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鸿（1903年~1935年），原名余世恩，笔名因心，晓野。四川省长宁县梅硐场人。1903年2月15日生。1922年，在泸州川南师范学校读书时，经恽代英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进成都外语专科学校。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期间，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响导》等马列著作和进步刊物，思想觉悟提高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代表。1925年春，余泽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上海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

余泽鸿，原名余世恩，笔名因心，晓野。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梅硐场人。1903年2月15日生。

1922年，经恽代英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进成都外语专科学校。

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

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上海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

1927年任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

1928年初调上海，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并主编中央组织部刊物《组织通讯》。

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长。

1930年夏去天津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长。

1932年10月，转任建宁中心县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1933年，余泽鸿被选为中共闽浙赣省委委员及省革委委员。

1934年，调到中央苏区工农红军学校当教员，后任彭湃县城防司令。长征开始时，任中央直属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治科长。

1935年12月中旬，由于叛徒告密，川军及李品三保安大队将余泽鸿部包围在江安的碗厂坡。15日，余泽鸿率领他们突围未果，最后壮烈牺牲。

1921年，余泽鸿考入泸州南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受到恽代英的教诲，刻苦学习文化，积极参加马克思主主义研究会的活动，并随恽代英去泸州等县城乡社会调查，宣传革命道理。1922年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赖心辉部旅长张挺生无理撤销恽代英校长的职务。余泽鸿等进步学生发起“学样公有”运动，反对当局的决定。张挺生见事不妙，将恽代英拘留。余泽鸿等6名学生，乃将铺盖赴县府拘留所与恽代英同食共寝。在各方营救和学生坚持斗争下，张挺生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释放了恽代英。

1924年6月，余泽鸿代表四川同学会去上海参加第六届全国学生总会代表大会。会后，经中共党组织推荐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1924年底，他与李硕勋、郭伯和等发起组织“平民世界学社”，出版《平民世界》半月刊，创办平民夜校。 1925年春，余泽鸿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上海爆发“五卅运动”。余泽鸿以“学联”主席团委员名义，号召大中学生积极行动起来，同工人、市民并肩战斗。6月，上海工商联合会成立，余泽鸿被选举为“联合会”委员。

1926年北伐战争时，因组织“万县惨案”后援会，被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获释后，任中共上海区委候补委员兼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是年秋，他遵照中共党的指示，出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青年秘书，参与指导上海青年运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余泽鸿转移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1928年初调上海，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并主编中央组织部刊物《组织通讯》，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长。1930年夏去天津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长。1931年8月到达江西，在瑞金协助邓小平工作，旋即调任中共宁都中心县委书记、南（丰）广（昌）中心县委书记。1932年10月，转任建宁中心县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余泽鸿在建黎泰地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使黎川赤卫军发展到5000多人，并配合红军作战不断取得胜利。受到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嘉奖。1933年，余泽鸿被选为中共闽浙赣省委委员及省革委委员。

1934年，余泽鸿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打击，调到中央苏区工农红军学校当教员，后任彭湃县城防司令。长征开始时，任中央直属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治科长。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云南扎西地区。为掩护主力红军长征，保护红军伤病员，中央决定成立川南特委，任命徐策为书记，余泽鸿为宣传部长。以中央保卫局一个连（200人）为骨干，会合王逸涛领导的当地游击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王逸涛（后叛变）任司令员，徐策任政委，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2月，徐策、余泽鸿等率领游击队，在叙永木厂梁子击溃川军一个团，在扎西击溃滇军两个营。3月，同川军激战于大石磐，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等作战行动。

川南游击队的活动，使国民党十分震惊，1935年3月，开始调兵“围剿”。为粉碎敌人的进攻，特委决定由张宏光等领导的黔北游击队和川南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边游击纵队。刘干臣任司令员，徐策任政委、张宏光任副政委，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7月中旬，游击队转移到扎西的长官司时，遭到滇、川军3 个团的包围袭击。余泽鸿等身先士卒，带领部队英勇作战，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但因众寡悬殊，干部战士伤亡惨重，危急时刻徐策、张宏光等牺牲。刘干臣，余泽鸿沉着坚定，率部突出重围。8月，余泽鸿任特委书记兼游击纵队政委。带领部队转战川南，先后攻占了筠连县，安宁桥、红桥等地。9月上旬，与刘复初等领导的川南游击队会合，部队扩展到近千人。川南特委也改称川滇黔边区特委，余泽鸿任书记。

同年9月，蒋介石调集川、黔军数万人，对游击队实行三省“会剿”。余泽鸿等率领部队，穿山越岭，艰苦转战，仍不能摆脱敌人的追堵，部队伤亡很大。后特委紧急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余泽鸿率领，向川南的长宁、江安等地转移；另一路由龙厚生率领挺进云南扎西、镇雄等地。12月中旬，由于叛徒告密，川军及李品山保安大队将余泽鸿部包围在江安的泥基潮。经过一天激战，游击队员只剩20多人。15日，余泽鸿率领他们突围未果，最后壮烈牺牲。

1978年1月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陈云同志在给长宁县的信中写到：“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上海临时中央讨论过余泽鸿同志的工作问题，决定余泽鸿同志去中央苏区。”

余泽鸿在中央苏区首先担任中央局秘书长。年底，周恩来也转移到中央苏区，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作为中央和军委核心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对曾与自已在上海中央风雨同舟4年之久的余泽鸿倍加“爱护”，力荐其担任重要职务：

担任南广中心县委书记

1932年8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周恩来向中央局、江西省委提议：速将南丰、广昌、黎川三县组建中心县委，巩固和发展大片苏区，并令余泽鸿负责组建中心县委工作。月底，中共南广中心县委成立（辖南丰、广昌、黎川三县），余泽鸿任书记。时任余泽鸿警卫员的王敬群回忆到：“在广昌我亲眼见到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带数十名背驳壳枪的机关警卫人员来南广中心县委找泽鸿同志了解情况并指示工作”。周恩来在广昌见到余泽鸿时，特别嘱咐余泽鸿：“南广中心县委要加强对建宁工作的领导……以巩固和发展新苏区”。

9月14日深夜，周恩来又亲笔致信南广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对南广中心县委的工作作了具体详细的指示，周恩来在信中指出：“我们要武装宣传队，宣传苏维埃的政策和群众得到的好处，与他们的痛苦对照；我们要有武装割禾队、分谷队，要去割这些区域土豪的禾，分这些区域土豪的谷子，散给就地的贫苦群众，而自己绝不带走一点。即使这些被欺骗的群众不敢接受，我们放到他门口，绝不要拿走一点，给他们以最后的影响。这种影响扩大了，我们便可请他们到已分了田的苏区来参观，给他们以实际的影响。有了这些初步工作，我们再进一步以武装队伍去驱逐与消灭一部分靖卫团，去占领那些未被赤化的区域，实行没收地主土地与分田的发动群众的工作，必能得到这些地域的群众的拥护，必能争取这些群众到苏维埃方面来。”

此时，正是反抗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关键时候。蒋介石在外是大军压境，在内指示暗藏的特务混入革命队伍，煽动群众闹事，动摇民心、军心。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为何深夜写信给余泽鸿，对南广工作作如此细致的安排，这是有其深刻原因的：首先，组建南广中心县委，由余泽鸿担任中心县委书记都是周恩来提出的。余泽鸿刚从宁都中心县委书记岗位上调来南广不足一月，对当地的情况并不完全熟悉，对下面一些干部的错误作法不了解，造成了“这次甘竹等地赤卫军到南丰瑶湖的教训”。因此，周恩来对南广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信中可看出周恩来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对做好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视，工作安排细致而深刻，体现了党的第一代伟人的高尚风范和品德；其次，周恩来深知南广地处战斗前沿，是中央苏区北面的门户，面临的困难很大。南广地区能否守住，对于反“围剿”取得胜利极为重要。因此，周恩来对余泽鸿领导的南广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担任建宁中心县委书记

1932年10月，朱德、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红一方面军进驻建宁县。中央决定加强对这一地区的防务，组建建宁中心县委（辖建、黎、泰三县）。12月12曰，周恩来、王稼祥致电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建黎泰可先派工作团及建宁县委书记来”。江西省委按照周恩来的意见，派余泽鸿带领一批地方干部于1933年1月中旬到达建宁，余泽鸿担任建宁中心县委书记，并兼任建黎泰独立师政治委员，余泽鸿爱人吴静焘担任宣传部长兼妇委书记。余泽鸿与周恩来、杨尚昆同住在县衙白楼的第二楼。由于建宁是红军总司令部和中革军委的所在地，1933年2月5日，周恩来、朱德专门致电萧劲光、余泽鸿等人，征求成立闽赣边省的意见。可见周恩来对余泽鸿的了解和信任。

担任建黎泰军区政治委员

1933年2月，上海临时中央因处境日益恶劣而迁来苏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随之而来，“左”倾错误开始在中央苏区泛滥。

此时的余泽鸿处境十分艰难，精神上受到了多方的压力：一是爱人吴静焘4月28日在战斗中牺牲。当时，余泽鸿正在建宁召开的军地干部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央关于建立闽赣省等决议，一名战士将吴静焘牺牲的消息用纸条递给台上的余泽鸿，他看后若无其事的将纸条放在衣服的包里，强忍着悲痛将会议开完。会后，他眼含泪水，亲自为妻子擦洗伤口，为其穿上军装，亲笔提写墓碑碑文“吴静焘烈士之墓”；二是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击，面临被撤职的困境；三是反“围剿”战斗正进行得非常激烈，工作繁重。周恩来了解到余泽鸿的处境后，设法给予保护。5月7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局：“余泽鸿以专任分区政委为好，因闽赣边情形紧张，余巳有相当经验，李德胜一人实主持不下，望立复。”周恩来对余泽鸿的肯定，迫使闽赣省委保留了余泽鸿建黎泰军分区政治委员的职务。

保留军区政治部的职务

5月20日，闽赣省委撤销了余泽鸿所担任的建宁中心县委书记职务。周恩来得知余泽鸿被撤职的消息后，于当日专们致电闽赣省委：“……乙，泽鸿如承认错误彻底，可否留在军区政治部任一部工作，请决定，望告知。”由于“左”倾路线的排挤，“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处境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只能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又往往不被理睬。”由于当时的党内斗争形势，身处窘境的周恩来措词诿婉，但对余泽鸿的挂念之情跃然在字里行间。迫于周恩来的压力，5月21日，闽赣省委书记顾作霖回电周恩来：“……分区仍由余（泽鸿）、李负责……”并解释免余泽鸿职务的原因。

在中央苏区，省级以上的干部很多人都知道余泽鸿在上海中央担任过秘书长，和周恩来有着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1929年中央在上海举办了几期秘密的干部训练班。周恩来安排“由当时已从中宣部调回中组部的恽代英任干部训练班主任，党中央秘书长余泽鸿任副主任……训练班每期一二十人，都是省委级以上的干部”，苏区很多高级干部还是余泽鸿的学生，余泽鸿自身的影响力也比较大。因此，对余泽鸿的处理仍留有余地。5月23日，闽赣省委再次致电中央局征询对余泽鸿的任职意见：“（一），泽鸿同志承认错误，我们拟委他作省委宣传部干事或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待审查其申明书后，再正式决定……”在苏区政治斗争的漩窝里，余泽鸿虽然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击，但以后仍然担任着红军大学副校长等重要职务。

1934年10月，余泽鸿参加了长征，任军委干部团政治科长、上级干部队政委等重要职务。1935年12月15日，余泽鸿在率领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转移中牺牲，年仅32岁。长征结束后，周恩来才得悉余泽鸿牺牲的消息，十分悲痛。1938年1月，余泽鸿的爱人、女红军李桂英（在红军纵队时结为夫妻）被周恩来接到武汉。“宴会间，周恩来把一位身材苗条、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同志介绍给大家：这就是李桂英（红）同志，长征中她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啊！”随后，周恩来将李桂英送到延安。

余泽鸿的故居在长宁县梅硐镇泽鸿村2社大窝沱，掩映在群山之中，距长宁县城约50公里。余泽鸿烈士故居建筑占地面积450平方米，古老的民房经过百年风雨侵蚀，墙壁脱落，已经略显残破，但依然保持着原有风貌。

余泽鸿故居是一幢同字形的院子。大门由8根原木撑起双坡屋顶，大门左右均有耳墙，是整石垒成的，砌上黄土层。进入院门，便是一个充满川南民居特色的四合院。院子正面、左、右三面是厢房。正面有1道大门，3扇小门，均有高高的木门槛。所有的窗户都是具有晚清风格的雕花木格，屋檐的横梁上的挑木上有精制的花形镂空雕。

烈士纪念馆馆址在长宁县城西长宁县烈士陵园内。1978年建成。原名长宁县革命烈士资料陈列室，1983年11月更今名。占地面积214平方米，建筑面积171平方米。馆成“品”字型布局，馆名系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题写。馆内陈列有余泽鸿烈士及中共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革命斗争史料。1987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列为革命烈士重点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