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经济学教授。1953年出生于美国，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

1953年，克鲁格曼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他在纽约的郊区长大，从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后，他来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大学时代的克鲁格曼似乎更偏好历史，经济学的专业课修的不多，倒是天天去上历史课。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后，为他对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所打动，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推荐下，克鲁格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期间，由于个人问题，他的情绪比较低落，草草地完成了博士论文以后，他奔赴耶鲁大学任教去了。

克鲁格曼在耶鲁大学也不得志，由于性格太强，他得罪了不少人，连研究奖学金也丢掉了。1978年，他去探访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的作者），多恩布什的鼓励使他找回了自信，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打开成功之门的关键。他开始写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

当年7月，他把这篇论文提交到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他开始宣读论文时，人们没有加以注意，都在相互交谈。渐渐地，大厅安静了下来，人们停止交谈，专心地倾听克鲁格曼的演讲。克鲁格曼一夜成名了，克鲁格曼回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

人物经历

接下来的日子里，荣誉和金钱接踵而未，克鲁格曼开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发表演说，参加研讨会，会见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忙碌的应酬之余，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

1982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华盛顿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产生了厌倦，不过，在华盛顿他又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项才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严肃的经济学问题。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

华盛顿的一年使克鲁格曼身心俱疲。很长一段时间，他既不做学问，也不问政治。不过在外人看来，他混得很不错。不过，克鲁格曼的内心极为失落，他说：“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人物贡献

1987年，克鲁格曼开始重新恢复了创造力，他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这些文章获得的好评打消了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怀疑，他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1988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该书一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各大公司的总裁在看到他所著的书之后纷纷找上门来，请克鲁格曼为他们作商业咨询。为此，克鲁格曼专门雇了一名经纪人，不是为了拉更多的客户，而是为了提高价格，使商人们望而却步。这段时期克鲁格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课题———经济地理学。他雄心勃勃地想把这个课题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在这个领域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92年的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启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经典预言

1996年克鲁格曼又一次令世人大吃一惊，他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已经断言：克鲁格曼三年内必获诺贝尔奖。

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克鲁格曼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第四版最近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面对荣誉，克鲁格曼说：“我们都想得到权利，我们也渴望成功，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回报就是理解带来的快乐。”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克鲁格曼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于1979年提出的，它是西方关于货币危机的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模型。这一模型以小国开放经济为分析框架，以钉住汇率制度或其它形式的固定汇率制度为分析对象，分析了以放弃固定汇率为特定特征的货币危机是如何发生的。克鲁格曼认为，在一国货币需求处于稳定状态的条件下，国内信贷扩张会带来外汇储备的流失，从而导致对固定汇率的冲击而产生危机。但是，他在分析中采取的非线性形式导致了固定汇率崩溃的时间是难以确定的，后来弗拉德（R·Fload）和戈博（R·Garber）于1986年完成了这一工作，因此，这一模型又被称为克鲁格曼——弗拉德——戈博模型。

但是，货币危机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信用扩张政策与外汇储备和货币危机之间究竟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就信用扩张与外汇储备的关系而言，如果我们假设一国在一段时间内执行了信用扩张政策，比如一年，从而导致外汇储备的有限流失，那么这一结论无疑具有较大的可信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该国必然会发生货币危机，因为在这里货币危机的爆发是以外汇储备消耗干净、从而使政府失去调控汇率的能力为条件的。为了满足这一条件，如果我们又假设，一国因“持续”采取了信用扩张政策，从而“直接”导致外汇储备不断流失并最终下降为零，最后迫使该国政府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听任本国货币随市场供求而贬值，那么，这一假设显然太简单化了，也缺乏现实性。

实际的机制过程通常是这样的。当一国最初采取信用扩张政策时一般能够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这种政策效应通常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这一时期，该国经济增长的加快会吸引外资不断流入，它们中一部分被用于扩大进口，一部分增加了该国的外汇储备。这也意味着加快了信用膨胀的进程，因为央行以收购外汇形式投放的货币是基础货币，它在流通中将发挥乘数效应。当缘于国内信贷扩张和外资流入这双重原因的信用膨胀持续一段时间后，会使该国经济走向畸形发展，泡沫经济和虚假繁荣纷纷登场，并且越演越烈。这不仅会使该国的基本经济面不断恶化，也会使该国的经常项目收支从实质上开始发生逆转。即使在这个时候，只要泡沫的空气尚未逸出，信用膨胀就会继续下去，有问题的投资看起来也是好的。但是，泡沫就是泡沫，当这种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经济开始呈现疲惫之态，问题浮出水面，一些企业开始倒闭或面临倒闭，一些金融机构也因此陷入困境。这会引起外资的警觉，外资流入减慢，甚至开始出现外流。与此同时，该国基本经济恶化和泡沫经济造成的经常项目逆差已开始加速消耗该国的外汇储备。就是在这个时候，如果该国政府认为经济的疲惫和经济过程的银根短缺是由于货币供应不足，因而继续采用信用扩长政策，其结果只能是加速外汇储备的流失，所表示的那样。最后，当泡沫经济开始全面崩溃的时，经常项目逆差和外资的流出会加快该国外汇储备的流失，这在客观上会对该国经济形成紧缩效应，从而迫使该国央行把卖出外汇而回笼的货币再次投入流通——如果它不想让信用紧缩导致经济衰退而保持货币供给量不变的话。但是在这里外汇储备的流失是原因，而不是结果。也就说，不是通过信贷形式提供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导致外汇储备的流失，而是外汇储备的流失迫使信贷补足相应的货币供应量。

长期推行或纵容信用膨胀所造成的种种恶果，已使经济的崩溃和衰退不可避免，它或迟或早都会使该国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当有迹象表明政府已无法控制局面，本币贬值即将变成现实，投机者就会加入到冲击外汇储备的队伍中。他们不只是把自己手中已有的本币兑换成外币，并且开始借入本币，购进外币，以便在本币贬值后获利。这种投机倾向甚至会演化成公众行为，投机性国际投资基金更会趁火打劫。到了这个时候，外汇储备完全丧失，政府不得不宣布实施浮动汇率制度，听任本币随市场贬值，已是必然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认为货币危机的发生是由于宏观经济政策与固定汇率制度的不一致引起的，并认为持续的信用扩张政策所导致的基本经济的恶化是货币危机发生的基本原因。

第二，在危机发生机制上，它一方面强调信用扩张导致外汇储备流失，另一方面又把投机攻击导致的储备下降至最低限看成是货币危机发生的一般过程。但是，在信用扩张、外汇储备流失和货币危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有些过份公式化和简单化了。

第三，把政府的行为过于简单化，实际上，货币危机的发生过程通常是政府与其它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对此重视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