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久间象山（1811-1864），日本江户末期思想家，兵法家。日本近代史上接受八方文化的典型人物，也是幕末社会领导阶层——年轻武士的师长和楷模，他的洋学接受论（如何移植和研究西方科学文化）被定型化与公式化，社会影响很大。

幼名启之助，通称修理，字子明，号象山。别号国忠。出生于松代藩（长野县）的藩士家庭 ，父亲是武士佐久间一学。因豪迈不群、慷慨忧国，尤留心海防，故受藩主真田幸贯善用，并资助游学江户。因崇拜陆九渊，故自号“象山”。

1826年跟随家老镰原桐山和儒学家町田源左卫门学习和学和算术｡

1833年在江户从佐藤一斋学儒学，又从江川太郎左卫门学洋式炮术，热心兰学，提倡“和魂洋才”说（日本思想、西洋技术）。

1839年在江户神田开设象山书院，培育了胜海舟、坂本龙马、吉田松阴、小林虎三郎、桥本左内、高杉晋作及明治以后作为明六社的同仁活跃的加藤弘之、津田真道、西村茂树等门生。

1841年藩主真田幸贯任幕府老中时，负责海防工作，受命研究海外事业，上书《海防八策》。

1853年美国培理率船舰来日时，撰写《论时务十策》，上书幕府老中阿部正弘。次年因门人吉田松阴密谋出航美国而遭连坐，被捕入狱。

1862年出狱后，应幕府之命上京，谒见将军，谈论时务，主张公武合体。

1864年7月11日遭攘夷派志士幕末四人斩之一的河上彦斋暗杀。遗著有《省侃录》、《象山诗钞》等。后刊有《增订象山全集》全五卷。

早期，面对佩里陈兵东京湾，他曾经制定过“海防八策”，提出过避战论和攘夷论的主张，但是后来他很快就认识到这些想法与现实不相切合，变成了一名开国论者。应该看到，佐久间象山早在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时就已经敏感地捕捉到世界局势的变化，深感原有儒学的华夷观已经无法解释世界的现状。他认真地阅读了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一书，认同“以夷制夷”的主张，并且感慨万分地视魏源为自己的“海外同志”，思想上实现了从排斥夷狄到正视和交际夷狄的重大变化，主张适应业已扩大的世界的现实，从全球的世界形势出发思考日本的方略。 在经历了一系列世界观方面的重大思想飞跃之后，佐久间象山对于西夷东来造成的世界范围扩展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给梁川星严的信中慨叹道：“方今世界，仅以和汉学识，业已无能为力，如不总括五大洲，宏大经济，则难以应付。”这时，他的目光已经从东亚国际社会扩展到整个全球，并且摒弃了夷狄野蛮化外的偏见，认识到西夷——欧美诸国近代文明的发达程度。他曾经明确地说：“哥伦布依靠究理之力发现新大陆，哥白尼发明地动说，牛顿归纳重力引力之实理，三大发明以来万般学术皆得其根底，毫无荒诞之意，全部真实。由是，欧罗巴洲及亚美利加洲次第面目一新，创制蒸汽船、磁电报等，实夺造化之工，其状可怖可愕。”在当时许多人依然将西方文化视为“邪教”和“奇巧淫技”的社会思潮中，象山对于世界的观察和认识确实有其独到的闪光。

早在中国鸦片战争爆发时，佐久间象山就始终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变化。在他看来，“英夷寇清国，声势相逮”，局势十分严峻。他清醒地看到，在国际关系中，“各国自营其利，欲网世界之利，故兴邪欲”，从而导致战争的爆发。在这场战争中，“就其细言，唐国人民年年受鸦片之害甚夥，故唐国官府严禁，本有其理”，明显地同情中国的遭遇。同时，象山也看到，“英国为其自国利益，犯其和亲交好国家之严禁，不顾残害其人民”，谴责英国的侵略行径。然而，佐久间象山更冷静地看到“因其感难以动手，故船上备大炮”，因此可以“恣意凶奸”，侵犯中国。

可以看出，佐久间象山在观察近代初的国家关系时，已经将目光集中到一点，即军事力量的强弱。在国际交往中，实力就是一切。这就是佐久间象山的理念。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这样一个结论：“非但英国无道，西洋诸国，天地公共之道理均无可言”，而要想避免这种结果，惟有一途，只有强兵，日本自己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世界“一等强国”。

佐久间象山的国际政治理念不但依据于他对国际关系的观察，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国际关系的理论。儒学历来强调“有道”与“无道”的巨大差别，佐久间象山在承认这一规范原则时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要在力量均等的条件下才能论及道德。按照他的演绎，在同样“有道”的条件下，“义”成为双方胜负的依据。由此可以看出，他已经不再拘泥于儒学的空泛理论，不只是一般地探究“道”、“德”、“义”的价值，而是注重它们的前提条件，即“力”的高下。这可以说是象山分析国际格局的主要思路，特别强调国家生存中“力”的关键意义，非常注重从增强“力”的角度来思索和设计日本未来的前途。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崇尚军事力量的理念，佐久间象山有别于当时一般儒学家解释上古“三代 ”变迁的通说，从军事力量的角度重新解释了中国古代的历史现象。依照通说，一般儒学家都认为，周朝拥有强大的感召力，在于周文王德义超群，为有道之王，即使后来武力伐纣，也是“兴仁义之师”。然而，佐久间象山针锋相对地提出：“虽称文王之美，亦不过云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实质上，佐久间象山这一解释充分地反映出他对于国家关系的观察和认识。在他看来，所谓“文王之美”，并不是道义上的称赞，也并非发自内心的讴歌。之所以“文王称美”，是因为拥有一定军事力量的大国惧怕周国的强大军事力量，“畏其力”，因此不敢轻易侵侮。至于小国怀其德，也是因为畏惧周国的强大军事力量而同时没有受到过分压迫的缘故。“怀其德”者，无非接受它的保护而已。在此，国际关系中最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力”，也即军事实力。因此，佐久间象山认为：“无其力而能保其国者，未之有也。” 这可以说是象山在思考国际政治时的基本理念。

根据他的观察和分析，他得出十分明快的结论：“谁谓王者不尚力。”这是他对迂腐儒学说教做出的修正。历来儒学家倡导“王道”，认为以力不足以服人。“内圣外王”才是儒学家的理想境界，倡导以德服人，感召对方发自内心的折服。尽管佐久间象山基本上是个儒学家，但他从现实的国际形势出发，认为这些都是“空理”。相反，儒学家不以军事力量为然，认为以“力”造势，是一种不为推崇的“霸道”行径。佐久间象山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实行“王道”也必须要尽量扩充军事力量的实践原则，认为国家的核心力量是建立庞大的军事力量，以便在国家关系中占据优势。

佐久间象山为实现他倡导的“世界第一等之强国”这一目标认真地思考过应该采取的方略。在这方面，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佐久间象山没有能够描绘十分具体的措施，但他确实为此描绘了一条基本的道路。通过上述关于国际关系的认识已可以看出，佐久间象山必然地按照他对于国际关系观察的结果得出结论：日本要想不受到西洋各国的欺侮，就必须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由此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优势。为了实现世界一等强国的理想，佐久间象山特别强调军事力量的作用。他不但自己积极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研究大炮原理，试制大炮，希望由此增强日本的军事力量，而且屡次建言，希望朝廷倾注力量建立海军，认为已有俄国先例可循，只要认真采取措施加以落实，一定可以建立“大船”，以供实际使用，使得日本拥有向世界扩展的军事实力。

佐久间象山关于国家关系的思想理论，在当时的条件下，自然有它尖锐的一面，但是他的这 一思考完全将焦点集中于武力，并以此为原则描画了日本未来在国家关系中应该予以实践的基本道路，就导致了日本近代以后发展道路的偏离。他所设计的道路是积蓄力量，扩充军事，走上一条建立东方英伦大国之路。当然，由于佐久间象山在政治上屡屡遭受挫折，没有能够制定出更为具体的方案，时代和形势也不允许他有条件立即实现强兵争霸的目标。但是，建立军事力量，通过军事实力的威慑与压迫参与国家关系中的角逐，确实形成为一条路线，为近代以后的日本发展道路从基本原则上规定了方向。

佐久间象山是一个儒学家，尤其笃信儒学的理念“礼”，以此作为他思考问题的主要思想源泉。按照佐久间象山的理解，“礼”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有形的层面，例如朝廷的礼仪，又如不同等级的着衣形式，此外当然还包括外在形态的种种“礼节”。但是，佐久间象山实际上更重视的则是无形的“礼”的层面。一言以蔽之，这个无形层面就是“社会秩序”。

佐久间象山针对当时的现实，尖锐地指出，如果不坚持“礼”，就会国将不国。由于当时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一部分人曾经建议实行节俭，进行“改革”。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要求朝廷官员尽量节约，而且要改革每年花费大量财力的“参勤交代”制度，尽量减少武士的开支，甚至减少随员的数量。针对这种情况，象山感到十分气愤。他特别指出，如果实施这些涉及到“礼”的改革，那么幕府体制将面临崩溃。

佐久间象山坚决反对领主减少随从的“改革”，听说不少位于高位的官员穿着布衣，以此表示节俭之意，“初闻疑为讹传”，感到十分震惊，认为“侯伯随身护卫，此又礼之极处，绝非可予免除”，“自有上下尊卑之等级”，并且强调“古先圣贤，以衣服之制，显现尊卑上下，不啻法制大典”，强调必须坚持稳固的社会秩序。

佐久间象山如此注重“礼”，重视“秩序”，不仅限于国内政治，而且延伸到国际政治的领域。实际上，在他观察世界形势时，也同样是按照秩序这一原则加以观察。他认为国际上各国之间的关系十分本无秩序可言，只是一种利益关系，尤其是就欧洲各国而言，“彼国惟求一利，成此习俗”，国家间的关系十分混乱。但他同时又认为，国际既成一局，那么就必然要构成秩序，如同国内的“礼”一样，存在尊卑上下的关系，而确定秩序的因素，则惟有军事力量。他明确主张，“吾惟欲述者，则国力之义”，直言不讳地提出“国力第一”的命题，表明这是他思考国际秩序的根本理念。可以说，这正是他主张争取军事霸权的原因所在。

佐久间象山还进一步强凋了朱子学的穷理精神——合理主义，实际上正是在洋学中所实行的。他说：“宇宙实理无二。斯理所在，天地不能异此，鬼神不能异此，百世圣人不能异此。近年西洋所发明许多学术，总之皆实理，祗足以资吾圣学，而世之儒者，类皆凡夫庸人，不知穷理，视为别物。”

这样，佐久间象山对洋学不是像后期水户学那样只承认地理学和军事技术等在对抗外压不可缺少的方面而排斥洋学的一切“穷理”，相反在认识自然即科学技术领域内承认洋学的穷理。因此 他对洋学多方面进行研究。在研究军事学（炮术）的同时，还精读切美尔的《日用百科辞典》和佐美尔（J.Sommer）有关宇宙的书。或者 分析温泉，或者制造玻璃、磁石、报震器、电池、电疗器，或者开采硝石，或者研究照相术等。但是佐久间象山东洋

佐久间象山认为西洋文化与东洋道德可以调和，两者没有对立：“夫泰西学艺，术也。孔子之论道，德也。艺术譬如菜肉也，菜肉可以助食气，孰谓可以菜肉而损其味也”。主张东西文化调和论。

从承认西方科学技术优秀并积极摄取的观点出发，佐久间象山积极主张开国，认为与西方各国通商是“天地公共之道理”。当初佐久间象山的开国论集中在国防问题上，从军事观点来谈开国。1856年（安政三年）以后便开始从物产、通商、技术等方面来谈开国。1862年（文久二年）的上书中已经与军事技术无关，单纯从生 产、贸易等富国的观点来谈开国了。与此同时，他的对外观也随着改变，过去他把外国称作“夷”，现则称作“蕃”。“外蕃”是文明的外国人，与“夷狄”、“蛮貊”不同应以宾礼相待。指摘某些人只轻视外国，却不知西方诸国学术精研，国力强盛，火技精妙，航海精通。“一旦与英国发生战争，惹出大败，殆耻全世界，破古昔圣贤的体面”。

佐久间象山对俄国彼得大帝十分敬佩，彼得大帝成了他的开国论实践的榜样。根据吉田松阴的《幽闪录》，佐久间象山主张向海外购买外国船，让有为青年随船同行，既能训练航海技术又通晓外国形势：“吾师平象山，经术深粹，尤留心时务。十年前藩侯为执政，上外寇议论：雇船匠、炮工、舟师、技工于海外，造舰铸炮，操水战习炮阵，谓不然不足以拒绝外夷……宜选俊才巧思之士数十名，除随兰船山海外，令其便宜从事以购舰。则往返之间识海事，熟操船，且得知万国情景，其为大益矣”。 然而正因为他的这种开国论和“挟天子而抑诸侯，佐幕府而令天下”的想法，导致象山最后被保守势力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