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新华（1954～），男，江苏如皋人，硕士研究生，教授。美籍华裔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郑州成功财经学院客座教授。

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学毕业后赴农村插队务农，1972年应征入伍，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文汇报》记者。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

1978年，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因发表《伤痕》而一举成名，“伤痕”一词之后成为追溯文革记忆的文学思潮的名称。大学毕业后不久卢新华就下海经商，随后赴美，事业上几起几落，曾在纽约的赌场以发牌为生。

他2004年推出的新作《紫禁女》讲述的是一个生理残疾的女子和三个男人的情感故事。作者坦言：“尽管自己早已远离文坛，在美国办公司、做金融，甚至蹬三轮都和文学没有丝毫关系，但内心从未对文学忘怀。”

1978年在文汇报上刊登的《伤痕》1978年8月11日，上海的《文汇报》破例以整版篇幅，登出他的那篇让“全中国的读者泪流成河”的短篇小说《伤痕》。这个年仅24岁的复旦中文系学生，一夜成名。而由此发端的“伤痕文学”也成为此后一个时期中国文坛的主流。流着泪写完《伤痕》。30年前初春的那个深夜，当年轻的卢新华在未婚妻家小小的阁楼上熬夜写作自己的小说处女作《伤痕》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的命运会从此发生巨变。时针指向次日凌晨两点，那篇不到万字的小说大功告成。

“流着泪写完的瞬间，我就感到作品一定是成功的。我深信罗曼·罗兰的话：只有出自内心的才能进入内心。”这是一个与亲情和爱情有关的故事:女青年王晓华，在“文革”中和被打成“叛徒”的母亲决裂，离家出走，多年来对母亲心存怨恨。为了改造自己，也为了能够脱离“叛徒”母亲，她选择了上山下乡，到渤海湾畔的一个农村扎下了根。在她的自我改造过程中，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始终不能融合到主流的“上进”行列。恋人又由于自己的家庭问题而不能上大学，被迫中止往来。8年后，重病的母亲获得平反，渴望见女儿一面。当在农村插队的王晓华终于赶回家时，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并没有王晓华的经历。但我相信，现实中的王晓华们很难有勇气写这样的东西。因为《伤痕》发表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文革”尚未被否定，“黑五类”的子女仍似惊弓之鸟，不可能去主动惹火烧身。另一方面，我在现实中确实也看到或听到过大量发生在王晓华们身上的故事。可以说，‘伤痕’一词是‘文革’留在我心灵中最深刻的印记。”卢新华如此阐释《伤痕》的创作初衷。

1986年春天，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汪逸芳征得社领导的同意，破例为一名作者预支了1000多元钱的稿费，即将出版的读物是长篇小说《森林之梦》 。汪逸芳并不知道作者为何急等钱用，更没想到自己与作者从此断了音信。对于《森林之梦》这本长篇小说来说，汪逸芳是责任编辑，她的理解是：该书为作者的生平传记。尽管当时作者还属于青年梯队。这个青年作者叫卢新华。事实上，他是那个时期的中国著名作家。当他还在大学的课堂坐着听课的时候，中国文学史便已经把他的名字刻上了汗青。

因为有了卢新华，中国文学史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伤痕文学。其实，这仅仅是一篇短篇小说，变成铅字铺在《文汇报》上，只有一个版面。小说的题目是《伤痕》。现在的年轻人大多被时尚的作家们吸引，的确，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个充满生机、令人欢乐的美好时代。很少有人谈起当年的卢新华了，甚至没有多少年轻人知道卢新华和他文学成就。

2004年底，卢新华带着他的新作《紫禁女》重新浮出水面的时候，人们开始想起了他，许多人这才知道了他。1977年底，卢新华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那时正是“文革”之后恢复高考不久，大多学生都有或工或农或兵的实践经验。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从山东曲阜某部五连侦察班退役，分配到江苏南通柴油机厂做油漆工时，卢新华就喜欢读哲学书籍和写新诗，并经常向报刊投稿了。当他考入复旦大学后，决定将兴趣转向小说创作。大学正规的教育开启了卢新华的心智。那是拨乱反正的年代，他和大家一起反思：过去的十年“文革”，摧残了一个时代，但更具悲剧的是它对这个时代中的人们精神上的伤害。卢新华突然来了灵感，奋笔疾书。于是，小说《伤痕》诞生了。1978年8月11日， 《文汇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卢新华的这篇小说，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一时间，卢新华成为红得发紫的人物。这个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一夜成名，成为“文革”后首批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上海市青联常委、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代表……1982年2月，卢新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与他有着深厚渊源的《文汇报》社工作。谁都没想到的是，他不久便辞职离开了工作条件优越的报社，到深圳创办了一家实业有限公司。尽管此前已经有了文人“下海”的先例，但是，鉴于卢新华的名气，一些媒体还是把“中国文人下海第一人”的称号赋予了卢新华。卢新华说，自己永远喜欢文学创作。所以，“下海”的他依然惦记着小说，没有赚到什么钱的他居然在商业活动中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森林之梦》。卢新华揣着从浙江文艺出版社预支的稿费，赶紧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念托福，这时他很需要钱。他决定赴美国留学。

新华一直记得刚进大学时看过的美国电影《阿波罗登月飞行》 ，他当时特别好奇，想知道资本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同时，也想从一个新的视角阅读中国文化。当卢新华凑足了500多美元，便于1986年9月飞到了大洋彼岸。同后来出现的一些出国题材小说所描写的情节相似，卢新华在美国机场未能见到原来答应接机的同学。好在飞行途中，卢新华结识了一位杭州小伙子。小伙子领着卢新华住到自己亲友家，这一住就是一个月。

在杭州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美国又得到杭州小伙子的帮助。卢新华觉得自己同杭州市颇为有缘。在过去的近20年里，卢新华数次回国办事，虽然时间紧张，他都会抽时间到杭州看一看，到西湖走一走。实在是因为来去匆匆，卢新华没有打扰这里的朋友们。卢新华认为，人杰地灵的西湖是不能不瞻仰的地方，这里给了他无数精神上的涤荡和灵感的支持。卢新华甚至多次一个人坐在苏堤上与古人“对话”，他在这里将大自然、将圣贤当成了毫无拘束的老友。1996年秋天，卢新华悄悄地漫步西子湖畔，感怀之下，随手写了一首十分通俗的小诗：“瑶池秋日雾蒸腾，恍入芬兰浴室门；挹尘最数堤柳好，西湖绝妙洗澡盆。”

到美国的头一个月，白吃白住在杭州小伙子亲戚家的卢新华很不好意思，他下决心搬到学校附近去住，这样也好有时间打工。身上的500元美金即将用尽之时，卢新华当上了“骆驼祥子”，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踩三轮车。卢新华所读学校附近有个小镇叫西木村，人称“小巴黎”，那里有十几家电影院，游客如织。正在无比沮丧和绝望的时候，他听到有人朝他大声喊叫。卢新华明白生意来了，他兴高采烈地把车骑到马路对面去。后来，客人给了他25美元车费，另加20美元小费。卢新华笑了。卢新华踩三轮车时通常喜欢再加一个拖斗，最多时可以坐12个小孩子，当三轮车从斜坡上滑冲下去时，有时，卢新华会撒开把儿，高举起双手，做出百米冲刺的姿态，于是引逗得满车的孩子一阵惊呼……当然，当他躬着腰吃力地踩着车子时，孩子们也会商量着从车斗里一起跳下来，一下子作鸟兽散，分文不给……只留下卢新华停在当地，一脸的茫然，继而是苦笑。一些来自中国的学生有时赶到西木村，好奇地打量踩三轮车的卢新华。卢新华早就习惯了这些目光，此时的他已经放下作家的“架子“，卸下身上所有的光环，以一个自然人的身份生活着。

“尽管伤痕文学对当时民众造成的精神创伤给予了控诉，并使文学回到了人学的正常轨道，但由于作家与时代的局限性，‘伤痕文学’必然是短命的，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寿终正寝。”在京举行的新书《紫禁女》媒体见面会上，卢新华在重审二十余年前曾经繁荣的“伤痕文学”后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1978年，卢新华因发表短篇小说《伤痕》轰动文坛，并由此掀起“伤痕文学”思潮。卢新华说，“伤痕文学”实际上是对极左政治思想运动给一个普通家庭造成的伤害的深刻揭露，尽管它使当代文学重新回到“人学”的正常轨道，并摆脱了“假、大、空”的浮泛创作风气，从而备受推崇，但由于它过于注重情感的宣泄，篇篇作品充满了悲情主义色彩，再加上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伤痕文学必然是短命的。

作者在文汇报上谈他写这篇小说的体会时，说了这样一段话：“鲁迅在《祝福》中说，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这句话引起我的深思。我脑子里涌现起无数个受‘四人帮’精神上毒害的青年形象（其中也包括我）以及被‘四人帮’路线迫害致死的老干部形象，逐渐凝结成四人帮给我们社会留下的最深的伤痕，还是在精神上思想上心灵上。当我构思到晓华离家九年，而回家见到母亲已离开人间的时候，泪水打湿了我的被头，我被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悲剧感动了。”（见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文汇报）粉碎“四人帮”后，复旦校园的空气开始活跃起来，卢新华的这篇习作，是张贴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上旬中文系一年级同学办的《百花》墙报上。它是众多作品中吸引读者最多的一篇，轰动了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