根本文不对题。”实际上，这部文学史追求的是一种反对“政治对文学的横暴干涉”的目标：“第一，这是打碎一切政治枷锁，干净以文学为基点写的新文学史。”应该说，这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譬如，作者为了满足自己“反载道始，以载道终”的基本叙述观点，在介绍“文学革命”（1915-1918）之后，把新文学的发展划分为“诞生期”（1918-1920）、“成长期”（1921-1928）、“收获期”（1929-1937）、“凋零期”（1938-1949），以植物的生长现象，比喻复杂的文化现象，就失之简单笼统。特别是把1938-1949年这段时间称为“凋零期”，认为“这个时期赶上两场毁灭性的战争：
抗日战争（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国共战争（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在战争风暴中，百业俱告残破，娇贵的文学花果，自然也随着凋零。”这是简单的社会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不是实实在在从文学现象的全面把握中得出的结论，在方法论上与庸俗的意识形态批评如出一辙。看得出来，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出于对“政治”暴力的不满又受着它的牵制，这种“力挽”政治干涉和盲目模仿欧美文学“两大时弊”的冲动，与他的“唯情论”一拍即合，其情感主义的取舍与判断就更加明显了。譬如小说，他盛赞
郁达夫的《
沉沦》的美在
鲁迅小说之上，“《沉沦》辞藻的凄惋生动，情意的真挚纯粹，当时文坛确无人能及。即使鲁迅也不行。鲁迅的文字比郁达夫凝炼、冷隽，但是从审美眼光看，不过是一把晶光发亮的匕首；可是郁达夫的词藻，尤其《沉沦》里的词藻，则如斜风细雨中的绿叶红花，不但多采，并且多姿。”又如诗歌，不仅忽略了围绕在
胡风身边的诗人群，书中所提出的诗例，大多是简单抒情想像、语言与形式都较表面化的二三流作品，甚至把
沈玄庐的《十五娘》当成了新诗诞生期“最优美的一首诗”，而对新诗史上真正的好诗，常常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提出后无话可说，简单引些同代人的评语或加上几个空洞的形容词轻轻打发。
对抗式的研究动机和情感主义的文学立场，使得《中国新文学史》难以成为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但在七十年代的背景下，它也敞开了被
政治意识形态所长期遮蔽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譬如作者将“文学革命”(1915-1918)独辟为“第一编”，较全面地介绍了当时的思想文化情势，同时在文类方面引入了文学批评，使文学史有较大的包容性；又如对文学主流以外自由主义思想的边缘作家（如
周作人、
沈从文、巴金、
朱光潜、
李健吾、
梁实秋、李长之、
李劼人、
徐訏等）作了较充分的介绍，在当时也是一种贡献。然而从严肃文学史的要求看，史料掌握不全是一方面，叙述过于情绪化、文本分析的功夫不到又是一个方面，因而在今天读来，虽然酣畅流利，架空浮泛之处也举不胜举。有些方面，甚至还不如他就某个具体问题展开话题的《新文学丛谈》，来得具体实在。
《新文学丛谈》是一本颇有史料价值的随笔集，可与《中国新文学史》互相补充，但趣旨各异，不象后者重知识和实证，而较有掌故性和趣味性。但它提出了不少一般人忽略的问题，因而值得留意。譬如，作者评论
赵家壁主编的《
中国新文学大系》，指出各编的得失，通过编者的立场、好恶，发现“里面有斗争”，就很有自己的见识，又如（《新月》的后继刊物）一文，认为徐志摩遇难之后，“新月社”诸人风流未散，“在某种意味上，《
独立评论》绍继了《新月》的政论和学论，《自由评论》则较综合的绍继了《新月》，《学文》则绍继了《新月》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和批评；《华年》则绍继了《新月》的论学部分。”亦不失为一个新颖的见解。这些随笔都从第一手材料出发，又写得直言不讳，给人以较深的印象，几乎要让人认为：随笔中的司马长风，的确是读过许多现代文学资料的。但显然，这些资料，写写随笔尚可，写一部文学史，却有相当大的匮乏。不仅仅是资料上的匮乏，还有时间上的匮乏和成熟文学观念的匮乏。因而《中国新文学史》读后，难免会让人感慨系之：这毕竟是一个研究政治思想腻烦了
半道转行的人写的文学史，一个资料不足的香港学者写的文学史，一部上卷只用了六个月、中卷只用了七个月写出的文学史，而在写文学史期间，每周还有十四节课要上，每天还有三千字的杂文要写。 其他香港批评家像司马长风这样在学院任教学者，都还不能专致于文学研究和批评，其他“业余”批评家，其批评数量和质量当然就更受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