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乐考古遗址公园，是以可乐考古遗址为中心区，主要由3个遗址和15个墓群组成，计划建成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上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可乐考古遗址公园发掘出汉墓7座，出土文物300余件，引起了考古界、史学界的轰动。2000年，研究人员在可乐发掘出夜郎墓葬108座，出土文物547件，其中葬式奇特的“套头葬”入选2000—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由此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可乐遗址出土文物主要反映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夜郎文化特征，被有关专家称为“贵州考古发掘的圣地、夜郎青铜文化的殷墟。”

可乐，彝文古籍称为“柯洛倮姆”，意为“中央大城”，史志记作“柯乐”，后演变为“可乐”。今天杂居可乐的彝、苗、布依等少数民族中，彝族人最多。

考古人员对赫章县可乐乡战国秦汉墓地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夜郎独有的“套头葬”习俗，如用鼓形铜釜套头，以及用铜洗罩面、铜釜套脚。据分析，套头铜釜曾是死者生前用的炊具，是特殊的宗教用器，而不同的墓葬，处理方式又不尽相同。据了解，这种奇特的埋葬方式在国内考古中是独一无二的。贵州文物考古所的研究员宋世坤说，通过考古发现，可乐是贵州考古的圣地，是贵州青铜文化的“殷墟”。

近年来，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已经初步证实夜郎文化的代表遗址位于贵州赫章县可乐彝族苗族乡。贵州省博物馆在赫章可乐多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主体型制多为秦汉时期文物，有的具有巴蜀特征，有的具有夜郎文化特征。但是属于汉族文物较多，属于典型的其他少数民族文物较少，而且器物的文化归属至今尚无法确定，这充分表明古夜郎文化是一种复合文化。

夜郎时代的交通格局与当代截然不同。当时的可乐大城与中原的联系是向北超越崇山峻岭进入赤水河或牛栏江河谷，才能与巴蜀一带的汉族居民建立直接联系。《史记·西南夷列传》称，在四川宜宾（犍为）有大量的笮马（后世的乌蒙马、水西马）、牦牛、 僮（指市场上出卖的奴隶）交易，他们都是通过这一古道从可乐而来。但这些已有的出土文物仅是与古夜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还不能视为夜郎文化的全部内容。

据彝文古文献记载，当时与贵州可乐齐名、能称“倮姆”（彝语，汉语为“大城”）的，有成都（勒姑倮姆）、重庆（储奇倮姆）、昆明（勒波倮姆）等西南地区的著名城市。贵州考古专家宋世坤分析，可乐地区的建置沿革，前人缺乏考证，但将历史的发掘与文献对照研究推断，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很可能是属于夜郎国的重要“邑聚”或“旁小邑”的境地，也说明可乐在贵州古代历史、乃至西南地区古代历史上曾经占有重要地位。

可乐是彝族苗族乡，现在主要的居民是汉、彝、苗等民族。《夜郎史传》和《益那悲歌》等彝文典籍揭示，夜郎王是彝族先祖笃慕后裔。但是，夜郎故地的古代民族，有的属于氐羌族系，有的属于苗瑶族系，有的属于百越族系。氐羌族系的古代民族，基本上是靠游牧和农牧兼营为生，居住地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又一直实行火葬，因而不可能建构长期稳定的大型城池和形成大规模的墓葬群，致使今天考古发掘中很难发现这一族系的成片文化遗址。

他们的文化遗物只可能在与汉族的交往中流入汉族社会，并在汉族墓葬和城池遗址得以保存下来。苗瑶族系的古代民族，长期过着狩猎采集生活，村寨聚落均为木质结构临时住所，又普遍实行“风葬”，更不会留下成片的文化遗址，属于他们的文化遗物同样依靠汉族墓葬或城池遗址的保护才能被今天的考古发掘所发现。

百越族系的古代民族，过的是滨水渔猎生活，也兼营近水地带的刀耕火种，他们能够建构较稳定的村寨聚落，但所住的干栏式住房都为木质结构，而且不需要建筑地基，他们的文化遗物大部分随着村寨聚落的毁失而散落滨水泥沙中。目前，贵州省境内的北盘江、乌江流域均在河滩的冲击层中陆续发现石器、贝器、骨器和零星的金属残片，就很可能属于这一族系古代民族的遗物。由于文化遗址不成片，这些遗物发现并没有引起考古学界的普遍关注。然而，这些零星发现具有极高的价值，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

就可乐遗址现有考古收获而言，传说中可以与重庆、成都、大理、宜宾等媲美的可乐大城，其城池建构、附属设施、居民聚落都明显与同时代的重庆、成都、大理、宜宾古城不同。

由此充分表明，传说中的可乐大城是一个多元文化复合的大城池，为了能够包容上述三个族系的相关文化，这个大城在性质上是一个季节性的多民族集散中心，它的定居居民人数有限，主体是汉族居民，目前发掘的文物属于他们所有。但这些已有考古收获并不能代表可乐大城的全部内涵，因为其他族系各民族的季节性集散是该大城得以支撑、繁荣的基础，其季节性来可乐是为了实行物资交换。

他们的临时住所是搭在城外的帐篷或临时住房，生活中留下的遗物必然混入泥土中，若考古发掘仅关注墓葬和遗址，就会将他们的文化遗物严重遗漏掉。要发现这三个族系的文化遗物，只能在河道的泥沙沉积中才能筛选出来，这应当是下一步考古发掘和研究必须重点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