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弼臣（1831-1917），名汝谐，字弼臣，晚年号谷叟，又号笔公，四川南溪人，祖籍福建上杭。生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清同治丁卯年（1867年）举人，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4岁的包弼臣又被推升到绥定府任教授。晚清书法大家、画家。其自创了一种将北碑与南帖熔为一炉独树一帜的“包体字”，自成一格。其对后来者如赵熙、颜楷、谢无量、陈楚帆等人走上碑帖结合的书法之路影响甚巨。为晚清三大碑派书家（ 张裕钊、赵之谦、包弼臣）之一。曾任盐源训导、邛州学政、资州学政长达20多年，培养出大批人才，清代蜀中唯一的状元骆成骧即出其门下。

包弼臣，晚清书画家。善行、草书，自创“包体字”，为晚清三大碑派书家之一。

包弼臣[清]，名汝谐（1831－1917），字弼臣，四川南溪人。为资州教谕。善行、草书，乞书者累累。山水宗王翚，淋漓恣意，非俗工可能跂及。侍郎李文田（一八三四至一八九五）尤赏其书画。

包弼臣，晚年号谷叟、笔公。1831年（道光十一年）出生于南溪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到包弼臣这一代时，家道败落，十分凄苦。逆境中的包弼臣发奋读书，1851年（咸丰元年）20岁时考上廪膳生，并以辞赋闻名于郡县。1852年（咸丰二年），时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按试叙州（宜宾）时，对包弼臣大加赞赏，称他和同里的罗肃、宜宾的赵树吉为“叙州三杰”。

1856年（咸丰六年），25岁的包弼臣随叔父包欣芳（字云皋，进士出身，官翰林院编修，刑部广西主事）进京读书求功名，在京居住近5年，这是他一生中在思想和艺术上的重要转折点。特别是在离京的前一年，他的书画受到尚书孙毓文、侍郎李文田的赏识，李文田还把包弼臣请到家中，专门谈论书画一个多月。李文田大力倡导北碑，又是写北碑的名家，这次把包“延致斋中，谈宴弥月”，使包完全接受了碑学理论，并从此开始对北碑进行大量的学习研究。

1860年（咸丰十年），包弼臣叔父包欣芳病逝北京，包随叔父灵柩回到南溪。1867年（同治六年），36岁的包弼臣中举。主考官就是过去在京时很赏识他的孙毓文。1868年（同治七年），包弼臣赴京参加会试不中，回乡主讲本邑“龙腾书院”。1875年（光绪元年）44岁时，任盐源训导。年满卸任时，逢学使张之洞巡城到此，谓包曰：“此间得公之力年余，亦可观矣！”1876年（光绪二年）45岁时，主讲自贡“三台书院”，从学弟子近四百人。是年乡试，中举者30余人，四方闻名钦慕。1877年（光绪三年）46岁时上京赴考，会试被黜，仍回乡赴“三台书院”主讲。1880年（光绪六年）49岁时第三次上京会试不中，参加大挑考试，初试一等，复试以貌取人，因须少被抑为二等，只能任教职。考罢留京数月，因得与海内外名流相识，又被孙毓文尚书、李文田侍郎延至斋中，为之书画月余，尤得李文田赏识。1883年（光绪九年）52岁时携长子包崇祐第四次赴京会试，仍落榜，归途中经三峡遇险，幸免于难。至此，遂断了会试之念。从1875年任盐源训导到1883年第四次赴京会试这8年，是魏碑“包体”形成阶段，也是他一生中创作书画、诗文的鼎盛时期。

包弼臣在资州担任学正22年，以学识、教育、艺术和为人得到了人们普遍的尊重，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学生遍布蜀中。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4岁的包弼臣又被推升到绥定府任教授，出现资州人挽留再三，绥定府的士绅又迎迓再四的动人场面。赴绥定府任职两年后又回资州两年的包弼臣，在77岁之际终获批准告老还乡。民国六年（1917年）7月14日，包弼臣突发脑溢血去世，终年86岁。

包弼臣诗书画俱佳，但相比之下，绘画是“傍人门户”，不如书法独树一帜，艺术成就高。

包弼臣的艺术成就是令人佩服的，我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书法家赵熙和于右任均对包弼臣的书法大为佩服。民国初期，著名书法家赵熙（1867—1948年，四川荣县人）专程到南溪县拜访包弼臣，哪知包弼臣刚逝世，赵熙在包家欣赏了大量包的遗墨后，十分感慨地说：“弼臣公书法魄力沉雄，力透低背，我辈真不及也！”抗战期间，于右任入蜀，见了包弼臣的书法，就写信给在南溪县暂居的友人苏炳文（东北军将领），请他设法找两张包弼臣的字。苏和包的孙子包湛文要好，就从包湛文那里要了两张单条和一幅横披给于右任寄去。于右任在给苏炳文的回信中感叹道：“竟不知夔门之内还有个书法家包弼臣！”敬佩之情，溢之于词。四川大学侯开嘉教授介绍，他偶得一幅徐悲鸿先生在1951年抗美援朝时在家作画的照片复印件，照片背景的墙上就挂着一件包弼臣书法的手迹。由此可以看出徐悲鸿先生对包字的喜爱程度。包弼臣的书法在四川影响很大，习者甚多，他在资州任学政时，资州学字的人，几乎满城都在写“包体”。省内如峨眉、青城、青羊宫等到处都有他的墨迹。据《益州书画录》记载，其祖父、父亲、兄弟子侄俱擅诗文书画。包弼臣幼承家学，聪慧用功，20岁左右即崭露头角，被当时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赞为“叙州三杰”之一。他于清同治丁卯年（1867年）中举，先后主讲南溪龙腾书院、富顺三台书院，曾任盐源训导、邛州学政、资州学政长达20多年，培养出大批人才，清代蜀中唯一的状元骆成骧即出其门下。包弼臣多才多艺，能诗文，精绘事，尤擅书法。其书法融碑冶帖，雄强奇崛，苍劲老辣，别开生面，曾得到李文田、张之洞、赵熙、于右任等众多名家的高度赞赏，至今蜀中人士对其片纸寸楮犹视若拱璧，倍加珍爱。包弼臣学书走的是由帖入碑、碑帖兼治的路子。

和赵之谦、张裕钊等碑派书家一样，包弼臣也逃脱不了挨骂的命运。包弼臣50岁左右时，其独具风神的魏体行书已经成熟，在四川已负盛名。在家乡南溪，在任学正的资州，求字的人络绎不绝，他也乐意为人作书，来者不拒，以至资州满城竞学包体，包字到了“户置墨编”的地步。尽管如此，包弼臣却得了一个不雅的称号：“字妖”。关于“字妖”一词的来历，民间传说中有“慈禧说”、“翰林说”、“学政说”、“打手心说”等，但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不管来历如何，“字妖”都是贬称。这正说明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川外的碑学东风一扫帖学颓风的形势下，四川带有“盆地意识”的书法审美仍然固守二王帖学正统，对碑学新兴力量采取强硬的抵触态度，在四川首倡碑学的包弼臣当然是不能被容忍的。但是，这种情况也从反面证实了“包字”对当时四川书坛的冲击力。顶着“字妖”的骂名，包弼臣愤而作诗：“碑版碑版，入世何晚？邓包已亡，必遭白眼。白眼可遭，精不可销。返魂石中，万劫骑鳖！鳖足竞断，四极之陷。尔何不者？应独游乎汗漫，而不能忘当年笔公之一盼。”从中也可见其坚守碑体创新的决心。

但是，大江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包弼臣的坚守和独创除了赢得当时名流孙毓文、李文田的鼓励、支持外，也赢得了后世名家的推崇。时过百年之后的今天，“包体”书法仍然是人们寻求、收藏、研究、借鉴的对象。

魏碑行书的形成

包弼臣从小生长在一个世代“善书”的家庭，早年幼承家学，遍临唐、宋名家，特别是在学颜上用功尤深。后受何绍基影响，加之受何赞誉，加之何是颜派高手，继而学何，“几能乱真”。在学何这一点上，包弼臣并不讳言，不像赵之谦那样要刻意与何划清界限。

包弼臣25岁时第一次随叔父进京，接触了阮元、包世臣的碑学思想，37岁第二次进京时，已经完全接受了碑学思想。他在京大量收罗碑版拓本达两百多种，曾有“碑版碑版，出世何晚”的感慨。接受碑学思想后，他遍临《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龙门二十品》及其他六朝墓志，并亲自指导长子包崇祐、侄子包崇鹤学习魏碑。44岁时，包弼臣的魏碑行书初步形成个人风格。在49岁第三次进京会试期间，包弼臣拜会乡试中举时的主考孙毓文、副主考李文田，又被两人延至斋中，为之书画月余。碑学思想的倡导者李文田对他的书画大加赞赏，并对其创新给予支持、鼓励。李文田本身倡导碑学，除了自己写魏碑外，还曾褒扬和扶助过赵之谦。李文田对包的赏识，抵制了一些人对包的攻击，大大增强了包继续探索、创新的信心。

包弼臣53岁时所作行书《南溪增修瀛洲阁记》，是他成熟期的代表作。纵观此作，我们不仅被那雄强恣肆、飞动震荡、神完气足之势所震撼；细观其妙，又被那些楷草结合、错落有致、碑味帖意、牝牡相得、满目新奇的笔调拍案叫绝。

包也善书擘窠大字，在四川富顺赵化镇普安寨临江的崖壁上有“保障东南”四个大字，为包52岁时书，字径近两米，用笔劲健，结构茂密，气象雄伟，自然生动。

魏碑行书的艺术特色

四川大学教授侯开嘉先生在《四川著名碑学书家包弼臣》一文中，对包弼臣魏碑行书的章法、结体和用笔特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现将其大意概述如下：

章法。包弼臣反对分行布白中那种端若引绳、上下方整、前后齐平、平直相似、状若算子的“馆阁体”布局。他对邓石如“计白当黑”的理论和包世臣“左右牝牡相得”、“气满”的见解有很深的体会，其行书作品的布局十分讲究字的大小、长短、粗细、倚斜、收放、揖让等变化，显得错落有致、牝牡相得，笔调统一，神完气足，满目新奇，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如果说郑板桥的章法是“乱石铺街”，包弼臣的章法则是“众星丽天”，两者可以相互争辉又各具风采，郑板桥显得“古拙奇拗”，包弼臣显得“雄健劲逸”。

结体。其主要特征，一是直接取法魏碑字形，稍加变化，使之更加端严大方；二是间接取法唐碑字形，用魏碑笔意书之，使之活泼生动；三是结字任其自然，笔画多的写得大而长，笔画少的写得小而扁，极具独创性、情趣美；四是倚斜取势，以奇险取胜，破格夸张，妙趣横生。包对字的结体进行大量人为改造，规矩者放纵之，齐平者倚斜之，紧密者开朗之，松散者收敛之。他用破格法：特意把笔画写出口外；用夸张法：将“邑”缩小“口，”“势”放纵“乙”，“致”把“至”拉长，“欲”把“欠”增高，“知”把“口”扩大，“名”把撇刷长，“作“把人旁写得又小又歪；用奇险法：“实”字加重宝盖，“亦”字下部四点呈扇形，“下”字写成草书三点而右下角一点居然与其他二点抗衡。总之，包的行书结字完全是受了魏晋时期书法的启示。

用笔。赵之谦用魏碑笔法写行书，有人认为是赵之谦首创，其实不然。他和包弼臣是同时用魏碑笔法写行书，天隔东西，各擅其美。赵明显柔弱，而包笔力雄健、厚重，笔酣墨饱，有力透纸背之感。包弼臣自言“我手有奇气，使笔如使戟”。包用笔以方笔为主，中锋行笔，加之顿挫、折笔、断笔回锋、波磔等法，使字沉着，并时用侧锋“刷”字，又具有几分飘逸潇洒。

诗词联赋

包弼臣的诗词楹联也写得极佳，他在书院虽然讲习经学，但不是迂腐的道学家，而是生性豁达的风流名士。他有两个红粉知己，一个叫花相，一个叫花君，是成都来的歌妓，住在板板楼旅馆，包弼臣经常都去“小红低唱我吹箫”，遣兴消魂，共度良宵，后来花君不幸夭亡，花相改唱川戏，更名为李湘君，同包老爷的关系更加密切。那时资中城内有个土豪，姓廖，排行第五，人称廖五牛。此人奸淫忤霸，无恶不作，竟连自己的嫡亲侄女都不放过，长期霸占。对于李湘君，他早就垂涎三尺，适逢城边有座林姓的庄园要卖，他便全部买下，修缮一新，名曰李家花园，送与李湘君，堂堂包老爷的红粉知己，一下就被他夺走了，包弼臣只好气在心里，怄在心头。不久，廖五牛害急病，一命呜呼，包弼臣便写了幅挽联，叫人给廖家灵堂送去：别织女以长归，千古九泉千古恨；抱牛郎而大哭，一声五叔一声呼！ 这幅挽联一张挂出去，知之者莫不窃声失笑，只要略通文墨的人，都知道“织”是“侄”的谐音，“呼”是“夫”的谐音，讽刺得既典雅，又尖刻，使这乱伦的“牛郎”臭不堪闻。

包弼臣是四川南溪人，清季曾任四川盐源县训导和资州学政等职。包弼臣工书法，诸体皆擅，尤以行草书造诣最高，前辈何绍基与后起的赵熙、于右任等，对其书艺都极为推赏。但当时也有一部分因循守旧的人看不惯“包体”，甚至将“包体”称为“字妖”。关于“字妖”的传说，今人侯开嘉先生曾有一段生动之记述。他写道：“包弼‘字妖’的名声到底从何而来?笔者曾访问过多人，有人说是慈禧太后看见了包弼臣的字，说这简直是‘字妖’；有人说是小时教包弼臣写字的曾翰林(壁光)不满于包的创格，说包弼臣把字写成了‘字妖’；有人说是他在资州时，学‘包体’字的人太多，引起了当时四川学政的不满，认为这种字能迷惑人，简直是‘字妖’!到底‘字妖’出自何处，无从究源，不过笔者问到任何一个熟悉包弼臣的老人，都知道包弼臣有个‘字妖’的名声。”

包弼臣专习书法，遍临晋、唐、宋名家法帖，掌握颜、柳、欧、苏字体奥妙。咸丰年间，在北京作塾师，结识众多名士，常在一起切磋诗文书画，搜集北魏碑拓本100余种，朝夕临摹，又能创新，自成一格．人称“包体字”。四川各大名山、古刹均有其墨迹，日本图书馆亦珍藏有其条幅，清皇宫的窗心匾联亦有其手迹。著有《南上遗吟录》、《西园记》、《谷叟诗文稿》等文集。宜宾博物院馆藏的珍贵文物清包弼臣行书横披《超然赋》，其属包弼臣后期佳作。包弼臣节录李白《梁甫吟》书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

在资州城北门外两路口原磐石县城（资中北周时县名）遗址修建了一座高大的“德政”青石牌坊，是资州士民为颂扬政绩卓著的州牧高培谷，于光绪十三年（1887）修建的，此坊至今犹存。牌坊两边的石柱上，包弼臣题写了两副对联。其中一幅是：“四属颂神君，资中旧有王褒笔；重来增治谱，益部新镌史弼碑”。下刻“阖州士民恭颂，包汝谐书”。

雄峙于资州城北郊重龙山上的永庆寺（1991年6月四川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唐代。寺中间的来鹤亭，是一座建于宋代的重檐八角两层亭楼。清光绪十八年（1892），州牧高培谷将其扩亭为园，并撰文为记，名曰《来鹤园记》，包弼臣题写了《来鹤园八咏有序》。

叔父：包欣芳

著名书法家赵熙（1867—1948年，四川荣县人）专程到南溪县拜访包弼臣，哪知包弼臣刚逝世，赵熙在包家欣赏了大量包的遗墨后，十分感慨地说：“弼臣公书法魄力沉雄，力透低背，我辈真不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