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墩刻符，是指安徽省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630多个刻划符号，丰富多彩，数量多而集中，是迄今为止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一批与文字起源相关的资料，在中国文字史、汉字起源史上有重要地位。

安徽省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630多个符号，在中国刻划符号体系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8000年前的贾湖刻符、到7000年前的双墩符号、5000年前的大汶口符号、4000年前的龙虬符号，构成了淮河流域符号体系。淮河流域文化对商代文化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在河南南部、安徽西北部正是夷夏商交会地带，也是先商文化的最南分区，因此，淮河流域符号体系对甲骨文的形成，应产生过很大影响，在中国文字史、汉字起源史上有重要地位。

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600余件刻划符号中，与“水纹”相关的刻划符号已接近90件，占总数比例的六分之一。渔猎经济在双墩先民的生产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因为渔猎活动与水密不可分，水纹刻划符号中的大部分内容都与渔猎经济活动有关，“水纹”刻划符号包含的内容，还涉及到狩猎、居住、气候环境等方面。

双墩先民在长期的渔猎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通过判断水纹变化来识别鱼群活动规律，以便确定从事渔猎活动的方式；通过对不同水纹现象的记录，反映当时气候、水环境对于“水纹”变化的影响；他们将“水纹”刻划符号中的某些符号在形式和意义上固化，并在一定区域内共同使用，初步显示了原始文字的功能。

双墩出土的600余件种类繁多的刻划符号，就同期国内外文化遗存来说，都十分罕见，是惊人的发现。这些符号大都刻划在器底部位，内容广泛，涉及日月、山川、动植物等写实类，狩猎、捕鱼、网鸟、种植等生产类，记事与记数类，反映了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广泛的内涵。安徽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双墩遗址发掘领队阚绪杭认为，双墩刻划符号已经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淮河中游地区已显露出早期文明的曙光。

双墩刻符中不少符号反复出现，使用频率高，具有明显的记事性质和一定的表意功能和可解释性。这类刻划符号在定远侯家寨也有发现，表明它是一定地域范围氏族群落之间表达特定含义的记录符号。它与其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刻划符号相比，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也有自身的明显特征，是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

双墩刻划符号是一套成熟的形、意结合的记事符号。陶工们运用象形和抽象的艺术手法将双墩人的历史以不同的单体、重体和组合体符号的形式刻划在陶器上，专家发现，绝大多数符号刻划在碗的外地圈足内，少数刻划在碗的腹部、豆座圈足内、坠底部等隐蔽部位。

专家认为，这一特征在晚于双墩符号的长江流域的柳林溪和杨家湾遗址中有所反映，另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中也出现少数符号刻在陶器隐蔽部位的情况。

蚌埠双墩遗址发现630多件刻划符号，符号种类之多、内容之丰富是同时期其他遗址所无法比拟的。这些符号内容相当广泛，包括日月、山川、动植物、房屋等写实类，狩猎、捕鱼、网鸟、种植、养蚕、编织、饲养家畜等生产与生活类，记事与记数类等，堪称原始社会的“档案馆”。

专家表示，双墩符号还证实，早在蚌埠双墩文化时期，人们已经开始饲养家禽（猪等象形符号经常出现）、生产食物、种蚕等“农业革命”，这正是进入文明史的决定性标志，刻划符号对于双墩文化甚至整个中国历史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双墩符号已进入到表达观念的阶段，具有文字书写的特点。这些符号内容丰富多彩，特别是不少符号反复出现，使用频率较高，具有明显的记事性质和一定的表意功能和可解释性。它在遗址中多处被发现，符合文字固定形态和文字社会性。

双墩的刻划符号与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宜昌杨家湾、秭归柳林溪、青海柳湾以及大汶口、良渚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刻划符号相比，具有明显的自身特征。学者们通过10多年来对其中的一部分符号进行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并将符号与甲骨文→金文→今天的汉字进行对照释读，认为双墩符号与汉字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双墩刻划符号的大量出土，填补了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史前文化的空白，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和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注入新的内容。这一研究成果表明，早在7000多年前淮河中游地区已显露出早期文明的曙光，淮河流域与黄河、长江流域同样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为丰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张居中在研讨会上认为，双墩刻符对甲骨文形成产生很大影响，对汉字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

张居中发言中认为，双墩符号在中国刻划符号体系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8000年前的贾湖符号、到7000年的双墩符号、5000年的大汶口符号和4000年的龙虬符号，构成了淮河流域符号体系。然而淮河流域文化对商代文化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在河南南部、安徽西北部正是夷夏商交会地带，也是先商文化的最南分区，因此，淮河流域符号体系对甲骨文的形成，应产生过很大影响，对汉字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