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在改变
皇庄经营方式的旧制基础上，对
八旗王公官员和富裕旗人占有“
包衣”的祖制，亦进行了改革。他于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下了一道释放八旗“开户家奴”出旗为民的谕旨。他说：“八旗另记档案之人，原系开户家奴，冒入另户，后经自行首明，及旗人抱养民人为子者。至开户家奴，则均系旗下世仆，因效力年久，伊主情愿令其出户，现在各旗及外省驻防内，似此者颇多，凡一切差使，必先 尽另户正身挑选之后，方准将伊等挑补，而伊等欲自行谋生，则又以身隶旗籍，不能自由。现今八旗户口日繁 ，与其拘于成例，致生计日益艰窘，不若听从其便，俾得各自为谋。著加恩将现今在京八旗在外驻防内另记档 案及养子开户人等，俱准其出旗为民，其情愿入籍何处，各听其便，所有本身田产，并许其带往。此番办理之 后，隔数年，似此查办一次之处，侯朕酌量降旨。此内不食钱粮者，即令出旗外，其食钱粮之人，若一时遽行出旗，于伊等生计，不无拮据，其如何定以年限，裁汰出旗之处，交与该部会同八旗都统，详悉定议具奏。”
汉军出旗是
清朝中后期部分汉军旗人、
下五旗旗鼓包衣、开户人、抱养民子、旗下家奴被统治者大规模强令脱离八旗组织的一系列举措。因出旗之人均以旗内汉姓人丁为主，故而统称为
汉军出旗。汉军出旗最直接导火索是清中期开始出现的
八旗生计问题。
汉军八旗是清朝能够夺取中原江山的一个重要的辅佐力量，但随着满洲贵族统治经验的逐渐丰富，汉军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另一方面，在清朝统治者眼里汉军“本系汉人”，尤其是入关后入旗、资历较浅、汉族风俗较深的汉军，始终受到统治者的另眼相待，在待遇上也明显低于满、蒙旗人。
康熙末年，由于八旗人丁的滋生，旗丁挑甲比例的缩小，旗人的生计问题开始展露了出来，到了乾隆年间已愈演愈烈。清朝统治者对此的解决方式之一，便是强令这批资历较浅的汉军脱离八旗组织。
乾隆帝在即位初期便以整顿旗务为名，屡屡表露出将汉军视同汉人的倾向。终于，在
乾隆七年（
1742年）四月，正式发布了令汉军旗人出旗自行谋生的谕旨。在谕旨中，乾隆帝表面上说是为他们着想，并且听凭自愿，实则采取了大规模的强制性举措。按照乾隆帝的划定标准，除“从龙入关”的辽东汉军（俗称“陈汉军”）不在出旗之列外，汉军组织中的其余部分，如入关后归附者、原属于
三藩所部者、开户人、另册档案人、抱养民子、汉军户下家奴等等皆应出旗为民。乾隆二十一年（
1756年），皇帝又谕令五旗王公将生计困难之旗鼓包衣大量放出，并且每几年放出一次，下五旗汉姓包衣的数量也因此大幅减少，仅为包衣满洲佐领数量的五分之一多一些。雍正元年（
1723年），汉军与汉人家奴壮丁共计44万余人，约占当时八旗人丁总额的72%。至出旗后
嘉庆元年（
1796年）的再度统计，已降至总人口的43%，可窥见规模之巨。
由于清朝统治者始终不肯放任所有
旗人自行谋生，因此尽管汉军大规模出旗，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八旗的生计问题。但汉军数量的减少，还是增加了满洲、蒙古旗丁当兵披甲的机率。另一方面，被勒令出旗也导致一些人心怀怨恨，例如在
癸酉之变中
天理教徒攻打
紫禁城时就有一些之前被裁掉的原汉军旗人和包衣加入了天理教起事者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