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代至1920年代，大批的日本青年女性——以
九州西部和北部的天草、
岛原半岛居多。“南洋姐”的足迹，北到
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部地区；朝南以上海、香港为基地，涌入以新加坡为核心据点的
马来半岛；朝西以印度为跳板，直达非洲东海岸，一直将势力范围扩张至
好望角；向东则渗透到
夏威夷乃至美国的
加利福尼亚沿岸地区。仅在
明治年间输出的女性，可能达数十万之多。
一战后，日本政府开始执行限制、取缔政策，“南洋姐”因此盛况不再。虽然这群以世界为舞台的“南洋姐”几乎没有留下显眼的记录，人们只能在海外各地散落的日本人墓地的墓碑上，了解到她们的存在，但她们展现给世人的是另类的近代日本发展史，另类的日本海外殖民史。
1830年前后，
黑奴贸易近乎绝迹，代之而起的是
华工和印度劳工的崛起。华工和印度劳工一般是单身前往，在其落脚的地方，青壮年男性高度聚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艰辛枯燥的打工生活，需要找到解决生理欲望的“宣泄口”，大量华工和印度劳工的移住，形成都市社会，这就为
娼妓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正因为如此，“南洋姐”向世界各地的扩张，基本上与华工和印度劳工活跃的地区相重叠。另一方面，在作为管理者的欧洲殖民者看来，日本娼妓的存在，是一种“软性”的润滑剂，可以调剂劳工枯燥、单调的生活，让他们安心劳作。为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对日本娼妓的进驻，采取的是默许甚至是欢迎、支持的态度。当时日本的媒体也曾将“世界劳动国”的中国和“世界卖淫国”的日本“有机”地摆放在一起，阐述中日两国不浅的“因缘”关系。
“南洋姐”与
长崎的特殊背景有关。17世纪中叶，
幕府确立了严格的
闭关锁国政策，但仍然保留了一个对外的窗口——长崎港。从
江户时代中期起，许多天草、岛原地区的女性外出打工，目的地便是长崎。在那里，中国船和荷兰船进行着贸易活动。由此，在长崎出现了面向外国男性卖淫的“
游女”群落。1642年，长崎将分散各处的倾城屋集中于一地，形成规模庞大的丸山
游廓。1692年丸山游廓容纳了1443名“游女”，成为
江户时代颇具代表性的花街。并且，长崎专门为中国人、荷兰人设置了外国人居留地，允许“丸山游女”有条件地出入。服务中国人的“游女”被称为“唐人行”、“唐馆行”、“馆内行”等，而出入荷兰馆的“游女”则被称为“出岛行”、“兰馆行”等。这表明，长崎一带面向外国人的卖淫活动是有历史渊源的，以外国人为最优先服务对象的性雇佣关系，在“丸山游女”那里就已确立基本形态。
大和民族对“性”的宽容以及性道德约束机制的缺乏，也是近代日本“南洋姐”泛滥世界各地的一大原因。这种传统的性“宽容”文化，自然也对岛原、天草等地的青年女性产生重大的影响。大正年间，日本一位小学教师观察天草的风俗人情后曾这样评述：“这个村的敝风，是充当
娼妓并不为耻，而是被认定为一种职业。正是将其视为维持生计的职业，所以不会形成轻视、蔑视的风气。无论是虚荣心还是作为一种职业，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早已形成尊重金钱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明治维新之后，在接受文明开化的日本知识阶层中间，逐步确立了如下观念：卖淫女是脱落于日常社会的“丑业妇”。但在这一过程中，数以万计的“南洋姐”已经迈出国门，奔向世界各地。
从明治末年（1897）开始，直到大正初年（1920），日本政府为了积累资金发展资本主义，曾把贩卖妓女到海外作为谋取外汇的一个手段。而南洋，尤其是
山打根地区，是日本妓女相对集中的地区。这些被迫卖淫的妇女就被称为“南洋姐”。她们为国家赚取了外汇，命运留给她们的却是精神和肉体上无法愈合的创伤。
从192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致使日本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对于妇女和儿童权利的呼吁，贩卖妓女的活动日益衰落。就在此时，大量南洋姐返回日本。但是，她们回国后却受到全国人民甚至包括自己的亲人的排斥，她们必须在偏僻的地方孤独的生活。
熊井启（Kei Kumai）于1974年导演的电影《
望乡》反映的就是这段惨痛的历史。由于影片巨大的人性洞察力、最大程度的历史真实性备受好评，获得当年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