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与星辰》是世界图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徐浩峰。本书讲述了徐浩峰历年来的影评合集。2012年第一次出版，此后绝版好几年。直到2021年才终于重版。

徐皓峰，导演，武侠文学作家，被冠以“当前硬派武侠小说第一人”，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曾出版纪实文学《逝去的武林》，长篇小说《道士下山》、《大日坛城》等，同时也是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的编剧和武术顾问之一。2011年自编自导并亲自担任武术指导的影片《倭寇的踪迹》入围威尼斯电影节、釜山电影节、台湾金马奖。

本书是徐皓峰近年来的影评文章精选。

自序 刀与星辰

无道之器——武侠电影与传统文化

武打片的瓶颈

论金庸作品的恶俗因素

故事的文化依托——评《赤壁》

武打中的世界观——《投名状》剧作分析

导演经验与历史经验——恍然《梅兰芳》

革命情操与时尚神话——评《无极》

艺术的商业伪证——预想《刺秦》

戏剧内核的高贵性——评《三枪拍案惊奇》

大众娱乐的淫巧奇技——评《十面埋伏》

第五代审美的商业变格——评《英雄》

武打设计的思维方法——评《卧虎藏龙》

一部电影的隐显技巧——《卧虎藏龙》本事

《座头市》的中国心——武术观念在日本剑戟片中的实践

局面设计与情节——评杜琪峰《放逐》

场景设计与情节——评金基德《春夏秋冬又一春》

末世的武道——评黑泽清《神木》

非圣经的叙事——评《建国大业》

网络时代的剑仙片

徐克的分寸感

香港贺岁片民众心理与后现代文化的双重范本

文学不能改编处——《色戒》小说与电影

黑唐与伯格曼的《假面》

红唐与小津安二郎的《浮草》

白唐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白色》

从东西方文化观《罗生门》与《公民凯恩》

剪辑与叙事

后记　莫听穿林打叶声

1.香港有“泼皮贱相的审美”，喜欢混小子，大多数黄飞鸿都是嬉皮笑脸，像六七岁小孩一样自己娇惯自己，沉迷在占哥们口头便宜、占女人手头便宜的低俗趣味中，猛力扮可爱。

当然他们后来会突然成长，一脸正气，比武时懂得“手下留情”，被击倒的对手会感激地喊一声“黄飞鸿！”——这是一个名号的诞生，一个狠人的确立。不下狠手，就是最高道德了么？

2.武侠片历史上的大多数影片的性质和现今大片一样，不是叙事电影，是晚会。晚会没有价值观，只有口号，“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和“给您拜年了”性质一样。一个故事的核心是辨析价值观，一个晚会的核心是凑场面和凑名角。

3.把别的东西拿来了，就说是对这个东西的创新——这是许多年来我们常犯的错误，我们只是图个新鲜，而博得大名的创造者也只是图个乐子。我们总是把乐子当成艺术，而在做商业片的时候，又总是把创意当成“不是商业片”，一个人郑重宣布说“我现在要拍一部商业大片”的时候，往往就是他要拍一部B级片的时候。

4.对于日本的刀剑片，我们往往只做出“注重打斗前的氛围渲染”这种外行的分析，而忽略了其观念。这类影片不是注重打斗前的氛围，而是在观念上对动作有一种珍惜，作一个动作，便是与神与祖师同在。

5.《座头市》和《独臂刀》是不伦不类的情况，座头市的形象是写实的底层形象，独臂刀的形象是美化的大侠形象，两人呆在一起，就像一个民工跟一个戏子，双双破坏。

6.剧作是一个偷换概念的游戏，能把不合理的变得可以接受，在观众眼皮底下玩以假换真的魔术，之所以这个魔术能完成，因为作用在了观众的情感上，在客观知识上不对的，但在观众在情感上认同了，这事就成立了。但调情从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容易的是当嫖客。

中国的商业电影，嫖客心态太重了，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拍商业片以来，至今如此。在消费上占有它，在心理上鄙夷它，这是嫖客对妓女的心态，也是导演们对观众的心态。我们是把老百姓当作最粗俗的蠢货，觉得是几招就可以摆平的，所以二十年来，我们的商业片都是在向外国偷招，把几部好莱坞电影中的经典桥段拼凑在一起，觉得就是商业片了，可以取信于投资方，自己也自信了。

7.《赤壁》中的种种怪现象，追根到底，是缺失了精神依托后的焦虑。而日本明治维新后，在积极西化的同时，有着“失根”的焦虑，认为在近代化进程中落后的中国反而保留了古典的所有美好，大正年间出现了“中国情趣”风潮，这类人在谷崎润一郎的小说《鲛人》中表达的心声是：“居然没能生在中国，实在是个无法挽回的不幸。”

当今的我们已经后现代了——我们的依托在哪儿，是朝鲜么？

8.我所受的美育，是要为天下受苦的人代言，在我的青春，对街头乞丐的兴趣，远远大于漂亮女生。我们崇拜梵高，对高更不以为然，因为梵高苦到割了自己的耳朵，高更虽然穷困之极，但他毕竟在塔希提岛上玩土著女人，享受了点生活。

9.凡人神话

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中，有在西四十字路口拍摄的镜头，一辆三轮小卡车正经过，车斗中站着个胖乎乎的喜悦青年。这个一闪而过的身影，酷似西四胡同中的某老头，笔者对他讲了此事。他毫不犹豫地说：“那肯定是我。”

他说三十年前的某天，他在郊区农村搞了三麻袋粮食，拉进城中，一路欢天喜地。也许真是他？他在胡同中邻里关系很差，常有人骂他，但认定自己出现在一部意大利电影中后，他爱占人小便宜的毛病便开始收敛，因为他找到了尊严。

对于这个西四老头，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是他的神话。西方的神话一词，台湾翻译成“迷思”，神话是光怪离奇之事，的确令人迷思。但神话不是与我们的生活毫无关系的怪谈梦呓，恰恰相反，神话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原始的人类甚至认为，神话是唯一的真实，他们的生活不过是对神话的模拟，或是神话的一层浅浅的投影。

正如西四老头和电影《中国》的关系，他觉得那部没看过的电影，比他的生活更真实、重要。这部电影印证了他存在的价值，他甚至颠覆了世界的逻辑，觉得文革的意义就是为了让他沉浸在搞粮食的兴奋中，恰巧与安东尼奥尼在街头相遇。安东尼奥尼是一个神迹。

10.站到人前有种种方法，最简单的便是戏剧性，美国的好莱坞在这方面典型地成功。从陈凯歌的《风月》、《霸王别姬》便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的努力。也许是不努力，甚或是他对自己这么做感到极不耐烦，因而，这两部电影重在过程，气韵丰实，悬疑、多解、蕴情，种种余味留得很足，但一近高潮，马上快刀斩乱麻，成了纯纯然的戏剧冲突，似曾相见，近乎是些俗套，好像种了十年人参，结果长出一根萝卜。

11.我们赠送战争场面、明星派对、名媛的裸体——都很值钱，而言呢？不要说这电影是大众娱乐，满足大众最庸俗的欲望便称职了，可惜大众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庸俗，看我们大众文学的传统，三言两拍充斥着人生警句。嫖一个妓女和看一个故事毕竟不同，人之所以看故事，首先是精神上的不满足。

故事的本质是反抗生活，活得平庸了，要看西部片，感受到不平等，需要去电影院看一个爱情，活得龌龊，便需要一个王者的故事。

故事是对人生的修正，通过看他人的故事而探究自己，故事的收尾需要讲出一个理，此理最好不是语言，是一个人物的反常情绪，或一个视觉意境。但有了这个理，观众灵性上才可满足，否则仅觉看了一场热闹，我们抱怨了很久“好看，但没劲”，劲便是导演的赠言。

12.“睡不服女人（《夜宴》）”、“算不过领导（《黄金甲》）”、“说不过坏人（《英雄》）”、“打不服傻子（《赤壁》）”——这些是大众的生存常识，但他们并不愿意在电影院里看到，而我们的大片恰恰违反了此点。大众希望看到略高于常识的智慧，杀毒软件也需要升级的。

13.法国电影的基因是色情，地尔密的一个浴女镜头，开启了法国的灵感。美国电影的基因是暴力，鲍特让歹徒直对镜头，朝观众开枪，让美国导演们都悟了。而中国电影的基因，是“不拿事当事”的自嘲。

基因诞生期的导演演员都表情丰富、眼神灵活，突然间他们就被一帮眼神冷峻、表情严肃的人所取代，赵丹辛酸地说：“崔嵬得天独厚。”和赵丹的机灵鬼形象相比，崔嵬是个五大三粗、说一不二的汉子，高度符合一个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造型，他导演的片子也如此，但一有机会仍很风趣，将日语胖翻译拍得可爱无比，把汉奸拍成了加菲猫，甚至小兵张嘎见到漂亮女孩会脸红，他也拍下来了，那才是多大的孩子呀？

即便为政治服务，中国电影也是不拿事当事，登峰造极的是《地雷战》。这部纪录片、教学片、故事片的四不象，玩出了一个“巴巴雷”。在鬼子进村的危险时刻，几个小孩不埋杀死敌人的地雷，而埋上了一泡屎。粘得日本人满手屎，中国人就很高兴了。在极度紧张、真实的情景下，忽然诞生了一个异想天开的玩笑，真是神来之笔。

此片导演文静拘谨，但他的内心是一个野人，能摆脱国恨家仇的大众情绪，把中日战争变得好玩好笑。凭着一泡屎，他就是伟大的艺术家。在政治指标极强的时候，也能在瞬间改变整个事件的性质，玩性颇大，和中国导演的自由心灵相比，一般的外国电影就显得死性。

后来，在创作空间极小的范围里，导演们送给国人的礼物，是一个个妖艳的女特务、姨太太，在高度纯洁的年代，向我们暗示了世界的丰富性。至于国民党、日本兵，我们很难对他们产生仇恨，他们给了我们一种游戏快感。

《早春二月》的男女在谈“国破山河在”的沉重话题前，还要弹弹钢琴，享受一下意外重逢的乐趣。《红色娘子军》女兵们的短裤紧凑性感，遭到抗议“大腿满台跑，工农兵受不了”，但大部分人还是容忍了这一情况。

这是一批官气十足、情趣尚存的导演，但很快这点情趣就荡然无存了。国人的天性是好玩、不正经，样板戏是中国最正经的作品，戈达尔见了样板戏后，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电影。我觉得他在胡说八道。

14.他对大众有时照顾得过多，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的武打片流行李小龙的打法，李翰祥导演的《火烧圆明园》中有一段北京市民反抗八国联军的巷斗场面，就也用李小龙式的踢腿，而且有“啪啪”的配音。严格说来李小龙的踢腿不是传统武术，更多是西洋击剑的步伐与法国式踢腿的结合，这样的动作出现在一部历史长片中，就有点超前。

再据服装考证，那时的北京人是坠裆棉裤，裤裆垂到膝盖，将腿踢高有点难度。即便不懂武术与服装，见到一百多年前的北京人个个都跟武打明星般将腿踢得又高又旋，多少有些怪味，如此迎合大众，破坏了影片的整体感觉。

15.要知“神气”两字是习武第一关键，而几乎所有拍太极拳的影视作品，只是拍如何将对手缠住，然后用肩膀或臀拱一下——对于这种公园太极拳，著名搏击家王芗斋有严厉的批评：“如果这种太极拳是张三丰发明的，我会瞧不起张三丰。”可惜被老一辈武术家明确指明是错误的东西，却成为今日电影的时尚，尤其以徐克为代表的新派武侠片则只讲究姿态的美观，离真正的武术相去太远。

16.沟口健二在《武藏野夫人》中，借一个角色的口，感慨日本文化：“日本太平的时间太久，等儒家文化占了上风，权利关系稳定周密，个人就消失了。在日本，表现自我的方式只有两条，自杀和通奸。”

中国是儒家的大本营，却在腐坏到极点的清末，中国也是一派灿烂的人世。看日本影片中的妓院，总是一片浑浑噩噩，比不了中国的秦淮河，尚有一份风情。侯孝贤《海上花》中的清末妓院，竟有女校的静气，史实上妓院也的确被称为“书斋”。

中国人善于改变事物的性质，在自杀和通奸之外，还有着广阔的空间，那就是游戏。《海上花》中没有情欲床戏，嫖客和妓女只是在酒桌上做游戏。中国人甚至将吃也做成了游戏，将菜对应上典故名句，坐在桌前，也像赶庙会猜灯谜一般。中国的游戏范围之广花样之多，将将抵消儒家的压力。

中国是把沉重变成游戏，日本把游戏也变得沉重。中国的插花、击剑、弓射、擒拿、围棋，到了日本都成了需要严肃追求的“道”，半分轻松不得。虽然技艺得到了巨大提高，但下盘棋，竟拼力到要呕血而亡，看戏时要有“领掌人”，鼓掌都要专门有一个带头人，观众不得妄动，这是堵死了生活的余地，难怪只剩下自杀和通奸。

而中国的武侠，是中国民众自创的好游戏。中国的武侠，仅是一种口头游戏。考察中国历史，只有政治在野势力，如墨子组织、白莲教、青帮，并无侠客群体，因为没有任何经济愿意支持一个独往独来、不依照团体利益只遵照天理人心的侠客群体。

至于少林寺、武当山等世外体系？中国的寺院有独立中央财政之外的寺院经济，一座名寺往往是当地最大的财阀，在征收地租上并不慈悲，常会引起民变。高僧们也要维护集体利益，并没有所谓的世外体系。而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认为结党必然营私，不让建立寺院。寺院是中国人的发明，我们喜欢热闹。

明清黑社会常会供奉达摩为祖师，自称为禅宗流绪，笔者怀疑这是寺院蓄养打手的余绪。当然，公共汽车上至今有给老人让座的好青年，历史上不欠心绪来潮的侠客，但过于零星脆弱。

武侠就是愿望，民众口头创造武侠故事来抒发心中不平，由于讲得多了，造成一个侠客遍地的生活幻像，只有最底层的人才信以为真，而对权贵则毫无约束力。君不见，清末时的顶尖高手们多在王府供职，八卦掌和太极拳都是得到了王爷们的支持，方开宗立派。

武侠故事中的天理人心，在现实中踪迹全无，惩恶扬善只是个无望的假想。因为是公然的谎言，所以难以满足大众，于是侠客们的对手，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变成了内斗，武侠与武侠之间的对垒。

17.隔绝了人世、不近人情，成了武士的优秀品德，《七武士》中剑道高手就是一个纯洁而偏执的人，结果招来青年的崇拜。吴清源在日本也被塑造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盛传他两眼呆呆地盯着一个舞女看，只因为舞女衣服的花纹类似于围棋棋盘。因为高度符合一个日本武士的标准，反而招来妇女们的狂热崇拜，有了“心里都是吴清源”的流行歌曲。

18.我们该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对待自己身体的态度，是有民族性的。

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二十年金曲回顾，会惊讶地看发现，那些歌星们对自己的身体毫无感觉，毛阿敏以左手持刀、右手拿枪的姿势唱着“一只蝴蝶飞进我窗口”，几乎是样板戏作派。甚至混血的费翔，肩膀抖得松松垮垮，只是晃晃而已，那是活动活动的体操，而不是表达力度的舞蹈。即便如此麻木，也迷倒了整国人。

19.不想再写“冬”和“又一春”段落，因为这两个段落，金基德陷入导演的自我膨胀中，令影片全然崩溃。

“冬”段落，出狱归来的小和尚已经中年人，由金基德自己扮演。他头戴毛线帽腿套红裤子，浑身圆鼓鼓站在岸边，和冰冻的湖面、破败的浮庙完全不搭配，穿成这样的人是没有权利感慨的，虽然他还是演出了点凄楚的神情——电影的视觉就是如此苛刻。

20.基耶斯洛夫斯基一直声称只拍低成本电影，他放弃了高投资，降低了投资方为回收成本、谋求高利润而对自己的干扰程度，获得了创作的自由。人生在世，总有为自己求得平等的途径，只是看你能不能放弃？

21.小津安二郎的彩色片，不是生活空间，而是一个美术的空间。所以，他不怕违反生活的自然状态。做过小津副导演的今村昌平被美术空间折磨得神经衰弱，终于离开小津，去拍真实的生活去了。

22.《罗生门》中的太阳被表现为挑逗、嘲弄、示威的对象。一开始，太阳便是“偷窥”的形象，随樵夫而移动，没有西方道德上不动至尊的位置。而强盗与妻子性交时，太阳反复以略显诡异的形象出现，它不是旁观者，而是性交的参与者，它被强暴了。

在妻子的叙述段落，被强盗玷污成为无法抗拒的、接受这一命运的唯一内心支点是“与太阳作对”——这一日本民族意识，所以妻子在交合前，仰头望日，于是强盗压在她身上，如压在太阳上。之后公堂证词，强盗与武士一致对妻子“做爱时的欢愉”感到惊讶。

《罗生门》公映后，日本出现了无数部“太阳在做爱场面中”的影片，都是卖座片——证明了“文化的差异决定了接受的差异”。

23.《公民凯恩》中的上都是与蒙古帝国首都名称一致的。在西方人眼中，蒙古上都是个掠夺巨大财富的集中地，凯恩的上都也如此。在解说词中，在结尾段落收藏展示场面，表明了他的巨大占有欲。《公民凯恩》的广角镜头，并非泛泛地玩“深度空间”、玩人物间的疏离感，而是为了具体地展示凯恩的控制欲、占有欲和自我中心。

广角镜头的特点是纵深中人物行为超速，几步便可走得很远。如教师训练苏珊时，凯恩偷偷入门，在后景小小一点，但当前景人物发生争执，凯恩几步便走到前景，由小猛地变大——这一视觉冲击力，一下子使他成了画面中心，场面被他进攻了、控制了、占有了。

一个自我中心越强的人，他的空间占据范围也越大，普通人对于领袖人物一般是不敢接近的，道理也在这儿。当凯恩与他的监护人发生冲突时，广角镜头下，在纵深处的凯恩身影小小，但高大墙壁下只有他一人，使观众产生“他占据了巨大空间”的想法。广角镜头使人物与环境、活物与物质在视觉上产生相互侵占或排斥的感应，从而表现出凯恩的心理优势。

而当前景人物遮挡，破坏了凯恩轮廓完整时，镜头中的凯恩必走几步避开或另一换一个镜头。而当广角镜头强烈表现纵深透视时，如宴会一场，凯恩必站在透视线上，只需一招手，便可触及最远处的人。镜头中含着摄天花板也是为了扩大凯恩的空间占有率。广角镜头完成了凯恩的性格塑造。

此片中的几个升降镜头，虽然音乐做得紧张，但镜头运用仍出入自如，方向性和目的性明确，这反映了西方特有的“空间安全感”。而《罗生门》的暧昧环境，以及不同人物进入树林、武士在树林中自杀的镜头，表达了东方的“空间恐惧感”。

片头交待罗生门时，空间便不明确，当结尾婴儿出现，进一步造成空间的混乱；樵夫进入树林是一长串失去方向感的镜头；强盗在林中奔跑，因并非简单的过程交待，含有强盗本人的情绪表现，公路和案发地点间的距离变得过于有弹性；而当丈夫自杀前，树林如人一样，变得富有思想感情，在这里运用了俳句拟人化的手法，空间不再作为一个现实空间——处处可见空间恐惧的意识，方向感和目的性丧失，同时将环境人格化。

24. 这点怎么解释呢？我们先假设多数制片人都是外行，对于外行来说，能打动他们的只有台词。海明威说过写小说不难，只要多写对话，人们就会喜欢。“人们太喜欢对话了”——这是诀窍，也是无奈。

对话是人们最容易理解的东西，而以文字描述画面，多数人则没有感觉，克洛德?西蒙的小说被用“印象主义”这个画派名词来形容，他详细地写出了许多绝妙的画面，但他的作品被大众认为读起来费劲，以致他在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自己是个蹩脚货。

文学大师的画面描述都难以赢得大众，所以一般编剧的画面描述也很难降服制片人，只好写出有魅力的废话和最直白的动作，以便让制片人理解剧本。编剧生存的第一个技巧，其实是制作赘肉的技巧，正像导演生存的第一技巧是装出对廉价的价值观感兴趣。

剧本中会有许多的这样精美的“赘肉”，导演的前期的主要工作就是删减，如果识别不出，和制片人一样被这些赘肉感动了，便麻烦了。因为人在读文字时的心理是寻求意义，而观影是获得意境。电影是意境的艺术，而不是意义的艺术。

导演要警惕被制片人盛赞的剧本，编剧制作赘肉的技巧越华丽，给导演带来的麻烦越大，制片人很多时候都是强烈要求拍赘肉的，因为正是这些赘肉最初感动了他。导演的工作包含着诡诈，你的合作伙伴往往是无法说服的，因为你不能改变他人的审美，那是他自小到大形成的，让他服从你的审美，只能采取诱骗的方式。

25.许多人只是在青春期时，看到了自己父母的局限，对他人则用“好人”、“坏人”简单地区分，所以幼稚的好莱坞电影能赢得大多数观众，因为大多数人不愿费神去理解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