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尝习申韩”，“工笔扎”，鸦片斗争前即“游幕来粤”，流寓于
广州。
林则徐来广州查禁鸦片时，他先后为广州知府
余保纯和驻澳门道员易中孚的随员和幕僚。何大庚富有爱国思想，在他就驻澳门道员易中孚幕僚时，对于易为外国人引诱利用，替英国侵略者说话的行为极为不满，曾将这些情况告知林则徐，很为林所信任。他长时期住在广州，了解到府署中的官员幕客们与外国商人勾勾搭搭的种种弊情，深恐他们将内部机密泄露给侵略者，“屡切齿裂眦言之”①。对于如何抵御英国的侵略，他考虑好一套
对策，但没有为当局所采纳。
他与
钱江、卞江殷等爱国知识分子意气相投，经常议论抗英斗争的问题。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侵略者以不平等条款为护身符，有恃无恐，更加放肆地侵扰人民群众，“粤中人有思倡义民挫折之，而不敢径行者”②，何大庚便与钱江商议，准备利用组织团练的方式，号召城乡民众，采取“按户抽丁”的办法武装起来，以抗击英国侵略者。当由钱江起草檄文，何大庚“代为删改”③，题为《
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叙明英夷上年滋事情形，并称现虽就抚，尚欲在广州设立码头，亟应团练，预谋报复等语。并议防夷章程一纸，……印刷多张”，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1842年11月25日)在广州府学明伦堂张贴。以后他们又在明伦堂召集会议，要求举行团练，共同抗击英国侵略者，结果遭到两广总督祁贡等的“示禁查拿”④。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八日(1843年4月17日)，钱江自动投案，何大庚也被关进监狱。这年八月十九日(1843年1012日)，由道光帝批示，刑部宣布：钱江革去监生，“从重发遣新疆”，何大庚作为“从犯”，以“听从附和图利”，与卞江殷一起遭到“斥革”的处分，并“照为从减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被递解回山阴原籍⑤。
卖国有功，爱国有罪，何大庚与钱江等同林则徐、
邓廷桢一样，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这也是鸦片战争时期的冤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