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秀松（1899年8月1日－1939年2月21日），又名寿松，字柏青，化名王寿成，浙江诸暨次坞镇溪埭村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

1899年8月1日，俞秀松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次坞镇溪埭村。1916年，高小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浙江一师在当时是南方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与北方的北京大学遥相呼应。这个学校，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一些进步教师，如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提倡白话文，宣传新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倡自由平等。特别是校长经亨颐，留学日本，强调“人格教育”，很重视教师质量。在他的倡导下，浙江一师有良好的校风，研求学术，探索真理的空气浓厚，因而学生思想活跃，出刊物，写文章，各种思潮，各种学派交相论争。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李大钊等创办的《晨钟报》《每周评论》等，都成为俞秀松汲取新思想的源泉。

1919年，俞秀松在寒假过后，离家回杭州。为了进一步探索革命的真理，他刻苦攻读，孜孜以求，把读书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渐渐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杭州，打破了杭州长期的沉寂状态。在俞秀松、宣中华等人的领导下，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纷纷罢课、游行、检查和烧毁日货。俞秀松组织并率领宣传队，到各闹市区去宣传、演讲。俞秀松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堂堂大中华，被小小的东洋欺侮得够苦了，卖国贼帮助东洋帝国主义订立二十一条来害我们，现在又侵略我们的山东，不久就会像朝鲜一样，把我们中国吞并了去，我们一定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一席话，讲得群情激奋，热烈鼓掌，并跟着俞秀松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卖东洋货！”等口号。

正在这时，俞秀松为了反抗家庭包办的封建婚姻，决定出走。当他看到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所写的《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又在报刊上看到北京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并得到李大钊、陈独秀等的积极支持与赞助的消息后，遂于1919年底赴北京，去寻求“社会主义”的生活。

俞秀松到北京后，经过陈独秀的介绍，与施存统一起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

1920年3月26日，俞秀松离开北京，27日回到了上海。在那里，他有机会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0年夏，俞秀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为了更广泛地向工人群众宣传，灌输马克思主义，于1920年8月15日党的上海发起组，创办了以工人阶级为对象的《劳动界》周刊，俞秀松参加了编辑工作。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教育。

1920年8月22日，上海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俞秀松在当时党的发起组中，年纪最轻，陈独秀派他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并担任书记。

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上海党的发起组为了掩护青年团进行革命活动和培养留苏学生，于1920年9月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办了一所外国语学社。开始招收英、俄、日语三个班的学生。这个学社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由李达、李汉俊、袁振英、王之龄等人教授，俄语读音、会话由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新基的夫人教授。这个学社由杨明斋负责，同时教授俄语。俞秀松担任学社的秘书，具体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同时在校攻读俄文。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为了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领导他们向资本家和工头开展革命斗争，委派俞秀松等人，深入工人中，一面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一面帮助工人，建立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自己的工会。俞秀松所在的上海厚生铁工厂参加了电灯厂、造船厂等单位最先发起成立的“上海机器工会”，会员有370多人，于1920年11月21日正式成立。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在党组织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它还出版了《机器工人》刊物。紧接着，12月又成立了印刷工会，会员达1600多人，办有《友世画报》。

1921年3月，俞秀松受青年共产国际的邀请，及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只身一人前往他梦寐以求的苏俄。他这次到苏俄的任务，一是出席青年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二是以团书记的身份，先到苏俄联系我党派送一批青年赴苏俄学习的事宜；三是到苏俄学习。

俞秀松到了苏俄，在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曾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俞秀松以代表身份参加了会议。大会期间，他亲眼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并且聆听了列宁对中国革命的指示。

1922年3月，俞秀松回国。在此之前，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的另一位代表张太雷，已携带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先于1921年11月回到上海，重新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回国后，首先接受团临时中央局的指示，奔赴杭州建团。杭州青年团成立后，俞秀松兼任书记，并发展了赵并欢等数人入团。

1922年5月5日，俞秀松以上海、杭州的团的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他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

1922年5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俞秀松任委员。6月，杭州团地委决定组织浙江文化书局，俞秀松和宣中华等为筹备人。8月，党召开西湖会议，着重讨论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在此后几年里，俞秀松积极参加了中共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推动了革命事业的进程。

从1922年10月到1924年春，俞秀松随着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驰骋在福州、泉州、广州、博罗等地。

1924年4月，俞秀松回到杭州，担任国民党浙江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5月，在青年团杭州地委改选中，当选为候补委员。

1925年5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了共产党员、工人领袖顾正红，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愤慨。5月19日，中共上海地委召集宣传联席会议，提出要联合各学校、各团体统一行动，会议议决由俞秀松任指挥，负责国民党区党部召集联席会议，动员国民党员参加反帝斗争。俞秀松不辞辛劳，草拟宣言、通电，发表演讲，散发传单，抵制日货，率领群众公祭顾正红等活动。5月30日，在党组织领导下，群众在租界内游行示威，遭到英帝国主义开枪射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为了回击帝国主义屠杀，俞秀松夜以继日地参加发动全市罢工、罢课、罢市的运动，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进一步唤起民众。

1925年10月28日，俞秀松第二次离开祖国到苏联学习。

1925年11月23日，俞秀松和同行的同学到达了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

从1925年到1933年期间，俞秀松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和任教，在此期间，也经历了不寻常的党内斗争的考验，最突出的表现在与王明的斗争上。

王明（陈绍禹）是和俞秀松同船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王明趾高气扬，目空一切，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别人都不懂马克思主义。王明不仅是个教条主义者，而且又是宗派主义者。俞秀松对王明的思想作风，十分反感，在班上，他们常常发生分歧和争论。然而米夫却支持王明。米夫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王明为了找到靠山，两人勾结起来，形成一个“左”倾教条主义的宗派集团。

1927年11月上旬，俞秀松考入列宁学院。俞秀松虽然离开了中山大学，但是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的王明，为了打击俞秀松等同志，竟然捏造罪名，说他在中山大学组织了反党的反革命小组织“江浙同乡会”，说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三人是这个同乡会的头头。实际上，周达文是贵州人，只因反对王明，也被打进了“江浙同乡会”。1928年，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经过调查，认为没有真凭实据，不存在这种反党集团的事实。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篡夺了中央的领导权。这时俞秀松等人正在列宁学院学习，对王明推行一条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甚为不满，并加以抵制。于是，王明宗派集团便以反对中央领导的罪名，给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戴上“托派”的帽子。

1933年，俞秀松与周达文、董亦湘等六位同志一起被派到苏联远东伯力工作。俞秀松担任《工人之路》的副总编。该报是远东边区区党委领导下的唯一中文报纸，旨在向该地区的中国工人介绍国际国内形势，并进行政治教育。

1935年6月，联共党中央派遣俞秀松、张逸凡等20余人进入新疆，帮助当时采取亲苏联共路线的新疆督办盛世才稳定政局，实施建设。当时，为了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俞秀松到新疆后，化名王寿成，担任新疆全省反帝联合总会秘书长兼新疆学院院长等职务。反帝总会实际上是群众性的爱国进步团体，秘书长和各部部长多是联共党员和中共党员担任。盛世才是名誉会长。俞秀松担任反帝总会秘书长以后，明确提出反帝总会的任务是：领导全新疆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持和平稳定的局面，以便集中力量建设新疆。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最后形成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俞秀松在各种群众集会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六大政策这一完整的施政纲领，以及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指出：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新疆的实际来看，六大政策是符合当时新疆各族人民的愿望和切身利益的。

新疆是个少数民族地区，多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封建势力的统治，使新疆的政治、经济处于落后状态，俞秀松认为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是解决新疆一切问题的首要前提。1937年2月，他在全疆蒙古族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新政府的民族政策》的报告中就指出：民族问题是新疆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切实正确地执行新政府的民族政策是新疆各族人民永久和平的保证。这个报告用马列主义的观点，阐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是民族政策的基本核心；实行民族平等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反对大民族主义；发展经济、文化，消灭各民族间的不平等等。这个报告深入浅出，是一份向广大群众宣传马列主义民族观的好教材。

1936年夏，俞秀松与盛世才的小妹盛世同（盛世才逮捕俞秀松后，盛世同改名为安志洁，表示与盛世才分道扬镳）结婚。婚后，二人感情甚笃。但是，俞秀松并未因此放松对盛世才以及新疆反动势力的斗争。盛世才经常无故捕人，俞秀松提出要重证据，要重调查，不可轻易抓人。盛世才的岳丈邱宗浚是新疆伊犁警备司令，贪污受贿，谋财害命，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依仗盛世才的势力干尽坏事。俞秀松大公无私，立场坚定，为维护“清廉”政策，力主组织调查团查办。经过调查，证据确凿，邱宗浚不得不被撤职。伊犁百姓拍手称颂：瘟神走了。从此，盛世才的几个亲戚家联合起来，与俞秀松势不两立，并企图加以陷害。他也引起盛世才的嫉恨。

1937年，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国，行前会见斯大林。他们为报私仇，向斯大林诬告俞秀松和周达文两人是坏人，并指责列宁学院的凯萨诺娃包庇他们二人（凯萨诺娃不久被撤了职）。11月，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延安，途经新疆，见到盛世才。盛世才拿出一些联共党派往新疆工作人员的照片，问王明认识不认识这些人。王明说：这些人都是“托派”，并诬指俞秀松为“托派”的头头。王明还答应盛世才，回延安后，马上送这些人的材料来。于是，俞秀松、万献廷等人先后被捕。

1938年6月，俞秀松和张逸凡被押送苏联。到了苏联便被关进监狱，在“肃反”扩大化时被杀害。

俞秀松是否“托派”问题，经过详细调查，已经查明完全是王明、康生的诬陷。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表彰俞秀松烈士对革命的功绩，曾于1962年向俞秀松家属颁发了烈士光荣纪念证。但由于康生的阻挠，这位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卓越贡献的烈士事迹，仍鲜为人知，甚至连名字也不见党史记载。直到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推翻了加在俞秀松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为他平反昭雪。

俞秀松故居，位于浙江省诸暨市次坞镇溪埭村682号,坐北朝南，共三进楼屋，系清代四合院式建筑，占地面积458.77平方米。第一进为门楼，共二层，上为阁楼，下为回廊。第二进为正屋，三间二弄楼房，穿斗式构架。天井东西两侧为厢房，二开间。东侧厢房为俞秀松少年时生活居所，门楼上阁楼原为俞秀松学习书室。1999年，在纪念俞秀松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共诸暨市委、市政府出资整修故居并设立陈列室。正屋楼下明间辟为“秀松长青冥冥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俞秀松烈士的一生”陈列，展出俞秀松生前各种生活用品和资料等。右侧次间原为俞炳生（俞秀松的大伯）居室，修缮了灶台，配置了饭桌、条凳、碗柜等生活用具。左侧次间原为俞忠生（俞秀松的二伯）居室，配置与右侧次间相同。其余各间均作原状布置。

俞秀松烈士陵园，位于次坞镇溪埭村东侧俗称柏树山头的小山坡上，由纪念碑区、上山石台阶踏道和停车场等部分组成，占地面积1465平方米，始建于1987年，1999年为纪念俞秀松诞辰100周年又进行扩建。纪念碑位于陵区中心，用花岗岩叠砌成方形，高9.90米，单边宽1.60米，下衬三层共1.80米高石砌基座，碑前为平台和通道，通道长56.60米，宽3.90米，共有石台阶170级。纪念碑正中镌刻李先念所题“俞秀松烈士永垂不朽”。陵园入口平台呈“之”字形，正面石墙镌刻胡耀邦题写“俞秀松烈士陵园”，下用白色大理石镌刻俞秀松生平简介。整座陵园遍植松柏，庄重肃穆。俞秀松故居及烈士陵园于2001年6月被浙江省委宣传部公布为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年3月被公布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10月17日下午，由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共青团浙江省委、中共诸暨市委联合举办的“纪念俞秀松同志诞辰120周年研讨会”在诸暨市耀江开元大酒店举行。来自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共青团浙江省委、中共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党史学会地名领导和专家学者，诸暨市委、市级有关部门和俞秀松、冯文彬同志的后人共百余人参加了活动。会上，诸暨市委副书记潘超英、共青团浙江省委组织部长盛乐、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王祖强等领导分别致辞祝贺，华东师范大学、省委党史室编研处、绍兴市委党史室、绍兴市委党校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分别发言研讨俞秀松同志的历史地位和重要功绩。

2019年10月31日，由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中组部党员教育中心、浙江省委组织部、浙江传媒学院联合策划制作了《难忘初心》5集系列纪录片中，在第四集《秀松长青》进行俞秀松事迹视频宣传。

2022年3月18日，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与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联合推出《秀松长青》俞秀松烈士生平事迹网络展览，进一步弘扬伟大崇高的烈士精神。

2024年是俞秀松烈士诞辰125周年，牺牲85周年。为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烈，重温他不朽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2024年12月17日，俞秀松烈士牺牲地纪念土撒土仪式在上海福寿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