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种(invasivespecies)：是指由于其引入己经或拟将使经济或环境受到损害，或危及人类健康的外来物种。人们特别关注的是那些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及人类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影响的外来种。

在生物学上，外来物种是指出现于其自然分布范围和分布位置以外的一种物种、亚种或低级分类群，包括这些物种能生存和繁殖的任何部分、配子或繁殖体 。外来物种入侵是指生物物种由原产地通过自然或人为的途径迁移到新的生态环境的过程，它有两层意思，第一，物种必须是外来、非本土的；第二，该外来物种能在当地的自然或人工生态系统中定居、自行繁殖和扩散，最终明显影响当地生态环境，损害当地生物多样性。入侵的外来物种可能会破坏景观的自然性和完整性，摧毁生态系统，危害动植物多样性，影响遗传多样性 。截至2013年，确定入侵我国的外来有害生物达到544种，其中危害严重的达100多种。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全球100种最具威胁的外来入侵物种中，入侵中国的就有50余种。我国每年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伴随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和国际交往，一些物种由原生存地借助于人为作用或其他途径移居到另一个新的外来入侵物种生存环境并在新的栖息地繁殖并建立稳定种群，这些物种被称为外来物种。有针对性地引进优良动植物品种，既可丰富引进国的生物多样性，又能带来诸多效益；但若引种不当或缺乏管理则会引发较大负面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被国际保护组织誉为“生物多样性大国”和“生物多样性全球热点地区”。但随着我国海洋运输事业的发展、国际贸易的日趋频繁、海水养殖品种的传播和移殖，我国海洋外来物种数量越来越多，对我国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生态系统安全带来了严重影响。以养殖生物为例，鲍、牡蛎、扇贝、对虾、鱼类、藻类等大量从国外引入亲体，甚至新物种，在养殖过程中由于各种方式导致养殖对象进入自然海域，不仅与当地土著生物争夺生存空间、饵料，争夺生态位，并且传播疾病、与土著生物杂交导致遗传污染，降低土著生物的生存能力，导致土著生物自然群体降低，甚至濒于灭绝。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定义，外来物种是在自然和半自然的生态系统和生境中建立的种群，当其改变和危害本地生物多样性时，就是一个外来入侵物种，其造成的危害就是外来生物入侵。

外来物种入侵主要有几个方面危害：一个是造成农林产品、产值和品质的下降，增加了成本；二是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特别是侵占了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造成本地物种死亡和濒危；三是对人畜健康和贸易造成影响。

据统计，我国至少发现188种入侵植物、81种入侵动物、19种入侵微生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全球100种最具威胁的外来入侵物种中，我国发现了50种，对农业、林业、水利、畜牧业等造成严重危害。仅以林业有害生物入侵为例，“十一五”期间年均发生面积1。7亿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和生态服务价值损失达1100亿人民币，其中危害最为严重的松材线虫、美国白蛾等造成的林业年均损失高达110亿人民币。

外来入侵物种问题的关键是人为问题，引种（Introduction）是指以人类为媒介，将物种、亚种或以下的分类单元（包括其所有可能存活、继而繁殖的部分、配子或繁殖体），转移到其自然分布范围及扩散潜力以外的地区。这种转移可以是国家内的或国家间的。引种可以被分为：有意引种和无意引种两类。

有意引种（Intentional introduction）是指人类有意实行的引种，将某个物种有目的地转移到其自然分布范围及扩散潜力以外（这类引种可以是授权的或未经授权的）。

无意引种（Unintentional introduction）是指某个物种利用人类或人类传送系统为媒介，扩散到其自然分布范围以外的地方，从而形成的非有意的引入。外来物种都是通过这两种方式被引种到其非原产地。

中国从外地或国外引入优良品种有着悠久的历史。早期的引入常常通过民族的迁移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实现。原产非洲的酸豆（Tamarindus indica）以及原产中亚的葡萄（Vitis vinifera）、紫苜蓿（Medicago sativa）、石榴（Punica granatum）、红花（Carthamus tinctorius）等经济植物的种子就是公元前4世纪和1世纪时分别通过古代著名的“蜀-身毒（即印度）道”和“丝绸之路”引入我国的。

此后，北宋时有芦荟（Aloe barbdensis，或A。 vera var。 chinensis）（它原产于非洲东北部，现于华南的沿海地区归化），17世纪时有甘薯（Ipomoea batatas）、烟草（Nicotiana tabacum）及西番莲（Passiflora coerulea）等经济植物被转引到中国。

荷兰人曾将一些美洲种类，如银合欢（Leucaena leucocephala）、金合欢（Acacia farnesiana）、量天尺（Hylocereus undatus）等引进台湾，上述种类中的大多数后来归化为野生植物。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香港、广州、厦门、上海、青岛、烟台和大连等海港成为外来杂草进入中国的主要入口。先后有香丝草（Conyza bonariensis）（1857）、小白酒草（Conyza canadensis）（1862）、一年蓬（Erigeron annuus）（1886）等杂草在香港、烟台和上海等口岸登陆，并逐渐向内地蔓延。有些栽培植物的引种时间和逸生地点比较没有规律，例如法国传教士曾将欧洲的荆豆（Ulex europaeus）引种到四川城口教堂附近，随后荆豆大量逸生。

种植、养殖单位几乎都在从外地或外国引种。这些部门或单位包括农业、林业、园林、水产、畜牧、特种养殖业以及各种饲养繁殖基地等。其中大部分引种是以提高经济收益、观赏、环保等为主要目的的，但是也有部分种类由于引种不当，成为有害物种。在我国已知的外来有害植物中，超过50%的种类是人为引种的结果。

有意引种的目的多种多样的，主要可以分为以下方面：

因作为牧草或饲料引进而造成入侵的例子很多，例如水花生（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紫苜蓿、白花草木樨（Melilotus albus）、赛葵（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大黍（Panicum maximum）、梯牧草（Phleum pratense）、牧地狼尾草（Pennisetum setosum）、苏丹草（Sorghum sudanense）、波斯黑麦草（Lolium persicum）、大漂（Pistia stratiotes）、芒颖大麦草（Hordeum jubatum）、凤眼莲等。我国畜牧业长期过度放牧，草场退化，加大了各地对新的优质速生牧草的需求，这给国外草种公司向中国倾销草种提供了一个好时机。正在开展的大量新牧草实验，多是测试国外草种公司提供的品种是否能够在我国的土地上迅速生长，令人忧虑的是其中一些草种已成为危险的外来入侵物种。

空心莲子草（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俗称“水花生”，50年代后，南方许多地方曾经将此草作猪饲料引种扩散，嗣后逸为野生。1986年的调查发现水花生自然发生面积约为889 600 h㎡，已经成为蔬菜、甘薯等作物田及柑橘园的主要害草。

对奇花异草的追求，促使人们不断地引进外地的或国外的花草品种。这些花草免不了从花园中逃逸，而在自然生长下，其中一些外来观赏植物逃逸后成为危险的外来入侵种，如熊耳草（Ageratum houstonianum）、剑叶金鸡菊（Coreopsis lanceolata）、秋英（Cosmos bipinnata）、堆心菊（Helenium autumnale）、万寿菊（Tagetes erecta）、加拿大一枝黄花、牵牛（Pharbitis nil）、圆叶牵牛（P。 purpurea）、马缨丹（Lantana camara）、含羞草（Mimosa pudica）、红花酢酱草（Oxalis corymbosa）、韭莲（Zephyranthes grandiflora）、荆豆（Ulex europaeus）、蜘蛛兰（Hymenocallis littoralis）等。

水族馆和家庭水族箱的普及，也使一些外来水生植物成为外来入侵种。例如原产美国的水盾草（Cabomba caroliniana），现已经出现于浙江的河流中；来自南美洲的粉绿狐尾藻（Myriophyllum aquaticum）已在台湾归化。尽管前一种只开花不结果，后者只有雌株，这两种都不产生种子，但它们可通过无性生殖方式迅速扩散。如从亚得里亚海引到法国水族馆的绿藻（Caulerpa taxifolia），就是通过释放孢子，在法国当地海洋生态系统中形成了优势种群，使本地海洋植物大量消亡。

马缨丹（Lantana camara）原产热带美洲。1645年间由荷兰人引入台湾， 作为观赏植物栽培。在中国热带及南亚热带地区蔓延，排挤当地植物，堵塞道路。其植株具臭味，茎有刺，是一种有害灌木。其肉质果实通过当地鸟类啄食而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水族箱中常饲养的清道夫是吸口鲇属的一种（Plecostomus punctatus），原产拉丁美洲。在北京南长河、南方的珠江和汉江采集到。在台湾宜兰县冬山河报道，该物种在宜兰没有天敌，而繁殖力很强，每次产下300～500粒卵，孵化率几乎达100%。以其他鱼类的卵为食，使台湾本地鱼种逐渐减少。为此，宜兰还发动了一场清鱼行动。

我国传统中医药所采用的超过12000多种生物绝大部分为中国原产，也有部分为外来物种，其中一些已经成为入侵种，如肥皂草（Saponaria officinalis）、含羞草决明（Cassia mimosoides）、决明（Cassia tora）、土人参（Talinum paniculatum）、望江南、垂序商陆（Phytolacca americana）、洋金花（Datura metel）、澳洲茄（Solanum laciniatum）等。

为快速解决生态环境退化、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和水域污染等长期困扰着我们的问题，人们往往片面地看待外来物种的某些特点，这就为外来物种的入侵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很多地区都在积极地进行植被恢复工作，但其中使用的一些物种是危险的外来物种。已经有一些物种形成入侵，典型的案例有互花大米草、薇甘菊和凤眼莲等。

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自1979年从美国东海岸盐沼植被后被引进。首先于1980年10月在福建沿海等地试种，之后得到大规模宣传，1982年扩种到江苏、广东、浙江和山东等地。当初引种的目的是为保滩护岸、改良土壤、绿化海滩与改善海滩生态环境。这个物种已经在浙江、福建、广东、香港大面积逸生，1990年仅福建宁德东吾洋一带的水产业一年的损失就达1000万元以上。这个物种已经成为沿海地区影响当地渔业产量，威胁红树林的一个严重问题。

城市景观建设和园林绿化也大量使用外来种，常常造成当地生态系统和景观的彻底改变。以草坪业为例，随着全国城市大面积兴建各种不同功能用途的草坪（高尔夫球场、足球场、公园绿地等），进而推动了我国草坪业的迅速发展，使草坪草种子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主要是国外的优良草坪品种。除结缕草（Zoysia materlla）种子外，其他草种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仅1997年进口量就达2000吨以上。到1990年为止，我国先后引进了114个不同的冷季草种，主要从美国引种。已经有一些种类形成入侵现象，如地毯草（Axonopus compressus）等。事实上，我国幅员辽阔，种质资源丰富，在草种选种方面有很大的潜力。

美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对食品多样性的讲究是世界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比拟的。人们为了追求食品的色、香、味、新、奇，大量引种食用植物和动物，殊不知，这样也会造成生物入侵，

如作为蔬菜引进的番杏（Tetragonia tetragonioides）、尾穗苋（Amaranthus caudatus）、落葵 （Basella alba）；作为水果引进的番石榴（Psidium guajava）、鸡蛋果（Passiflora edulis）、作为产生“凉粉”原料的假酸浆（Nicandra physaloides）以及作为食用动物的大瓶螺、褐云玛瑙螺等。

有一些哺乳动物的皮张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如麝鼠和海狸鼠，人们在大范围内推广饲养以获取皮张，结果也形成生物入侵。大瓶螺（pomacea canaliculata）1981年由一位巴西籍华人引入到广东，引进时同时引进了明线瓶螺（pomacea lineata）以及一种没有中文学名的同属螺类，学名pomacea insularum。（我国其他部分地区还有同科或同属的其他种类。）目的是作为养殖食用。自1984年，大瓶螺在广东、福建、云南等地广为养殖。由于过度养殖，加上味道不好，它被释放到野外。大瓶螺适应和繁殖能力强，食量大且食物种类繁多。它散布很快，破坏蔬菜和水生农作物。1988年开始，大瓶螺在广东省37个县25 000 h㎡的土地上造成了巨大损失。

一些古代引入的麻类作物，如苘麻（Abutilon theophrasti）、大麻（Cannabis sativa）等，这些麻类作物的栽培业随着棉花的引入而逐渐遭淘汰、在许多地方沦为杂草。

宠物多样化让巴西龟、突尼斯黄肥尾蝎等极具危害的外来生物成为另类宠物，不少旅行者偷偷将它们携带或邮寄入境。一些动物作为宠物而在城市中广泛养殖，生存能力较强的一些鹦鹉，如小葵花凤头鹦鹉（Cacacatua

明线瓶螺 pomacea lineata

sulpurea）和虹彩吸蜜鹦鹉（Trichoglossus haematotus），在当地野化后，数量大增，过度利用结果实的灌木，或者过度采食嫩叶，危害当地植被。巴西龟（Trachemys scripta）已经是全球性的外来入侵种，在我国从北到南的几乎所有的宠物市场上都能见到巴西龟的出售。虽然我国还没有报道关于巴西龟的危害，但这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01）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种之一，同时巴西龟也是疾病传播的媒介。台湾引进南美洲产“宠物鼠”，也曾引起疾病传播的恐惧。

水产养殖业是我国的重要产业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几乎所有可以利用开展养殖的水域，如河流、湖泊、池塘、水库、稻田和公园都或多或少地在开展养殖业。涉及到的外来物种包括从国外引进的，如克氏原螯虾（Procambius clarkii）、罗氏沼虾（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红螯螯虾（Cherax quadricianalus）、虹鳟鱼（Oncorhynchus mykiss）、口孵非鲫（Tilapia sp。）、欧洲鳗（Anguilla anguilla）、匙吻鲟（Polyodoh spathula）、淡水白鲳（Colossoma brachypomum）、斑点叉尾鮰（Morone saxatilis），以及一些食肉性鱼类（特别以小型鱼类为食）如加州鲈（Micropterus salmoides）、条纹石鮨（Morone saxatilis）和金眼石鮨（Morone chrysops）等等。

从额尔齐斯河引入的河鲈（Perca fulviatilis）已导致新疆博斯腾湖中的新疆大头鱼（Aspiorhynchus laticeps）的灭绝。除了这些从国外引进的物种外，我国南方本地产鱼类，如“四大家鱼”（青草鲢鳙）被引进到西北和西南部高海拔水域，这些物种以及随这些物种的引进而带入的小型杂鱼（鰕虎鱼、麦穗鱼等）所引起的灾难并不亚于国外的物种。鳙鱼（Aristichthys nobilis）在云南杞麓湖和星云湖的养殖，导致杞麓湖和星云湖中当地鱼种大头鲤（Cyprinus pellegrini）数量急剧减少，不得不依靠人工培育。

例如克氏原螯虾（Procambius clarkii）中国40年代早期从日本引进克氏原螯虾开展人工养殖。与大多数水生物种不同，雌性克氏原螯虾自己孵化卵，因此不需要花钱进行人工孵化。一旦池塘投放了原种，克氏原螯虾即可实现自我维持，在收获后，不需要再投放原种。克氏原螯虾常常和其他的农作物，特别是水稻，一起混养。收获时逃逸的个体在堤坝上挖洞生存下来。到下个季节，又形成繁殖种群，以残留的农作物和其他食物为生。在南京、安徽滁县先有养殖，然后扩散到中国中部、北部和南部地区，并在野外形成了大量种群。

在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泰国、韩国和柬埔寨，人们因放生捕获的动物，特别是鸟类、鱼类、乌龟而做的善事会受到尊敬，但一项研究显示，在放生的鸟类中，有 6%是外来的；多数鱼类、龟鳖类更是在国外捕获用来圈养的物种，而这些物种有可能具有入侵性。很显然，具有文化含义的“做善事”并未考虑到对本土生态体系产生的有害影响。原因是，人们没有外来入侵物种的概念，也不了解外来入侵种带来的危害。

我国南方有食野生动物的习惯，另外野生动物作为宠物和中医药成分也被利用。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因此而十分猖獗，大量野生动物来自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也有一些野生动物从遥远的欧洲、非洲和美洲，走私到我国。我国政府对非法野生动物的贸易管理也在加强。但是如何处理没收的野生动物常常成为令人担忧和头疼的问题。因为走私的野生动物中有许多是外来物种，或者常常携带着外来的野生动物疾病。随意放生这些没收的外域野生动物，可能导致部分种死亡，另一些则有造成生物入侵的危险，对中国当地野生动物或生态系统构成严重威胁，这些结果都违背了放生者的初衷。

我国许多城市都有动物园、植物园、鸟园。已经有许多外来植物从植物园逃逸归化，也有形成入侵的事例。动物园虽然还没有报道有入侵问题，但也有一些物种在野外自然繁殖，如八哥（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已经在北京形成了自然种群。各地时兴建立野生动物园，大量物种被散放到自然区域中，如不加强管理措施，防止动物园、植物园、鸟园和野生动物园外来物种的逃逸（其中可能会携带外来的野生生物疾病），这些潜在的外来入侵物种源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生态入侵。

很多外来入侵生物

下面列出了无意引种的主要途径，但有的入侵生物并不是只通过一种途径传入，可能通过两种或多种途径交叉传入，在时间上并非只有一次传入，可能是两次或多次传入。多途径、多次数的传入加大了外来生物定植和扩散的可能性。

许多外来物种随着交通路线进入和蔓延，加上公路和铁路周围植被通常遭到破坏而退化，因此这些地方通常是外来物种最早或经常出现的地方。如豚草多发生于铁路公路两侧，最初是随火车从朝鲜传入的；新疆的褐家鼠和黄胸鼠也是通过铁路从内地传入的。

在海洋中，经过亿万年所形成的数以万计的物种，由于受到外界环境的限制，如海洋间大陆的阻隔、温度的差别以及低盐的河口径流等，使许多种生物仅能生活在一个局部的海域，成为该海域的地方种或本地种。也有些生物，由于其成体或幼体游动或漂浮，海流和海潮的传送，以及某些动物（如海龟、鲸和海鸟等）的携带，使其分布范围扩大，成为广布种。但是有些种类的转移却与人类的船只携带有关。

携带的方式主要通过压舱水的异地排放。压舱水一般来自船舶的始发港或途径的沿岸水域。据估计世界上每年由船舶转移的压舱水有100亿吨之多。因此许多细菌和动植物也被吸入并转移到下一个挂靠的港口。我国沿岸海域有害赤潮生物有16种左右，其中绝大部分主要是通过压舱水等途径在全世界各沿岸海域传播。外来赤潮生物种加剧了我国沿海赤潮现象的发生。另一种通过船舶引入的方式是营固着生活的生物（如藤壶）等附着在船只上被带入新的领域。这些外来生物被引入后，有的种类根本破坏或改变了原来的生态面貌，例如食肉性的红螺（Rapana thomasiana）1947年自日本海迁移到黑海，十年后，几乎将黑海塔乌塔海滩的牡蛎完全消灭。

船上装载的生物繁殖体有时可能被丢弃，或在船沉没后逸出，随浪冲出海岸。东海和南海一些无人小岛上生长的匙叶伽兰菜（Kalanchoe spathulata）和芦荟等，便可能是早年海船上的弃物。鼠岛就是这样一个小岛，曾经有一条船在鼠岛附近沉没，船上的老鼠就上了岛。而岛上并没有老鼠的天敌，岛上的鸟蛋对老鼠来说是极佳的营养品。

随着废弃的塑料物和其他人造垃圾漂浮的海洋生物正向南极洲和一些热带岛屿进犯，对当地的物种造成威胁。这些垃圾使向亚热带地区扩散的生物增加了1倍，在高纬度地区甚至增加了2倍多。与像椰子或木材之类的自然漂浮物相比，海洋生物更喜欢附在塑料容器等不易被降解的垃圾上漂浮，借助这些载体，它们几乎可以漂浮到世界的任何地方。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表示，我国是遭受外来物种入侵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调查统计显示外来入侵物种有488种，其中植物265种，动物171种，菌类微生物26种。因为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面积外来物种调查，只有大部分地区的调查。有些外来物种我们还不认识，不了解。它还没有爆发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会成为入侵物种。

据农业部的初步统计，我国有40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外来入侵物种危及本地物种生存，破坏生态系统，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元。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最具危害性的100种外来入侵物种中，我国有50多种，其中危害最严重的有11种，这11种外来入侵物种每年给我国造成大约600亿元的损失。

由于长期以来对外来物种的入侵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系统的调查研究，中国仍不能提供较为专业的反映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的目录资料在外来入侵物种中，水葫芦、水花生、紫茎泽兰、大米草、薇甘菊等8种入侵植物给农林业带来了严重危害，而危害最严重的害虫则有14种，包括美国白蛾、松材线虫、马铃薯甲虫等。

除了经济损失外，物种入侵也使得中国维护生物多样性的任务更加艰巨。据调查，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公布的100种破坏力最强的外来入侵物种中，约有一半侵入了中国。与此相一致的是在《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公约》列出的640种世界濒危物种中，有156个均在中国。

尽管口岸不断加强政策宣传和违法处罚，但广东旅检口岸违规携带、邮寄禁止进境物仍居高不下。2014年1~8月，广东检验检疫局旅检口岸截获蝎子、蜥蜴等活动物、种子、植物以及燕窝、水产品等禁止进境物43295批次，在口岸检出有害生物92030种次。

截至2024年11月，中国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71种对自然生态系统已造成或具有潜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