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程强（外文名：Low Thia Khiang，1956年－），祖籍广东省潮州府揭阳县，绰号潮州怒汉，新加坡工人党秘书长。他自90年代初，便是后港单选区的国会议员，是阿裕尼集选区的议员。刘程强在群众大会上以他独特的“潮州怒汉”风格，分别以英语、潮州话和华语，向人民行动党政府左右开弓，一再引来台下支持者如雷的掌声。刘程强在2011年大选决定走出“堡垒选区”后港，他连同党主席林瑞莲和另一位王牌新人陈硕茂等，组成实力超强的“梦幻团队”强攻阿裕尼。最终，以54.71%对45.29%的得票率，击败前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领军的行动党队伍。

刘程强在1982年加入新加坡工人党，1988年首次代表工人党参加竞选，1991年被选为工人党的副秘书长，也在同年的新加坡大选中在后港选区获胜，开始了他的国会议员生涯。他分别在1997、2001和2006年的大选中连任，把1991年大选计算在内，刘程强已经连续四次击败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在2001年，刘程强取代约舒亚·本杰明·惹耶勒南，成为工人党的秘书长。2011年，刘程强转战邻近后港区的阿裕尼集选区，击败前任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的团队，成功夺得了新加坡史上第一个由反对党获得的集选区议席。

刘程强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潮州话演讲。在新加坡政府自1979年以来打压汉语方言再来推广新加坡各个籍贯的华人改说华语的大环境下，刘程强还是坚持使用自己的母语潮州话来演讲，深深地吸引了以潮州人为主的后港区居民，也因此得到他们强烈的支持。刘程强也透露“潮州怒汉”这个称呼的由来，“1991年第一次到这里参选，还没想到应该跟大家说潮州话，最后一场群众大会，我在台上讲到一半，就有人从台下递了张小纸条给我，上面写了几个字，我当场就以潮州话念出，没想到全场马上掌声雷动。从那时起，潮州话，就成为我跟后港人之间深刻的缘分。”　刘程强说他这20年来在后港结交了许多相知相惜的朋友，拥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他也感激后港居民这些年来自始至终无畏无惧地坚守立场。

2011年5月7日，由刘程强领军的新加坡工人党党员转战邻近的阿裕尼集选区，搭配林瑞莲与知名律师陈硕茂、毕丹星、莫哈默费沙击败时任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的团队，在新加坡史上创下第一次由反对党攻下集选区的记录。

2011年5月8日凌晨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新加坡朝野上下震惊。最大的反对党赢家工人党则狂欢庆祝他们成功地往国会输送了8位议员。工人党领袖刘程强一直呼吁的“迈向第一世界国会”，开始迈出了革命性的步伐。这次选举工人党的席次一举提升到八席，工人党既保住现有的后港议席还夺得五席集选区席位和两席非选区席位。从建国以来就一直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经历了一次惨重的教训：尽管他们在87个国会议员的选举中还是保住了81个席位，但是人民行动党的总得票率创历史新低，只达到60%，低于2006年的67%，更低于2001年的75%。

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再度遭遇挫折，刚刚结束的2013年1月榜鹅东单选区的国会议员补选中，反对党工人党获胜。这个原先由行动党执政的选区，因为其议员柏默婚外情辞职，而必须补选。

补选结果，使得行动党在2011年大选丢失阿裕尼集选区后，又丢失一个单选区。选举官杨雅镁刚刚宣布：“人民行动党的许宝琨获得12,856票，工人党的李丽连赢得16,038票，民主联盟的林睦荃168票，革新党的肯尼斯353票。李丽连获胜。”这意味着，工人党赢得了54.52%的选票，人民行动党赢得43.7%的选票。

2011年大选中，工人党在榜鹅东只赢得41%的选票，人民行动党则赢得54%。这表示，工人党在这场补选中增加了13个百分点的选票，而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总得票率再创历史新低，目前已经跌破了60%，低于2006年的67%，更低于2001年的75%。李丽连除了成为第二位反对党女议员外，她也成为首位当选单选区的女议员。

目前在新加坡国会的9位工人党议员有：阿裕尼集选区的刘程强、林瑞莲、陈硕茂、毕丹星、莫哈默费沙五席、後港单选区的方荣发一席、榜鹅东单选区的李丽连一席，及两席非选区议员余振忠和严燕松。

访谈

工人党在2002年11月庆祝建党45周年时，出任秘书长一年多的刘程强首次接受本报访问，那也是他的首个媒体专访。2011年是他任秘书长10年，10年的政党改革与领导层逐步更新，让2011年大选成了他和他的团队的一个“政治考场”。刘程强日前接受本报专访，谈大家都在猜测的“走出去或留下来”的考量，谈这次大选和他对新加坡人的政治意念的期望。还是个会愤怒的“潮州怒汉”，但刘程强承诺，今天要做的任何决定，肯定不是一种冲动，是一种担当。

等提名日吧。他还是那样说。大家的确都在等，不少是边等边骂的，包括一些朝野阵营党人和一些为自己的区、也为他焦虑的选民。从政近30年，驻守后港20年，刘程强来到下一站的十字路口：继续留守后港，或为一个更远大的政治信念走向集选区。他坚持要到提名日才揭牌，“不是要卖关子或故弄玄虚”，除了战略之外，也认为“有些东西是需要等到一个时候，才正正式式拿出来告诉大家”，也会在那个时候正式跟选民交代，留守或走出去的理由。“后港选民都心胸蛮宽大的，对我也很好。假设我走出去，后港选民应该会好像他们自己家里的孩子要出去发展更大的事业、更广阔的天空一样，我想他们应该会祝福我，会希望我能成功。”

“我们会替你保住后港”

这份“应该会”的信心，并非想象，就有选民看到媒体报道指他可能会走出后港之后特地跟他说：“你放心，我们会替你保住后港。” “后港人啊！”他用潮州话长叹，一种比竖起拇指或拍拍胸膛还要有力的无形赞语。然而也因为这份宽大与厚爱，让他深感是走是留的抉择，远比30年前决定从政时还要举步艰难。他说，那时是一种冲动。现在，是一种考量，是一种担当。

“那时从政的决定不难。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跳下去的，年轻气盛。现在的决定才难。现在决定要不要走出后港，是我一生中最难做的决定。”那句“一生中”的语气特别重。而三小时的访谈中，桌上那杯茶是有备而来的。话题只要触及后港或后港人，眼眶一红鼻音一重，那杯茶就要在几秒间把他内心复杂的情绪压下。

留守后港或走向集选区，感性和理性的挣扎

为何那么艰难？1982年26岁加入工人党，1988年32岁首次代表工人党参加竞选，1991年35岁成功被选入国会成为后港代议士；2011年55岁再作大选冲刺，他准备代表谁，选民又还要他代表吗？“代表”是个关键词，是刘程强和他领导的工人党参加这次大选，以及下来五年、十年或更长远要努力建设第一世界国会、更民主国会的主轴。

这就是难处。20年奋斗与相处累积的感性上的厚重，让他深感留守后港的情义；理性上的政治使命感，让他深感必须走出单选区，争取集选区的突破。留守后港或走向集选区（大多预料是阿裕尼集选区），因此对刘程强是个感性和理性的挣扎。“坦白说，就算我决定永远不走出后港，也没有人会给我压力。但是我必须自我思考自我分析，到底要做什么，为什么从政。”

他和工人党都觉得，新加坡的民主政治已来到一个重要阶段，一个选民需要思考新加坡在长远未来需要一个怎样的国会，才更能保障百姓的民生与福利的阶段。“我们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加上执政党领导层的更新，往下如果还是用行动党的老方法，把国会当成一个民意处理组的话，是不行的。因为民间希望看到有更积极的反应。而国家的未来，下一任总理，我们还不知道，第四代核心领导也还没真正成型。”

他问，新加坡人是否还能那么放心，继续让行动党在国会里一党独大说了算，“是不是应该培养比较可靠诚信的反对党，让它们进入国会”，至少可以更好地监督执政党。“李光耀时代政府，后来是吴作栋和李显龙，大家都看到他们的表现，也许你可以说‘你办事，我放心’。不过下来的总理和核心领导层都还没看到，还真的那么放心吗？”

坚持当选才进国会

因为坚信国会里应该有足够反对党发挥监督与制衡作用，刘程强坚持自己必须是民选进入国会的反对党人，“是选民选你进去做代表的”。这让不少后港选民和对他及工人党有所期待的其他选民很焦虑：万一走出后港又输了集选区竞选，刘程强可能就从国会消失。

“那就选我进去。这不是执著，这是我的政治理念；我读政治学的，认识什么是代表性。我从政本来就是要代表人民进入国会，代表人民的心声。如果没有办法代表人民，我进去干嘛？”官委议员和非选区议员的机制虽然让国会里有不同的声音，但他认为少了选区就少了民选和代表他们在国会里发言与表决的力量。“国会不应该是个民意处理组，只收集和处理民意”，而必须是个能有效监督的机制。“所以，选民需要支持一个政府，也同样需要支持有足够反对党，这才能取得平衡，也确保你有所选择。”

要突破集选区零议席

刘程强1988年首次代表工人党竞选时，被派出征中峇鲁集选区，对垒的是当时由政务部长庄日昆领军的华素与庄熙国三人行动党队伍。1988年也是国会选举首次引入集选区机制，都只是三人集选区。当年33岁的杨荣文，是行动党派出的新候选人，竞选阿裕尼集选区。23年后的今天，身任外交部长的杨荣文和身任工人党秘书长的刘程强是否有机会在阿裕尼集选区交手，虽然要到提名日才揭晓，但争取突破集选区格局，肯定是工人党今次参选的重点。

刘程强在接受本报专访问时指出，他和工人党在很早以前就关注集选区机制给反对党发展造成的局限。那是“确保行动党永远在政坛上称霸的王牌”，而又是削弱反对势力的“陷阱”。所以希望在集选区议席上争取零的突破是他和党一直努力的方向。在2007年的50周年党庆晚宴上，他就表示工人党要争取在未来大选打入集选区。因为按现有体制，惟有进入集选区才有望突破执政党在国会里一直独大的局面。

关键是，反对党是否已有这方面的实力，新加坡人是否有这方面的认知？“工人党经过多年努力，已经达到一个发展阶段，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政党，已经成为一个党的组织，以政党的姿态来寻求人民的肯定与支持。”

准备出征四集选区四单选区

工人党这次准备出征的四个集选区和四个单选区，是该党在资源与人力上所能及的。所派出的团队基本上是比较稳重的候选人，“从只是‘让选民有所选择’，提升到‘让选民可以有个更可靠更有诚信的选择’。”至于对新加坡选民在工人党推出“建设第一世界国会”目标的认知上的信心，刘程强认为关键还是在于集选区制度和选区划分等“行动党的伎俩”上。

“我不能说对选民没有信心。至少20年前我就在后港中选。在20年前的政治环境里，后港选民愿意给我机会，我怎么能没有信心？“不过，信心是一回事，为什么我们对选民的信心经常会和大选结果出现这么大的落差，关键在集选区。例如，这次选区划分，阿裕尼集选区2万9000个选民被‘割’到宏茂桥集选区。执政党通过这种方法，把反对党支持者的人数不断重新洗牌、换掉。（上届大选）有30多%的选民支持工人党，但工人党只有一人中选，理由就在这里。集选区制度是关键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发出工人党要突破集选区的呼吁。”

“工人党一定会继续走下去”

工人党将角逐的四个集选区议席，阿裕尼被政治观察员视为重点区，相信刘程强如果决定走出后港，会领他的超级队跟杨荣文的超级队硬碰。这方面，工人党做了怎样的最好和最坏准备？“我们从来不做最好跟最坏的打算。我们从来的信念就是，如果我们做了这样的决定，就必须有这样的信心。而工人党到了现在的阶段，已经有一定的实力跟内力，一定会继续走下去。工人党是个老牌政党，已经走了五十多年的路，不可能因为这次的结果走不下去。”

“太太是我的支柱”

刘程强从政近30年，太太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他，无怨无悔。要求刘程强形容他的人生最重要伴侣，他叹了一声，“唉！很难形容。”但想了一下，他说：“她真的是在背后无时无刻地支撑。是pillar（支柱）”所以他鼓励工人党的候选人，把太太、孩子带到党的活动上，让家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家庭很重要，因为你总不能够脱离家庭，你总要回家的。”

刘程强的太太是海南人，他在访谈时因此向记者秀了一两句海南话。记者说做他的太太不容易。这名“潮州怒汉”直点头：“是不容易。因为我的脾气不太好，哈哈哈！”刘程强和太太育有两子一女，两子已踏出社会工作，小女儿还在求学。问他们对参政有兴趣吗？他说，他们就像很多年轻人一样，焦点都不在参政，而是自己的工作、学习。而会不会有一天到了一个年龄，觉得有兴趣参政，必须是他们自己的决定。

他说：“我一向尊重他们，让他们自己发展和选择。而不论是参加反对党或执政党，都是为新加坡服务。我会尊重孩子的个人决定。行动党这次有“老左”后代候选人，这对新加坡政治会有怎样的启发或作用？刘程强说：“任何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应该互相尊重，这就是民主的精神。”

泰然看待执政党支持者呛声

工人党上周六公布竞选标语与纲领后不久，有后港居民在家的窗口贴了通告，要求工人党别登门造访，因为他和家人没兴趣认识工人党人。这张注明“别敲我的门”的英文通告写道：“如果新加坡是由你和你的反对党团队管理，会有今天的新加坡吗？你和你的团队是否能很好地引领新加坡并传承给下一代，还是会让新加坡沦为第三世界国家？”不是每个后港选民都支持工人党，这点刘程强很清楚，也能处之泰然。他答复本报询问时说：“这户选民很有后港精神；支持就支持，不支持就直截了当地告知我不会支持你，不必浪费心思。我想这就是后港人的豪气、担当和处世的方式。比起借口说因为担心选票上有系列编号，不保密，不敢投反对党的人可爱多了！”

●对新加坡人的政治意识的信心

问：对于这次大选，你是否看到新加坡人的一些趋势或变化？

刘：听是听到很多，但得等到大选成绩才知道。信心问题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工人党对新加坡选民的信心。另一方面，选民也要给工人党或者反对党一个信心。

就如在2006年，我告诉选民，如果你希望有选择的话，那就支持反对党、支持工人党，才会有选择。如果选民不支持的话，任何一个想参加反对党的人都会问：我是不是要花大半生的时间来经营这一个选民不觉得需要的东西。虽然我告诉大家新加坡需要一个第一世界的国会，但如果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需要，那意味着我的判断有问题，我就很难再找到有潜质的候选人，告诉他们新加坡需要你这样的人。

所以，选民需要支持一个政府，也同样需要支持一个反对党，这才能取得平衡，也确保你有所选择。如果是一面倒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根本不用选了。这是新加坡人民愿意看到的情况吗？这样的情况对新加坡的前途、新加坡的未来是积极的吗？我想这是大家都要思考的问题，包括执政党也要思考的问题，如果它以新加坡为重，为了国家的利益——不是行动党的利益，就必须想一想，你到底要的是怎样的新加坡？

问：在社会上、网上能听到比较多元和批评的声音，你认为他们只是一种反既有体制的发泄，或是真的觉得需要反对党制衡？

刘：我尊重每一个人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支持行动党也好，支持反对党也好，攻击反对党也好，都没关系，有批评才有进步。但是，因为反对党实力很弱，你单批评是不会进步的，必须要出来扶持一把。所以，有志之士不要单只是批评，出来帮个忙吧。我们在网上呼吁愿意义务当工人党的竞选监票员的人报名。结果几乎登记的百多人都出席了我们（4月12日）的讲解会。这给我很大的鼓舞，年轻一代不只是在网上清谈而已，他们愿意出来，扮演不同的角色。对新加坡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发展。

●工人党面对的批评

问：有人批评，反对党虽然批评政府，但提出的替代政策仍走不出执政党原来的框架。

刘：首先要搞清楚，工人党在现阶段不是要组织政府，也没有能力组织替代政府，所以如果要工人党提出完整的替代政策或方针，是要求太高，也不实际。第二，在还没有能力提出整套替代政策的时候，应做的是审视政府的政策，指出有什么问题。可以的话，提出一些改善建议，同时提出一些跟政府施政方针不同的哲学和理念。以工人党目前的发展状况和资源，我们已做足了我们的工作。选民不能不切实际地要求反对党提出整套替代政策。很多时候，所谓替代政策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产生。你需要很多数据，需要了解整个状况。

而且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党都会趋向中间路线，争取大部分的选民。两个政党政纲相近的话，并没有错，不一定要对立。其实成熟的民主，它有对立的成分，也有互补的作用。虽然彼此竞争，有不同理念，但都希望新加坡人会过得更好，新加坡会更进步。所以应该以这样的层面、概念来看待政治、来参政，这会比较积极一点。

问：另一个批评：工人党这次推出的新人学历和经历都不错，但有人担忧，工人党是不是也走精英路线而慢慢与中下层脱节？

刘：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当反对党只能推出一些没什么学历的候选人时，人家会说你这样子怎么代表我们。当能派出一些比较有学历的人、一些事业有成的人，又质疑这些人会不会太过精英或有什么个人议程。选举必须争取每一张选票，除了占大多数的工人/中下层选民，也包括中上层选民。我们的党员绝大多数来自中下层，即使高学历的党员或候选人也一样。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候选人都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经过历练，才不会脱节。

●建立第一世界国会

问：大选期间提长远理念，而不是具体民生课题，行吗？

刘：选民要行使手上那一票的权利，除了支持行动党，也必须支持另一政党，才能让你有得选择。选民会不会接受和支持我们的讲法，得尊重选民的决定。当然，选民的决定也间接地会影响以后从政者的兴趣。长远下去，国家会走上怎么的道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这需要选民去思考。所以这次大选，我觉得不只是谈“牛油与面包”的课题，因为我们已走到一个分水岭，牵涉到以后新加坡的发展和未来。工人党提出第一世界国会的概念，种种潜伏性的、深层性的问题、影响未来的，都在这个概念里面。能不能把这个概念清楚传达给选民是一回事，但是提出这样的竞选标语，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愿景，大家应该至少要知道。

政治的架构，基本原则是要取得一定的平衡，这是最重要的，不能一面倒。行动党不是常说，不要把蛋全部放到一个篮子里，要未雨绸缪？但谈到政治就打退堂鼓，这是双重标准，要不得。

●做反对党人的永备电池

问：你的永备电池从哪里来？

刘：我没有永备电池，我是rechargeable battery（可充电电池）。而这来自我对人生的看法：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追求享受，追求富裕。在人生的过程里，应该做出一些东西。只有能够走出自己，才能够有一片广阔的天空，才能够有更广大的人生道路。人总有一天要走的，重要的是当你去的那一天，不要交白卷，这才是比较有意义的人生，其他的都不重要。

人生的绚烂总得归于平淡。但是，要能够看得开，放得下，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