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兴会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团体。于1904年2月15日在湖南长沙正式成立。会长为黄兴，副会长为宋教仁、刘揆一、秦毓鎏等人。

清末由黄兴在湖南创立的反清革命团体。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五月，黄兴作为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从日本回国。夏秋之交，返抵湖南长沙，受聘为明德学堂教员。11月4日，他以过生日为名，约集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周震鳞、翁巩、秦毓鎏、柳聘农、柳继忠、胡瑛、徐佛苏等，在长沙保甲巷彭渊洵家举行秘密会议。议决建立名为华兴会的反清革命团体，对外伪托兴办矿业，称华兴公司。1904年2月15日，借除夕宴聚作掩护，召开华兴会成立大会。到会一百多人，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黄兴与华兴会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1894年孙中山建立兴中会为嚆矢，其发展的一个显着特点是首先从国外开始，然后再向国内渗透发展。而开“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的则是长沙华兴会。

华兴会的领导人是后来成为辛亥革命领袖人物的黄兴。黄兴出生于湖南善化县东乡（今属长沙县东乡）。原名黄轸，字廑午（一作庆午）。在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中，他改名为兴，字克强，其后即以此着称。他早年求学于长沙城南书院，1898 年，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黄兴被张之洞选派赴日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这时，黄兴的思想逐渐向革命转化，感觉要救中国“非先从事种族革命，必无改变国体、政体之可言”，并因坚毅笃实、成熟稳重，注重实干、富有组织才干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进步留学生的敬重与爱戴。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黄兴被选为义勇队的教导官，后又被推为军国民教育会会计。1903年，黄兴以“运动员”身份回国负责筹划两湖地区反清斗争，开始了他伟大的革命实践。

黄兴离日归国，先到上海，结识了包括《苏报》主编长沙人章士钊在内的大批新派人士。随后，便受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的先期留学生、长沙明德学堂校长胡元倓之聘，经武昌回到长沙。

黄兴在居留长沙的岁月里，利用明德学堂教员的身份，创办了一所名为“东文讲习所”的日语学校，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一时“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此外又大量翻印《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籍，散布到军商各界；还与社会上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取得了广泛的联系。数月之间，便打下了创建革命团体的基础。

黄兴的活动遭到了地方保守绅士的控告，幸而有明德校董龙璋（长沙府攸县人）等人的担保才得以解围。此后，为了以全部时间致力于革命，也为了不使明德学堂遭受牵连，黄兴辞去了他在明德的教师职务。

1903年 11月4日，黄兴以庆贺三十大寿为名，邀约刘揆一（长沙府湘潭人，早年就读长沙岳麓书院）、陈天华、章士钊等共12人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集会，商议筹设革命团体等事项。会上决定成立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以“兴办矿业”为名，入会者均称人股，“股票”即会员证，并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含“扑灭满清”之意。

1904年2月15日（癸卯年除夕），华兴会借除夕聚宴之机，在龙璋的西园寓所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除发起的 12人外，尚有省内外百余人。会上，黄兴被推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战略方针，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号召。

会后，华兴会建立了相当庞大但不够严密的组织系统。它的总机关为“华兴公司”，设在长沙南门外。在长沙小吴门正街设立东文补习所，名为教授日文，实为华兴会活动机关；又在东街设立作民译社，“以讲求实学，翻译新书为宗旨”，作为华兴会的宣传和联络机关。此外，在醴陵设立禄江学堂，刘揆一任监督，负责调度各路发难事宜。许多会员分赴其它各府、县开展活动，华兴会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中心。在省外，又设“上海爱国协会”、“华兴会湖北支部”，使得华兴会活动远远超出一省范围。

华兴会成立后不久，会员即发展到五六百人，绝大多数是从日本留学归来或在国内学堂肄业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华兴会的领导层。为了扩大革命势力，黄兴等还争取了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醴陵县人）的合作，另设联络会党的外围机关同仇会，统领了近十万秘密会党，构成了华兴会的基本队伍。

随着华兴会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参加人数的迅速增加，其领导者便开始筹划武装起义，准备择机发难。

1904 年初春的一个风雪之夜，黄兴与刘揆一步行来湘潭茶园铺矿山的一个岩洞中，会晤马福益，共同商订了长沙起义计划，决定于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慈禧太后70寿辰、湖南文武官员齐集省城万寿宫五皇殿行礼庆贸时起事。省城内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并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省城外由哥老会分兵5路响应，向长沙进军。公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同时相约湖北革命党人届时响应，占领两湖，再图北伐，直捣幽燕。归途中，黄兴满怀革命豪情，即兴高吟：“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

随后，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地开展起来，集资筹款，购买枪校，印发革命书刊，加强联络工作，一场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1904年9月24日，农历八月中秋节那天，浏阳普迹市的牛马交易会热闹非凡，刘揆一受黄兴的委派在此主持了庄严的授将仪式，正式封马福益为少将，并授予马福益所部长枪20支、手枪40支、马40匹。其时，观者如潮，大家情绪极为振奋，议定只等上海大批军械运到，即提前起义。

然而，华兴会起事的风声早为官方所察觉。当会党败类刘佐楫（曾任马福益文案）将普迹市开会的情况密告王先谦后，当局便开始了对华兴会的侦缉和搜捕。顿时，长沙城内缇骑四出，一片恐怖。湘抚下令逮捕黄兴，军警即刻包围了黄兴的住宅。其时，黄兴外出未归，警察急忙赶往东文讲习所。但黄兴已得知消息，急忙从后门逃逸，匿居在开明绅士龙维瑞家西园密室之中。两天后，在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的掩护下，黄兴转移至圣公会后楼，藏匿将近一周的时间。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革命同志的措施后，于11月初易装潜往上海，旋与大批华兴会成员东渡日本。马福益走避湘西，于次年谋再举义，事败被捕，1905年4月20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就义，时年40岁。至此，华兴会在国内的活动基本终止。

华兴会没有留下政治纲领性文件，但从事后各种记载中表明，其主张主要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国民革命”。黄兴在与周震鳞等印发《血泪书》中号召“凡属炎黄种子，急宜奋起图存，誓驱鞑虏出关；否则瓜分之日立至”。而就华兴会主要领导人宋教仁、陈天华、杨笃生、章士钊等人当时思想言论来看，也都显露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倾向。

1904年初，黄兴亲赴湘潭，会见洪江会首领马福益，商洽起义计划。相约当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万寿”前，于长沙皇殿埋置炸药，炸毙来行礼的湘省大吏，乘机起事。随即派宋教仁、胡瑛赴鄂，设华兴会支部于武昌；派陈天华、姚宏业赴赣，游说防营统领廖名缙届时响应；派周维桢赴四川联络会党。同时，杨笃生、章士钊在上海设爱国协会，作华兴会外围；两湖留日学生刘道一、田桐等组织新华会，拟相机回国参与华兴会起义。湖北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后，黄兴亲往联系，商定湘省发难，湖北响应。稍后，又设同仇会，专门负责结纳会党；更在长沙小吴门正街设东文讲习所，借教授日语、算学为名，作为培训会员和秘密联系据点。各方联络工作，日益频繁。

九月初，华兴会起义计划泄露，湖南官厅即着手戒备。至中旬，长沙城厢内外差弁密布，搜查起义据点，缉捕首事诸人。黄兴化装逃离长沙，抵上海，旋赴日本。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也相继东渡。马福益逃他省以图再起，次年在萍乡被捕，解长沙遇害。

1905年夏，孙中山到日本，会见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商洽联合组织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在中国同盟会筹备期间和成立以后，华兴会员绝大多数先后加盟入会；不少人成为中国同盟会的领导骨干。

华兴会的成立和起事，推动了两湖革命运动的勃起，并对中国同盟会的组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培养了一大批进度青年，是民主共和制度深入人心，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华兴会是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个地域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她推动了内地其他革命团体的建立，为全国统一的民主革命政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