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日寄杜二拾遗》是唐代诗人高适的诗作，作于作者晚年在蜀州（今四川崇州）任刺史时。此诗表达了作者对故友杜甫的思念之情。首四句寄慰杜甫，“思故乡”既是言杜，亦是自谓，二人故乡同为当时正在战乱的中原，这一“思”便将二人情感更加紧密地联结起来；次四句写自身，既“无所预”又“复千虑”，表白忧国情怀，“空相忆”“知何处”，则添一层无奈与落寞之感；末四句进而将自己庸碌自适与友人飘泊四方比照，逗出“愧”意，回应篇首，写足题意。全诗以浑朴自然的语言，抑扬顿挫的音调，传达了跌宕起伏的感情。

人日寄杜二拾遗⑴

人日题诗寄草堂⑵，遥怜故人思故乡⑶。

柳条弄色不忍见⑷，梅花满枝空断肠⑸。

身在远藩无所预⑹，心怀百忧复千虑⑺。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⑻。

一卧东山三十春⑼，岂知书剑老风尘⑽。

龙钟还忝二千石⑾，愧尔东西南北人⑿。

⑴人日：旧俗以农历正月初七为人日。《太平御览》卷九七六引宗懔《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杜二拾遗：即诗人杜甫。

⑵草堂：茅草盖的堂屋。旧时文人常以“草堂”名其所居，以标风操之高雅。此处指杜甫的成都草堂。

⑶故人：老朋友，指杜甫。

⑷弄色：显现美色。

⑸空：一作“堪”。断肠：形容极度思念或悲痛。

⑹远藩（fān）：一作“南蕃”。指南方的遥远地区，即蜀中。预：参与。此处是参预朝政之意。

⑺百忧复千虑：极言忧虑之多。

⑻人日：一作“此日”。

⑼卧东山：指隐居。东晋谢安曾高卧东山（今浙江省上虞市西南），不愿出来做官，这里诗人以谢安自比。三十春：高适二十岁时到长安谋出路，四十九岁中第授官，恰好三十年。

⑽书剑：古代士人随身携带之物，喻文武。风尘：宦途，官场。

⑾忝（tiǎn）：有愧于，常用作谦辞。二千石（dàn）：汉制，郡守俸禄为二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世因称郡守为“二千石”。此指高适任蜀州刺史。

⑿东西南北人：漂泊四方之人。孔子曾称“今丘也，东南西北之人也”，指四方奔走。

人日这天题诗寄向成都草堂，远远怜念旧友定在思念故乡。

柳枝泛绿这美景却不忍看见，梅花开满枝头让人空自断肠！

身在偏远南方大事难以参预，心怀百重担心还有千重忧虑。

今年的人日彼此在空相回忆，明年的人日更不知身在何处？

高卧东山转眼度过了三十春，哪里料到书剑飘零终老风尘。

老态龙钟还辱居高位二千石，内心有愧你四处流离的友人！

杜甫有《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诗序云：“开文书帙中，检所遗忘，因得故高常侍适……往居在成都时，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忆见寄诗，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自枉诗，已十馀年；莫记存殁，又六七年矣！老病怀旧，生意可知。今海内忘形故人，独汉中王瑀与昭州敬使君超先在。爱而不见，情见乎辞。大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比作，因寄王及敬弟。”杜甫此诗作于大历五年（770），上推十年，为上元元年（760），序中明言高适当时为蜀州刺史。考年谱，高适转蜀州刺史在上元元年九月。又，高适卒于永泰元年（765），距离杜甫此诗六年，亦与序中所言相合。故此诗为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正月初七作。

高适和杜甫早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在山东汶上初遇，当时二人皆落魄不偶，一见之下即成为意气相投的朋友。安史乱起，高适在玄宗、肃宗面前参预重要谋略，被赏识，境遇比杜甫好得多，曾任淮南节度使，平定永王璘的叛乱。由于“负气敢言”，遭到内臣李辅国等的谗毁，被解除兵权，留守东京。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出为彭州刺史。同年年底，杜甫流离转徙，到达成都，高适立即从彭州寄诗问讯。上元元年（760），高适改任蜀州（治所在今四川崇庆）刺史，杜甫从成都赶去看望。这时，高适年将六十，杜甫也将五十，他乡遇故知，他们自然高兴，除见面叙旧外，更常寄诗慰问。到了上元二年人日这天，高适写下这诗，寄到成都草堂。

这是高适晚年诗作中最动人的一篇。杜甫接到这首诗时，竟至“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这首怀友思乡的诗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它饱含着特定的历史内容，把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紧密连结起来了。

全诗每四句一段，共分三段。每段换韵，开头是平声阳韵，中间是仄声御韵，末段是平声真韵。

“人日题诗寄草堂”，起句便单刀直入点题。“遥怜故人思故乡”，“遥怜”的“怜”，正是表示二人感情的字眼，通篇都围绕这“怜”字生发展开。“思故乡”，既是从自己说，也是从杜甫说，满目疮痍的中原，同是他们的故乡。紧接着“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便是这思乡情绪的具体形容。“柳条”“梅花”是思乡情绪的触发点，以蜀地春景抒思乡哀情。春天到时，柳叶萌芽，梅花盛开，应该是令人愉悦的，但在飘泊异地的游子心中，总是容易撩动乡愁，而使人“不忍见”，一见就“断肠”，感情不能自己了。

中间四句是诗意的拓展和深化，有不平，有忧郁，又有如大海行舟、随波飘转、不能自主的渺茫与怅惘，感情是复杂的。换用仄声韵，正与内容十分协调。“身在远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亦兼言杜甫与自己。当时国家多难，干戈未息，以二人的文才与公心，本应参预朝廷大政建功立业，可是偏偏远离京国，身在四川。尽管如此，诗人的爱国热忱却未衰减，面对动荡不已的时局，自然是“心怀百忧复千虑”了。当时，不仅安史叛军在中原还很猖獗，即就蜀中局势而言，也并不平静，此诗写后的两三个月，便发生了梓州刺史段子璋的叛乱。此二句正是时局艰难的反映，表明二人忧心国事。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诗曰“叹我凄凄求友篇，感君郁郁匡时略”，是很深刻地领会到高适这种复杂情思的。“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这意思正承百忧千虑而来，身当乱世，作客他乡，今年此时，已是相思不见，明年又在何处，难以预料。此忧之深，虑之远，更说明国步艰难，有志莫申。深沉的感喟中，隐藏了内心无比的哀痛。

瞻望未来，深感渺茫，回顾往昔，也不是事皆前定。这就自然地逗出了末段。“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诗人早年曾客居梁宋，隐迹“渔樵”（《封丘作》），生活虽困顿，却也闲散自适，不曾想到如今竟辜负了随身的书剑，老于宦途风尘之中。“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这是说自己老迈疲癃之身，忝居刺史之位，国家多事而无所作为，心中有愧于到处飘泊流离的友人。这“愧”的内涵是丰富的，既是对自己匡时无计的孤愤，也有对友人处境深挚的关切。这种“愧”，更见得两人交谊之厚，相知之深。

这首诗在内容上始终把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没有华丽夺目的词藻，也没有刻意雕琢的警句，有的只是浑朴自然的语言，发自肺腑的真情流贯全篇。那抑扬变换的音调，很好地传达了起伏跌宕的感情，沉郁顿挫，颇有老杜风味。这种“直举胸情，匪傍书史”的佳作，堪称汉魏风骨的嗣响。

明·凌宏宪《唐诗广选》：洪影庐曰：高适寄杜云“愧尔东西南北人”，杜则云“东西南北正堪论”，如钟磬在簴，叩之则应，非若今人酬和为次韵所局也。

明·李攀龙、袁宏道《唐诗训解》：情真意恳，词亦是达。

明·李攀龙、叶羲昂《唐诗直解》：直率不厌其浅。

明·陆时雍《唐诗镜》：语多合拍，虽无他奇，故是可咏。

明末清初·唐汝询《唐诗解》：苟龙钟而守此二千石，孰若遨游四方哉？以此不能无愧于君耳。

明末清初·徐增《而庵说唐诗》：法老气苍，学者须细心效之。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首二总提，次四思故乡，下六怜故人…七八意转而韵不转，九十韵转而意不转，杜集亦时用此法。

清·焦袁熹《此木轩论诗汇编》：高、杜二诗，虽是各臻至极，毕境先高后杜，乃为明于诗之正变源流者。高诗只如此，杜答诗乃淋漓尽致，二者孰优？“今年人日空相忆”云云，只是不说出来。

清·王尧衢《古唐诗合解》：此篇三韵是古风正调，与《江上吟》同。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言羁绊一官，萍踪断梗，远不如遨游四方之为乐也。

清·吴煊、胡棠《唐贤三昧集笺注》：收摄沉顿。此一字一顿，老杜和作乃分诠四段以应之，宜取参看。

清·张文荪《唐贤清雅集》：达夫歌行以骨健胜，最难学，此唯取其平易近人者，然亦恐费手。淡语不堪多读（末四句下）。

近代·高步瀛《唐宋诗举要》：沉痛（“明年人日”句下）。

高适（约702—765），唐代诗人。字达夫，一字仲武，渤海蓚（今河北景县）人，迁居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睢阳）。早年仕途失意。后来客游河西，先为哥舒翰书记，后历任任淮南、四川节度使，终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其诗以七言歌行最富特色，笔力雄健，气势奔放。边塞诗与岑参齐名，并称“高岑”，风格也大略相近。有《高常侍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