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年2月23日—1969年2月26日），男，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雅斯贝尔斯主要在探讨内在自我的现象学描述，及自我分析、自我考察等问题。他强调每个人存在的独特和自由性。

1883年出生于奥尔登堡的小家庭的雅斯贝尔斯，父亲是法学家。自幼对哲学感到兴趣，但因父亲的法学专业影响而入读大学的法律系。他很清楚知道自己不喜欢法律，1902年转读医学。

1909年在医学院毕业，到海德堡精神科病院工作。当时艾米·卡普林（Emil Kraepelin）已经在那里工作。雅斯贝尔斯对当时的医学界对精神病的研究方式很不满，立志要改善精神病学研究。1913年，他在海德堡大学得到临时心理学教师一职。后来，转为长期聘任，从此不返回临床工作岗位。

40岁的雅斯贝尔斯，从心理学转投哲学，并且扩展到精神病学的工作。他便成了鼎鼎大名的哲学家，在德国与欧洲享有盛名。1948年雅斯贝尔斯来到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工作。他在哲学界中仍然表现突出，直到1969年与世长辞。

《这个时代的人》1933年

《时代的精神状况》（Die geistige Situation der Zeit，1931）

《尼采》（Nietzsche，1936 ）ISBN 3-11-008658-1

《存在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1938）

《哲学入门》（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1950）

《什么是教育》(Was ist Erziehung?)

《大学教育中的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college education

《大学之理念》，邱立波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李瑜青、胡学东 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1883年，马克思去世。但在同一年，德国又迎来了另一位哲人的诞生，他就是雅斯贝尔斯。

如果你不是雅斯贝尔斯的至亲好友，那么当你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一定会高高在上地坐在他的沙发椅中，就像一位亲王那样从他的宝座上慈祥地俯视着你。他会听你谈论上帝、世界和人类的知识。但是他会在亲切地赞同或反对之后，继续陈述他自己的观点。有人说，这多少有点仪式化的小把戏中的些许威严，不免让你顿生凉意。

这的确就是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写照。他年幼时得过一种怪病，使他无法进行爬山、骑马、跳舞等激烈的运动。于是，他长期过着单调的生活，显得十分孤独而又很难与别人进行沟通。除了公务，他从没有去过公共场所。而在大学教书期间，他和同事间也从来没有什么亲密的联系，更不用提他对哲学家大会的厌恶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孤独地，但又十分固执地同所有人辩论。他的这种不容分辩的说教口气，被有的人称作“雅斯贝尔斯式的表演”。

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

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纳粹上台后，雅思贝尔斯因妻子的犹太身份而受到当局的迫害，这位德国著名的哲学教授随即失去了工作，他的作品被禁止出版，他的妻子不想连累丈夫的学术前途而要求丈夫放弃自己，雅思贝尔斯回答说：“我如果这样做的话，我的全部哲学没有任何意义。”

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句话被认为是雅斯贝尔斯所言，且出自其著作《什么是教育》，广为流传并被经常引用来阐述教育。

经过陈俊一、裴伟的初步考证，这句教育名言并非出自雅斯贝尔斯，而是“出口转内销”。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说：大学应该培养精神贵族，而不是精神附庸。前者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销骨瘦；后者则要求工作与自由时间分开。前者敢冒风险，静听内心的声音，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后者则需要别人引导，要别人为他定下学习计划。前者有勇气正视失败，后者则要求在他努力之后就有成功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