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三家注》即南朝刘宋的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的合称。原各单行。《四库提要》认为散列正文下并合为一编，始于北宋。现存最早的有南宋黄善夫刻本（商务印书馆收入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

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南朝宋·裴骃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主要汇聚他人的解释；索隐解释原文时，除了个人的意见外，也引述他人的解释；正义除了解释原文、说明地理之外，还对一些字加了音注。

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裨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

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刘宋的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张守节，唐代开元年间学者，此人曾经给司马迁的名著《史记》作注，起名《史记正义》他在这本书中引用了唐魏王李泰、萧德言等人所撰写的一部地理著作《括地志》。张守节本人其生平事迹不详。根据其著作《史记正义序》一文中有“守节涉学三十余年”的话语。此序写于唐玄宗开元24年（736年），由此上溯，恰好是武则天当政的强盛时期，那么，“改日日本”一事，他应是亲自闻听过的 开元时官诸王侍读，守右清道率府长史。

创作背景：史记的传播

《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

历史地位及写作特点

《史记》的声望随日俱上，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駰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是其中影响最大的。

《集解》兼采当时裴駰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

历史价值

南朝刘宋的裴骃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以及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世称《史记》三家注。由于早期的《史记》注相继亡佚,《史记》三家注成了唐及唐代以前仅存的三部《史记》注作。《史记》三家注在集结前人《史记》注释成果的基础上,考释辨正,阐幽发微,从而将古代《史记》注释推向顶峰。在版本形式上,宋时出现了将《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及《史记正义》三家的注解一并散入《史记》正文下的刻本,这种以合注形态刊行于世的《史记》版本,即《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俗称《史记》三家注本。《史记》三家注本也是后世流传最广的《史记》本子。可以说,《史记》三家注在《史记》版本学和注释学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其影响是非常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