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史是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人类学”（Anthropology）一词出现甚早，早在
康德的《
实用人类学》中广泛论述。但随着西方文化对“人”的概念不断改变，其指涉的意涵也有所不同。一直到19世纪晚期，我们所认识的人类学才在英国确立下来，作为称呼这门研究人类整体与特殊性的学科之名称。即使如此，之后的人类学仍经过若干次变革与反思，其主流理论与观点已和其最初的理论观点大不相同，甚至南辕北辙。唯一保留的是，人类学仍强调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
田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古典进化论学派的主要著作之一。作者是英国人类学家哈顿。1910年由纽约普特南出版公司刊行，1934年再版，书名改为《History of Anthropology》。全书分两部分共12章，分别系统地论述了人类学一词的定义、来源和早期使用情况，以及20世纪前人类学的发展演变状况。作者认为人类学的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的
希罗多德。该书将人类学分为体制人类学和
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认为前者包括
人种学、
古人类学和
民族心理学等，后者包括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
语言学、
比较宗教学、
社会学等，并分门别类地叙述了这些分支的发展状况。该书代表了20世纪初古典进化论学派对当时人类学及其发展状况的看法，为研究人类学早期历史的重要参考材料之一。——摘自《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1990年版。
人类学史以各时期的重要理论进行时间上的划分。虽然每个理论各有其主张，但基本上其关注的问题在于各民族的差异性为何？人类学家（特别是西方文化人类学家）该如何察觉其研究对象〈特别指非西方的各民族文化〉的特征？以及透过对异文化的研究，反思西方文化或人类文明。由于绝大多数的人类学家们是在西方社会，特别是
英国与
美国的环境中接受训练，他们的研究理论往往受到西方文化中其他学科影响，特别是传统人文学中的
历史学、
哲学与
文学，或
社会科学中的
社会学、
心理学，以及生物学等这几门学科的影响格外深远。此外，人类学理论介于科学与人文学的观点，而非纯然偏袒两者中任何一方，这也是人类学史的一大特色之一。
以人类作为讨论对象的学术思想并非近代的产物：西元前4世纪时，
亚里士多德在《
论灵魂》（DeAnima）里便以
形而上学的角度讨论人与植物、动物的差别。然而这些想法仍仍停留在
20世纪初人类学研究出现了重大转折：在
美国，历史特殊论在1910年代后逐渐从一片争议声中兴起，成为美国人类学界的主流。他们批判演化论与传播论天马行空般地将人类同质化，试图将各文化视为不可比较的独立单位，另一方面将松散的人类学界整合成严谨的学术体系，把人类学重塑成全貌观（holism）的学科；结构功能论则在1920年代的
英国人类学界扮演类似的角色。他们强调
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并从功能论的角度分析不同社会，试图以较实证的科学方式呈现社会的整体样貌。虽然这两个学派立足点与发展完全不同，但皆具备以下特点：（一）他们将每个文化与社会视为独立的平等单位，且有意识地回避
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想法。（二）全貌观被视为人类学家应具备的视野。一名人类学家研究其他社会与文化时不能仅有个别面向的了解，而必须有整体的认识。〈三〉
参与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取代
比较研究法，成为人类学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从此田野调查变成人类学家的标志，
民族志则是理论与研究的基础。（四）人类学家研究的文化（主要是西方人口中的“原始”文化）被视为“不会改变”的。犹如考古学家的发掘工作，人类学的目的在于“抢救”这些文化。除了第四点外，前三点并未随学派迁变而消失，反而流传以来，成为人类学最重要的核心认同。
以上两大学派位居主流地位，除了理论随时间做出部分修正外，直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受到其他学派挑战。这段全盛时间里，两个学派组织各种学术机构，利用有限的资源将人类学推广到英美各大学、
政府机构、企业里，使人类学摆脱俱乐部式的学术环境，逐渐转型为大众普遍认同的学院式学门。同时，他们在各大学人类学系里吸收从两国各殖民地与
印度、
中国等非西方文明来的学生，将他们栽培成学者后送回母国从事教职或进行研究，使得人类学开始摆脱西方文明的区域限制，将影响力深入各文化圈里。由于他们的努力，人类学发展迅速，到1950年代中期时在英美已拥有数千名成员。但这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实际研究遇到的问题与大环境带来的影响使质疑两学派理论框架的声音在1950年代后逐渐浮上台面，其中最初的两位挑战者分别是过去数十年被刻意回避的
唯物论与修正过的多线演化论观点。
1950年代初，唯物论以数种面貌重新出现在美国人类学界，其中
生态人类学将文化与生态做连结，深刻影响到考古学界的新考古学学派。约在同一时期的欧洲，源自法国的
结构主义风潮吹入英伦岛上，使英国人类学界继功能论后再次受到法国学派的影响。这两个学派除了挑战既有学派的理论外，也让人类学被迫正视一个新问题：当各殖民地纷纷脱离母国控制，建立现代化的政治与社会体系时，人类学家要面对的还是过去被视为“一成不变”的文化群体吗？新一代的人类学家为了解答这问题，除了继续传统的“原始文化”研究外，开始从
社会学、
政治学、
经济学与
心理学中找寻新理论，一方面从大格局探讨全球化体系对各区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