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漳泉同城化,构建厦漳泉大都市区,是福建省委、省政府着眼于推动福建省科学发展、跨越发展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三市共同拓展发展空间、扩大发展机遇,在更大平台上集聚竞争优势、打造引领跨越发展的强大区域增长极,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
被称为闽南“金三角”的厦漳泉,语言、文化、习俗等相近,经济交往、人员往来更是频繁,要素的密集度、发展的繁荣度、联系的紧密度,堪称全省之最,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因应形势而生。
随着
厦门岛内外一体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福厦动车的开通、轻轨项目的启动,特别是翔安隧道、翔安大道、厦漳大桥的接连开通、捷报频传,厦门正从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迅速转型,并形成以厦门—泉州—漳州为中心城市的价值高地。
发展背景
2020年厦漳泉融为一城“同城化总体规划”浮出水面
根据《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总体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提出的目标,厦漳泉大都市区目标范围包括三市全域,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2011年总人口1666万人。
同时,大都市区域核心区概念也被提出,该区域面积7772平方公里,2011年总人口约1200万人,包括厦门全域,漳州、泉州两市中心城区,龙海市、漳浦县、长泰县、南靖县、华安县的部分区域,泉港区、惠安县、石狮市、晋江市、南安市的部分区域。至2020年,基本实现同城化。同城化共建共享机制将较为完善,实现产业、空间和社会的高度融合。
厦门无疑扮演主要角色,它将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绝对龙头老[1]大地位,左右两翼对接漳州和泉州,形成一个位居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的东南沿海具有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区,这或许就是未来大厦门的蓝图。它对厦漳泉三市都是一次历史的机遇,但是,对于漳州而言尤为重要,这座在厦门和泉州影子里生存并沉寂了好多年的城市,将彻底“解放”。
据说,闽南人的祖先最早从中原河南一带迁入时就是在漳州和泉州落脚的。两个文化、历史、背景、语言、民俗相同的闽南兄弟,漳州一向是以老大哥自居,插一根扁担都能发芽的肥沃土地,足以让泉州人妒忌一辈子。可是,近几十年来两地的经济发展大相径庭,无论是GDP、财政收入等,漳州如今都已被远远地撇在后面。传统的“厦漳泉”次序排列突然间被颠倒,漳州被搁在一个颇为尴尬的位置,除了农业示范区,外加一个文化名城的美誉,在工业经济上则是乏善可陈。既生瑜,何生亮?让漳州人很无奈。
很多在漳州居住过的人都感觉,漳州是一座不温不火、安于现状的城市。漳州人的心态总是知足常乐、小富即安,像他们喜欢看布袋木偶戏一样,静静享受,细细品味,生活很轻松。包括漳州的女人也很小资,早晨从菜市场回家,菜篮子或自行车的前框里总忘不了捎带几支艳丽的鲜花,看上去就像生活在北欧某个有序而宁静的小镇。
漳州时常沉浸在昔日气候宜人、物产富饶的“农业立市”的辉煌当中,始终割舍不了传统的“百般武艺,不如锄头锄地”的农业情结。曾几何时,九龙江畔的“花果之城”、“鱼米之乡”。沉甸甸的龙眼、荔枝、香蕉、菠萝和盛开的水仙花,无不成为电视主持人最津津乐道的话题。
漳州还是一座很“宣传”的城市,善于在找寻“感动漳州的人物”中,提炼出各种鼓舞斗志的精神榜样。很早的时候朋友就告诉我,漳州人总结了好几种“精神”,很了不起。屈指数来,有龙江风格的大局精神、谷文昌的创业精神、女排的拼搏精神以及
漳州110的服务精神等等。并相继修建了“谷文昌精神教育基地”,“龙江风格”纪念馆,女排“五连冠”陈列室等。
漳州人绝对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遗余力地努力挖掘特色精神资源,也曾竖立过一位身残志坚的小学乡村教师的典型,轰轰烈烈到全省巡回报告演讲,人们都乐观地期待着能在全国范围泛掀起一股强大的学习热潮。
一座城市确实应该有其立市的精神,那是灵魂。但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如果只有精神也还不够,还需要机遇,以及对机遇的充分把握。泉州有没有什么精神呢?泉州人也许习惯埋头做生意,来不及总结。从石狮小镇的“三来一补”到“有街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万式装”,再到享誉海内外的柒牌、七匹狼、富贵鸟、特步、九牧王和利郎等知名品牌企业。这大概也能折射出某种精神,总结起来应该是一种“爱拼才会赢”的敢于拼搏、敢于冒险的海洋精神。
人的思想观念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解放程度,泉州这辆经济快车永远是在“绿灯快行,黄灯慢行,红灯绕道行”的“交通规则”中高速前进。漳州不乏人才,漳州也不乏机遇,国内知名的万利达集团正是从南靖一所中学的校办工厂起家。漳州人经营文化市场很有前瞻性,当年在民主路上那很不起眼的“晓风书屋”,上世纪90年代初竟然长驱直入厦门书市,如火如荼,盛极一时。那时侯,堂堂厦门特区还没有一家像样的民营书店。
漳州最需要的是对机遇的把握。在打造厦漳泉大都市区中,抓住了机遇,这座海滨城市将被激活,失去机遇,它只能在精神世界中继续美妙地冬眠。
议题发展
2010年07月,省委八届九次会议明确提出:全面实施海峡西岸城市群发展规划,推动城市联盟,构建福州大都市区和厦漳泉大都市区引领发展的格局。这一思路又被写入了2011年1月发布的《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1年07月,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第一次党政联席会议成功召开,同城化进程的大幕正式拉开。随后,省政府出台《加快推进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工作方案》,三市联合推进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规划编制。9月,三市正式签署《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合作框架协议》。
2011年11月,省委书记孙春兰在第九次省党代会报告中指出,发挥厦门经济特区龙头带动作用,加快推进厦漳泉大都市区建设。泉州要在创新转型中创造新优势,漳州要依托大项目建设推进城市化进程。
2011年12月,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纳入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厦门市深化对台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2012年01月,同城化工作首度纳入省政府工作报告。
同城化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根据规划,同城化目标是到2012年,迈出实质性步伐,城市轨道交通等一批重大同城化交通项目加快实施,居民健康信息系统等若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成投用,部分领域公共服务实现同城化。中长期目标是到2015年,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实现同城化联网、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同城共用,基本公共服务有效融合,资源要素市场体系一体化形成,三市基本实现同城化发展。
新进展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龙海区21日分别举行撤县(市)设区授牌授印仪式,以崭新姿态全方位融入“大漳州”建设,进一步推进厦(门)漳(州)泉(州)同城化发展。
闽南名人
欧阳詹(755年-800年),字行周,福建晋江潘湖欧厝人(今泉州市晋江池店人),欧阳詹生活在
安史之乱后的中唐,一生没有离开国子监四门助教这个官职。蔡清认为,没有欧阳詹的影响,福建不可能有“
海滨邹鲁”的称谓。代表作品:《
欧阳行周文集》8卷
俞大猷(1503年~1580年),字志辅,号虚江,出生于泉州河市,是明嘉靖时期著名爱国将领、抗倭民族英雄。
李贽(1527年一1602年),字宏甫,号卓晋,又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人,明末杰出思想家和进步史学家。
颜思齐(1589年——1625年),宇振泉,海澄
县人。生性豪爽,仗义疏财,身材魁梧,并精熟式艺。台湾开发史上,颜思齐最早率众纵横台湾海峡,招徕漳泉移民,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拓垦,因而被尊为“开台王”、“第一位开拓台湾的先锋”。《台湾通史》为台湾历史人物列传,“以思齐为首”。
黄道周(1585年~1646年)明末学者、书画家、抗清英雄。字幼玄,一作幼平或幼元,又字螭若,螭平,号石斋,汉族,福建
漳浦铜山(现东山县)人。天启二年进士,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时,任吏部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抗清失败,被俘殉国,谥忠烈。黄道周学问渊博,精天文历数诸术,工书善画,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为人严冷方刚,不谐流俗。著有《易象正》、《三易洞玑》、《太函经》、《续离骚》、《石斋集》等。
洪承畴(1593年~1665年),字彦演,号亨九。先仕明于松山之败后降清,是明末叛臣之一,但也是
清朝定鼎中原的重臣。出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二十二日,
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二十七都
英山霞美乡(今英都镇良山村霞美)人。
康熙四年(1665年)去世,享年73岁。赠
少师,谥文襄,赐葬京师,立御碑。他的墓地在
北京海淀区车道沟。
乾隆因洪承畴为叛明降清的人,列于
贰臣甲等列入《清史·贰臣传》。洪承畴于
崇祯年间,曾辑有《古今平定略》12册。后人又辑有《
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及《经略纪要》24卷。
陈化成(1776——1842)是鸦片战争时期,守卫
吴淞,英勇抗英著名将领。字业章,号莲峰,汉族,福建同安县(今属厦门市)人。出身
行伍,历任嘉庆间
参将、道光间总兵,鸦片战争爆发时任任
福建水师提督,迎击英舰,旋任江南提督,道光十二年与英舰力战而死。
施琅(1621年-1697年),字尊侯,号琢公,晋江衙口人,维护国家统一,收复台湾。
郑成功(1624年-1662年),汉族,明末清初军事家,民族英雄。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镇人。其父郑芝龙,其母名田川氏。弘光时监生,隆武帝赐姓朱、并封忠孝伯,这也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清兵入闽,其父郑芝龙迎降,他哭谏不听,起兵抗清。后与
张煌言联师北伐,震动东南。郑成功一生,抗清驱荷,以赶走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祖国领土台湾的业绩载入史册,海峡两岸均立像树碑纪念。有《延平王集》行世。
李光地(1642年~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泉州安溪湖头人,清
康熙九年(1670年)中进士,进
翰林。累官至
文渊阁大学士兼
吏部尚书。他为官期间,平定“三藩”、收复
台湾,和治理河患政绩显著,贡献巨大,康熙帝曾三次授予御匾《“夙志澄清”》《“夹辅高风”》《“谟明弼谐”》,表彰其功。李光地生平著作丰富,主要有《周易通论》《榕村文集》《榕村别集》等。
陈嘉庚(1874年~1961年),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福建
同安县集美社人(现厦门市集美区),厦门大学、集美中学、翔安一中、
集美学村、翔安同民医院等,均由陈嘉庚创办。成长于郑成功抗清复明故垒的陈嘉庚一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为
辛亥革命、民族教育、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生前曾被毛泽东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前身为集美学村各校)两校师生都尊称其为“校主”。晚年的陈嘉庚,请人在
鳌园刻录“台湾省全图”,念念不忘国家统一、台湾回归!
林语堂(1895年~1976年),
福建龙溪(现福建省
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
笔名毛驴、
宰予、岂青等,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1966年定居
台湾,一生著述颇丰。1912年林语堂入
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并在《语丝》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
杂文,并研究语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出版《大荒集》。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
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沈耀初(1907—1992[1])
福建省
诏安县人。自髻龄入学便开始学习国画。世居诏安城南士渡乡,故自号士渡人(七十后改士渡叟)。幼喜绘事,精勤敏悟,习诸大家,乐之不倦。1974年获得台湾省画学会最高荣誉“金爵奖”,20世纪70年代末与张大千等被台湾省遴选为“台湾当代十大名画家”。1975年后,先后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个展或联展,作品被国内外诸多博物馆收藏。被誉为“旅台国画大师”、“继吴昌硕后又一盏大写意明灯”。出版有《沈耀初书画集》、《沈耀初评传》等。1986年,沈耀初携多年积蓄的资金和毕生创作的书画作品悉数带回福建诏安,1990年在故乡斥资兴建
沈耀初美术馆,后逝世于故乡。
黄仲咸(1920年-2008年07月30日)福建省南安市码头镇仙都村人。幼承堂训,少怀
鸿志,高小修业未满,便离乡背井南渡印尼谋生。黄仲咸身在异邦,情系故土。五十年代始,黄仲咸先生便热心捐资家乡公益事业,改革开放后,他深谙科教兴国的重要,慨然捐资2000余万元,先后为南安市中小学和医院建造各类楼宇40幢,又创设福建省“黄仲咸文学奖”,资助地方史志的编纂和出版。为发展家乡教育事业,1990年首建“南安市黄仲咸教育基金会”,在全市开展奖教奖学和助学活动,至今有16500多名师生获奖或受助,奖助金额560多万元。1993年捐资2000万元在南安市区兴建一座12层,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的“
必利达大厦”作为基金会永久业产,“养鸡生蛋”,以确保基金会的基金源源不断,生生不息。1994年又投资近1.5亿元在厦门市建造35层,建筑面积47000平方米的“必利达大厦”,其运行收益拟作全国科教奖励的基金。黄仲咸先生为振兴家乡教育,不惜变卖家产,倾其资财,至今已捐资2亿多元之巨。
福建省人民政府多次授予金质奖章,并于1995年为其树碑嘉奖,同年国家教委授予“
尊师重教、振兴中华”奖牌,1999年光荣地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典”。
陈元光(657-711年),光州固始人[1],生于显庆二年(657年)二月十六日。”仪凤二年(677年)继袭父职,任玉钤卫翊府左郎将,永隆二年(681年),授玉钤卫中郎将(官秩正四品下),并任岭南行军总管。[2]进阶
正议大夫,[3]
漳州史上的首位
刺史。出生于颍川望族、开唐功臣门弟、将军世家。幼年时博览经书,贯通子史。长博通经史,自著兵法、射法服习之。年十三,领乡荐第一。[4]
他是闽台地区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被奉为
开漳圣王。 陈元光将军自未
弱冠之年即随父率众南下,直至殉职,始终坚守在闽戍地,长达四十二年;治闽有方,开科选才,任用贤士,招抚流亡,烧荒屯垦,兴办学校,劝民读书。还在州内设36个堡,立行台于四境,作为军事绥靖和政治教人的据点。
对山越人以招抚为主,德威并重,和亲通婚,娶山越女子为夫人。对叛唐的人施以武力,对愿归顺者,划地居住,自己管理自己,称“唐化里”,亦称“九龙里”。号称“蛮荒”之地的闽南,经济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 陈元光成为促进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融合的奠基者。
陈元光后历官
岭南行军总管,进
中郎将,右鹰扬卫率府
怀化大将军,兼领漳州
刺史。因讨潮寇死事,赠临漳侯,谥忠毅。《
潮州诗萃》收录其
排律诗三首,后人编有《龙湖集》48首,《
全唐诗》及外编录其7首。[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