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勃洛克（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Blok，1880年11月28日—1921年8月7日）是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诗人，俄国象征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俄国诗歌史上继普希金之后的又一高峰，阿赫玛托娃称他为“二十世纪的里程碑”，马雅可夫斯基称他代表了“一整个诗歌时代”。

他出生于圣彼得堡的一个贵族家庭。18岁时开始诗歌创作。1904年出版的《美妇人诗集》是他的成名作和早期代表作，充满神秘主义和唯美主义色彩。勃洛克因此一跃成为当时俄国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

勃洛克出生在彼得堡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教授，母亲是作家。1906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

他童年时代就酷爱写诗，1903年开始发表作品。初期的诗作，受神秘主义的影响，是象征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

1904年出版的诗集《美女诗草》就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作。1905年革命促使他接近社会生活，此时写下的《饱汉》（1905）、《俄罗斯》（1908）、《夜晚的时辰》（1911）等，表达了诗人对生活和祖国的热爱之情。

十月革命后，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在1918年写的文章《知识分子与革命》中，他呼吁知识分子“以整个身体、整个心灵、整个意识谛听革命”，预言俄罗斯将成为一个伟大的新型国家。同年创作的长诗《十二个》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描写十月革命的第一首长诗，在苏联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诗作虽然带有象征主义的痕迹，但写作技艺是精湛的，格调是高昂的。此外还写有政治抒情长诗《野蛮人》（1918），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丑恶本质，表达了诗人的爱国主义热忱。晚年尽全力参加高尔基创办的“世界文学丛书”的出版工作和其他文学活动，为苏维埃文化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苏联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诗人。

勃洛克的妻子是“元素周期表”的发明者门捷列夫的女儿，彼得堡贵族中最美丽、最出色的青年女子。勃洛克的母亲通晓多门外语，翻译了许多国外名作，母亲的姐妹兄弟及其它亲属中有多人精熟于文学、诗歌创作，勃洛克是个“神童”，五、六岁就开始写诗，上圣彼得堡大学就读时，已经是一位闻名遐迩的诗人了。应该说，勃洛克出身和成长于俄国最高贵、最儒雅的环境之中，他的大学教育也是在俄国最好的大学中完成的。

运用象征主义方法

1905年的俄国革命促使勃洛克的创作发生了转折，他逐渐开始面向现实社会，发展成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热忱歌手。长诗《十二个》就是诗人献给伟大十月的艺术杰作，他运用象征主义方法歌颂革命时代的精神，揭示旧世界灭亡的必然性，预示新生活的广阔前景。勃洛克的创作开拓了苏维埃文学的道路，对现代诗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艺术独创性

1904年出版的诗集《美妇人诗集》显示了诗人的艺术独创性。1905年革命促使他接近社会生活，他的诗集《意外的喜悦》和《夜晚时分》、组诗《法伊娜》、长诗《报应》和《夜莺花园》、剧本《命运之歌》等，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祖国的热爱。

文化宣传工作

十月革命后，勃洛克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十二个》显示了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彼得堡的独特的生活氛围，象征性地表现了革命所向披靡的气势。诗作写作技艺精湛，格调高昂，带有象征主义诗歌的特色。此外，勃洛克还写有政治抒情长待《野蛮人》等许多优秀作品。

别尔嘉耶夫在谈到俄罗斯的思想特征时说：“他们没有西方那种对于冷漠的公正的崇拜，对他们来说，人高于所有制原则，这一点决定了俄罗斯的社会道德。对于丧失了社会地位的人、被欺侮的与被损害的人的怜悯、同情是俄罗斯人很重要的特征。”勃洛克所受的人道主义教育和宗教教育，使得他无法逃脱这张怜悯与同情之网，而且愈陷愈深。

1905年的革命及其失败，是勃洛克人生的转折点，他对革命的关注是异乎寻常的。他没有参与，但他的同情在被压迫的工人和市民一边。在《饱食者》一诗中他谴责了那些对罢工者漠不关心的醉生梦死者。在1906年写的《玫瑰珊栏姑娘和蚂蚁王》 中，他描述了自己在德国南部的里森—拿骚度假时的体验。他看到全身铺满玫瑰的“永恒的女人”和看门人的美丽女儿——“玫瑰珊栏的姑娘”，但他感到这些都是“脱离现实的理想，对缥缈东西的追求”，他不能不回到“令人难以忍受的俄罗斯”，“它的历史是多么的没有光彩，那关于莫斯科公国王公的一页页的历史僵硬得像盖在大臣肚皮的厚重难看的花缎；让人恶心的血凝重、腐臭、有毒，在历史的书页上汩汩流淌”。但是，据古书记载：“要找大蚁穴，它有十二条路径。挖开洞穴，向里边灌水，就在地下会碰到一个洞，再挖三俄丈，就会见到蚁王伏在深红色的或青色的石头上，用开水淋它，它就从石头上掉下来。你再挖，用布把石头包起来。它会问：‘找到了吗？’而你继续埋头挖，嘴里衔着石头，用布擦手：‘你是上苍父亲，你是大地母亲，你是神圣的根。祝福自己拿去做好事吧。’不好吗？狡猾的麻脸农夫在蚁穴里刨啊，找那个可爱的根，也许用它可以治好母牛的乳房或者自己生病的波娘。那，蚁王又为何如此不安，农夫又为什么如此动听地向上天和大地祈求这根呢？

这是因为农夫有一种非人间的力量，而蚁王是他的秘密同谋。更主要的是因为农夫一定会找到根（自己的伙伴），无论对他有什么用。只要找，总会找到。这一神秘的根像真正的金矿一样，在纯朴的传说中吟唱着。眼前只见林间小路、坍塌的蚁穴和拿铁锹的农夫，而金子仍然在歌唱。

“一切都清清楚，近在眼前，仿佛已经都找到了。农夫会拉出这条根，向它吐口吐沫，就走了。一切直接映入眼帘，粗俗、丑陋、肿胀。两眼迷朦，一种已发现的未知的力量令人恶心。一切都很现实，幻想无立锥之地，也看不到天空。那天空值得看吗？它灰蒙蒙的像农夫的皮袄，不再蔚蓝，没有从德国的朝霞飞落人间的天堂的玫瑰，在地平线上没有古堡纤细的轮廓。这里到处都是蔫了的灌木丛。你迷失在其中，可你却爱它爱得要死；走进草丛，就到了沼泽地。其他什么也不需要。金子，金子在地下什么地方吟唱着。”

诗人在1905年革命中的俄国，发现了“一种未知的力量”，它“令人恶心”，“你迷失其中，可却爱它爱得要死。”

既“令人恶心”，又“爱它爱得要死”，这就是贵族青年诗人勃洛克对支配俄罗斯命运的那股神秘力量的矛盾态度，这种神秘力量的意象就是“蚂蚁王”。

只有直觉和感悟

《路标》的作者之一布尔加科夫认为，我们心目中的“人民革命”，其实是知识阶层实现自身理想的外部符号：“革命是知识阶层的革命。它的精神领袖属于知识阶层；这类领袖具有知识阶层的世界观习性、趣味和社会风尚。当然，知识分子不会对此予以承认，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每个人都遵循着自己的基本信念，他们将这个或那个社会阶层称之为革命唯一的发动者。无可争辩的是，除去所有的环境因素，（其中占据首位的是灾难性的战争），除去各社会阶层、群体现存的极为严峻的生活需求，任何事物也不可能将他们卷入暴动的风潮。我们始终认为：所有的思想体系，先进战士、倡导者、鼓动家和宣传家的精神武器都是知识阶层革命所提供的。他们在精神上设定民众的本能目标，用自己的激情去感染民众。总之，他们是革命这一巨大躯体的神经和头脑。在这种意义上，革命是知识阶层的精神产儿，因而革命的历史则是对知识阶层的历史判决。”

梅列日科夫斯基则认为，所谓“英雄的人民”不过是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空洞概念，现实革命中的人民越来越响亮的抱怨声“终于变成伟大俄罗斯革命中农民及全民暴动的绝望哀号和怒吼”，是“流氓阶层、流浪者和刁民的面孔。”

在众说纷纭的思考中，勃洛克似乎只有直觉和感悟。他觉得梅列日科夫斯基对现代解放者的仇恨奇怪得令人难以解释。

他说：“在物质和精神都富足的人的心理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他们对非常不幸的、不成功的、不可救药的、落魄潦倒的人有一种厌恶感。或者说是对在他们看来不可救药的人有一种厌恶感。这一情感可以达到在生理上使人感到恶心的程度。”

而被高贵者视为“恶心”的穷人中也存在着对高贵者的仇视。他在《‘宗教探索’与人民》一文中引用一位农民诗人的信说： “我们的兄弟根本不害怕见‘你们’，而是自然而然地羡慕你们、仇视你们，如果能容忍你们在他近旁，只是因为从‘你们’那儿看到了某种利益。

“啊，因为‘你们的’在场而引起的痛苦是多么剧烈呀！意识到没有‘你们’暂时就不行时，我们简直痛苦万分！这种意识正是一种‘极端的痛苦’——致命的苦闷、深沉的忧伤和绝望。尼基金、苏里科夫、涅克拉索夫都描写过这种不幸，普希金和其他作家也或多或少写过。没有‘你们’就寸步难行的意识，是我们的精神与‘你们’不能相互亲近的惟一原因。被主人的前厅腐化了的保姆或勤务兵那奴隶般的忠心耿耿，很少能够见到了。

“农民逃进旧派教徒的隐修区和森林中的小修道院里，所有这些古代和现代的例子，都是对精神自由这强烈渴望的证明，也是躲避贵族的无所不在之明证。意识到‘你们’无所不在、‘你们’可以为所欲为、而我们必须服从，这就是从我们这一方来说，我们与‘你们’不能亲近起来的一堵不可跨越的城墙。那么，从‘你们’一方来说，原因何在呢？除了极端鄙视和纯粹肉体的嫌恶，就再无任何其他的理由了。”

勃洛克称上述这些话为“金玉之言”。对于“我们”（知识分子）和“你们”（劳苦民众）之间的矛盾的深刻认识是勃洛克高出于《路标》作者处。这种意识其实早在19世纪50年代列·托尔斯泰就在“阿尔扎马斯的恐怖”中意识到了，在那个恶梦中，托尔斯泰梦见自己被农民绞死。只是勃洛克比托尔斯泰的感受更现实、也更强烈。

在矛盾中感到困惑的勃洛克在1908年给K.C.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面临着我的主题，俄罗斯的主题（其中包括知识分子与人民的问题）。我在自觉地、坚定地献身于这一主题……尽管我有过躲避、失败彷徨和忏悔，——但是我仍在前行。”在勃洛克的观念中，知识分子与人民是对立的。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文化的承载者，那么，人民是自发、天然力量的表达者，而诗人则把这种力量看作积极的因素。在《知识分子和人民》（1908年）一文中，他写道：“由于科学、社会活动和艺术的积极因素而得以保全的知识界人士，已越来越少……需要另一种更高的因素。如若没有，就用各种躁动和暴乱来替代，从颓废派庸俗的‘造神论’，到那些不断的、公开的自我毁灭行为——腐化、酗酒、各种各样的自杀。

“在人民之中则没有这种现象……如果说知识分子较多地具有‘死的意志’，那么人民则历来持有‘生的意志’。这便可以弄清，为什么无信仰的人总要奔向民间，在那儿寻找生活的力量：不过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

深受尼采影响

深受尼采影响的勃洛克，把“生的意志”归给了人民，就像中国的鲁迅、闻一多一样。这是在落后的国家里相当普遍的一种尼采学说的转换。

但是，勃洛克对人民仍只是关注与同情而已。他的心灵中依然充溢着凡人的苦闷与对天国的向往。梅列日可夫斯基夫妇关于”三角形“家庭的构想弥漫在现代主义者的圈子里，梅氏夫妇不仅身体力行，而且插手于勃洛克的家庭生活：先是劝诫勃洛克在家庭中实行“贞节婚姻”，后又鼓动另一作家别雷介入勃洛克的家庭。勃洛克于矛盾苦闷中亦另有追求。在1906年写的《陌生女郎》中，透过弥漫着世俗气味的人世，他看到自己的女神：

她那头上的帽子，插着黑色翎毛，

她那飘洒的绸衫，有如云衣霓裳，

她那纤美的手指，满是珠宝闪亮，

真令人相信：传说中下凡的女郎。

一种奇妙的亲切感把我征服，

对着她那黑色的面纱我不禁凝望，

在那儿，我看见了迷人的彼岸，

我看到了令人神往的远方。

我接受了一个不能告人的隐秘，

我亲手捧着一个人心灵的太阳，

于是，在我心灵深处的每个角落里，

到处都渗透了这心酸的酒浆。

她那帽子上弯垂的驼鸟羽毛，

总在我脑海里不断摇晃，

她那深邃莫测的蓝色眼睛，

正在那遥遥的彼岸闪闪发亮。

呵，我心灵的深处有一个宝箱，

宝箱的钥匙交托在我手里，

呵，你这个醉鬼，你说得对哩，

我也相信：“酒中有真理！”

有人说诗中的“陌生女郎”是妓女，但，勃洛克不可能在妓女的眼中看到“迷人的彼岸”、“令人神往的远方”。这首诗实际上还是庸俗社会（酗酒者）与圣索非亚的二分。只是理想与现实互渗，变得混浊不清，更加遥不可测，因而，心灵”到处都渗透了心酸的酒浆。

在勃洛克的诗文中，神秘女郎、酗酒者和蚂蚁王是三个最重要的意象。酗酒者是弥漫于沙皇社会的颓废庸俗象征（其中也包括自己），蚂蚁王是苦难俄罗斯的神秘力量，而神秘女郎则寄寓着诗人的美好理想。反对沙皇专制社会及自身的庸俗、同情苦难的人民和对美好向往天国的向往，这三个极点构成勃洛克心灵中的三角形。待社会矛盾发展到白热化时，三个极点就会交织成为炫目的彩虹。这道彩虹就是长诗《十二个》。1918年1月勃洛克写完这首长诗时说：“这一天，我确信自己是个天才。”

每次谈话都涉及到俄罗斯的命运

在十月革命之前，诗人佐尔根弗来和勃洛克常在彼得堡城内散步。“其间，每次谈话都涉及到俄罗斯的命运。在一贯深沉的勃洛克的话里，能感受到一种‘无尽的、被残酷压抑的怜悯和对唯一的、必然的受难之路的坚信。’”

经常谈起在腾飞时丧命的欧浮良

据同时代人回忆，这段时间，勃洛克经常谈起在腾飞时丧命的浮士德的儿子欧浮良。他觉得，革命也有可能落个这样悲惨的结局，但它将在人类的记忆中留下为崇高的正义而斗争的呼唤。

很后悔写了《十二个》

有人说，勃洛克临终前曾表示自己很后悔写了《十二个》而没有丢弃它。一本1997年出版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否定了这种说法。编撰者说，恰恰相反，临终前他说的是：“我现在的思想，同写作《十二个》时是一样的，《十二个》——不管它们是怎样的——终归是我写下的最好的东西。”

预感革命后可能的遭遇

对于自己在革命后可能的遭遇，他是早有预感的：

我们年复一年越来越清晰地听到的那个音量迅速增大的嘈杂声，就是三套铃铛那神奇的叮叮当当声。在三套车周围是‘阵阵气流发出的呼啸声，而且这气流变成了风’，如果这辆三套车直向我们飞驰而来，那会怎么样呢？我们奔向人民，即直接扑向疯狂的三套车的车轮下、直接奔向必然的死亡。

“为何这样两种感情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我们身上：兴奋得无法自制和忧郁、绝望、冷漠得无法自制？我们身上很快就不会再有其他的感情了。是否是因为周围成了一片黑暗呢？在这片黑暗中，每个人已经感觉不到其他人，只感觉到自己一个人。已经可以想像，就如同在可怕的恶梦中常常出现的那样，黑暗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辕马那毛绒绒的前胸就在我们头上，它那重重的蹄正准备踩下。”

死后的面容

《勃洛克传》的作者说，他死后的面容酷似堂·吉柯德。朱光潜先生说过一段精彩的话：堂吉柯德是理想主义者，他的侍从桑乔是实用主义者。历史已进入实用主义时代，理想主义者只能让人感到可笑。我不知道，这是否说明了我们时代的可悲。

勃洛克本应是生活在天堂里的。

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安排的：大凡有天分的作家都长得其貌不扬，对于容貌（或身体）的自卑感，构成他们的灵感的源泉，无论普希金、托尔斯泰还是高尔基，都是如此。而勃洛克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美男子，身材修长，气质不凡，举止儒雅，曾迷倒了无数的贵族女子。依照他的家庭和父母亲的社会地位，他应该拥有一个富足、美好、令所有人羡慕不止的家庭。但是，知识是一种毒药。从小蜷缩在外祖父柔软的沙发上阅读普希金、维尔伦、但丁，使得少年勃洛克把忧郁当作最高贵的感情。他从窗口望到涅瓦河，那里踯躅着万千流浪者和穷人，不远处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白夜》中描写的那座桥，在那座桥上演绎过人间最凄惶的爱情。自称为“自由主义宗教庙堂的敲钟人”的索洛维也夫成了少年勃洛克纯洁心灵的诗神：

轻盈而苗条的

白色的风铃草

开在沉闷的

雷雨天里

于是，勃洛克开始喟叹：“生活是不可解的谜语，生活是一座荒凉的坟地……”。尽管他在生活中“找不到神性，找不到灵感”，但依然期待着奇迹的降临，就像索洛维也夫那样期待着：“圣洁的美女”到来：

请接受吧，宇宙女王！

通过鲜血，通过痛苦，通过死亡，

我这个卑微的奴仆，

呈上一杯充满浓烈激情的琼浆！

“圣女”终于降临了。在勃洛克18岁的时候，有一次在门捷列夫庄园演出《哈姆雷特》。勃洛克扮演忧郁的年轻王子，在舞台上，年轻人突然在扮演“奥菲利亚”的门捷列娃眼睛里看到了“神性”。演出之后，回到家里辗转难眠，心中反复念着一句台词：“忧郁、灾难、悲哀和地狱，她会把这一切变化为美丽。”这次演出后不久，温柔的爱情终于化为滚滚的洪涛：

“我又梦见了你，在花丛中，在剧场上，

你一时激情如狂，一时安详如在梦乡。

可是我，我是一个被推翻的王子，

现在，在你的面前，我跪着，我想：

‘哪儿有我的幸福，我就会向哪儿屈服！'

但是你，美丽的女神，我的奥菲利娅，

你望着—

你望着我这个没有幸福和爱情的哈姆雷特，

你给我投来了同情的目光，

你把玫瑰花撒在我这可怜的诗人身上，

而同你的玫瑰花一起飞出的是他的幻想……

呵，你死了，你全身放射着粉红的光华，

你的胸前是玫瑰，你的卷发是玫瑰……

而我站在你这玫瑰花芳香的中央，

我的胸上是玫瑰，头上是玫瑰，手上是玫瑰……

了解西方文化的人不难意识到，诗中反复使用的意象”玫瑰“，意味着天国中圣母及女天使的居所。当但丁被贝亚德引到上帝面前时，贝亚德便”隐没在玫瑰丛中“。门捷列也娃就是勃洛克心中的”贝亚德“：既有凡间女子的惊人美貌，又有上帝赋予的天使光环。勃洛克对上帝的向往和对爱情的渴望如此水乳交融地在门捷列也娃的身体上获得了辉煌的体现。

如果说但丁对贝亚德的追求以悲剧告终的话，勃洛克却相反：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心爱女子的芳心。然而，这对于诗人来说，未必就是幸运。悲剧造就诗人。贝亚德的他嫁和早夭，成了但丁涌流不尽的灵感源泉，由此，不仅写出了《新生》里那些温柔清新体的十四行诗，而且成为《神曲》得以不朽的重要因素之一。婚姻的缔就，常成为诗歌的不幸，乃至诗人的不幸，普希金就是如此。

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勃洛克的爱情感受不是从苦难的俄罗斯土地上长出来的：”亚历山大·勃洛克，’美妇人‘的骑士，仿佛直接从镶着多彩玻璃的哥特式窗户里跳出来，投入’没有文化‘的俄罗斯……飞向’伏尔加河魔域‘。“ 因此，勃洛克应该永远生活在云中，眼中只有自己的天使，而不要顾及其他。但是，他做不到，从婚后家庭内部的纷扰到整个俄罗斯的文化传统都使他无法欢乐。博大的忧郁造就了不朽的诗歌和晚年的精神病。

勃洛克说过：”活着，只是要对生活提出无限的要求：不是全部，就是一无所求；活着，只是期待着意外之物；活着，相信的不是’人世间所没有的东西‘，而是人世间应该有的东西；这种东西即使当下没有并且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有。不过，生活是会把它赋予我们的，因为生活是美的。“

渴望”意外之物“的降临，是俄罗斯性格中的重要因素，而对于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是渴望”末日审判“的降临。

在1905年以后的反动年代里，”街上刮着风……人们挨着饿绞刑架上吊着人；全国到处是’反动‘；活在俄国实在难，忍冻挨饿，啼饥号寒。“所有这些都预兆着一场毁灭——只有上帝之火才能毁掉这一切。

”不用铁来治，就用火来治。“勃洛克引用拉丁谚语后，说：”用革命的火来治。“

事情竟是这样地奇怪：完全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聪明人，却会对同一问题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就在勃洛克写出上述语言时，《路标》文集的作者之一布尔加科夫都这样评价革命：

”俄国经历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并未带来众所祈望的结果。大多数人认为，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正面成果至少在今天仍然是不可靠的。由以往纷争和失败而致的衰微的俄国社会，如今已变得呆然、冷漠和精神涣散。……对于俄罗斯未来充满沮丧和极大的怀疑是不无原因的。在任何情形下，目前在经历过所有的一切之后，斯拉夫派略带几分温情的天真信念，以及旧式西方派美妙的乌托邦空想已经变得不再可能。“

我们至今无法回答这个困惑。当革命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性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用精密的理性逻辑宣判了”革命“的死刑，而另一些知识分子却以如火的热情期待着新的风暴到来，在他们看来，革命是历史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包括那些巨大的残酷的破坏，都是历史螺旋中的必要阶梯。从更深的精神层面上剖析，则是他们深信人的本质是”恶“，只有”恶“才能创造历史，指望靠平静的缓进来创造天堂，都是对底层平民或”第三世界“的骗局。

革命终于来了。1917年2月革命一发生，勃洛克立即脱离沙皇的”义勇队“回到彼得堡。看着街上兴高采烈的人群，他胆怯地问自己：”这是生活的开端吗？“同年5月，他有机会参与对沙皇显贵和部长们的罪行审讯。他愤恨地给妻子写信说：”我现在看到的和听到的几乎全是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甚至百年不遇的东西！“对沙皇腐败的愤怒是他不肯和把革命引向倒退的人同流合污。梅列日可夫斯基夫妇办一个支持克伦斯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报纸，邀勃洛克加盟，被他拒绝了。勃洛克说：”不妨这么说，我更偏向于布尔什维克……“

在十月革命的前夜，勃洛克在日记中写道：”空气清新，秋风阵阵，忽而阳光朗照，忽而大雨倾盆，这样的天气昭示着革命翅膀的腾飞。“据亲友们说，”年轻、快活、精神振奋、目光炯炯——这就是十月革命后几个月里的勃洛克。“ 又过了几个月，长诗《十二个》诞生了：

黑色的夜。

白色的雪。

风呀，风呀！

人的脚都站不住

风呀，风呀——

吹遍了上帝保佑的全世界！

……

风在散步，雪在飞舞

十二个人在走着路

枪上的黑皮带，

四周围是——火，火，火……

如果读过《圣经·启示录》，都不会忘记其中的末日图景：”第一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挠着血丢在地上……“”第二天使吹号就仿佛有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第三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量，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第四天使吹号……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

《十二个》中的”火、火、火……“就是末日审判之火，它的火种直接取自《圣经·启示录》。

但是，《十二个》的”末日审判“完全不同于《启示录》。在圣经中，审判是在”掌握着阴间和死亡的钥匙“的”主“指挥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的：”先是揭去’七道封印‘，然后由“七个天使”依次吹号，把毁灭性的大火烧遍世间，该受到惩处的和应该饶恕的，都一丝不苟。在《圣经》里，即使是“毁灭”，也是按照清晰的程序进行的。但在《十二个》中，我们看到的“末日”景象是杂乱的、无序的，像是混杂着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神性与兽性的“情绪的总激发与总释放”，就像尼采所描绘的狂暴的酒神狂欢节——尽管有打着红旗的耶稣在前面引路。

作者把自己化为“狞笑着的暴风雪”：“风卷起白色的雪”、“愉快的风又作恶，又快活”，“风在散步，雪在飘舞……枪上的黑皮带，四周围是火，火，火……”，“风在旋转”，“一阵雪风狂烈地刮过，哦，雪风呀……雪像漏斗在旋转，雪向园柱在升腾”，“雪风刮着他们的眼角，日日夜夜，永不停息……”“只有雪风长久地在白雪堆里狞笑……”“风啊，风——席卷着整个上帝的世界！”这一主旋律以“白”对“黑”的冲突跌宕有致地被凸现出来；“饿狗”般的资产者、怏怏不乐的神父、哭泣的“太太”、留着长发的“雄辩士”以及被狂风扯烂了的“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标语……“暴风雪”由于遭遇到上述对象而愈益高亢，诗句的重复、叠句和音韵锵铿，加上不时出现的赤卫队员行进的“嗒啦—嗒—嗒”的伴奏，使整个乐曲具有一种坚定的、鼓点般的战斗节奏。

在《圣经》中，执行末日审判都是纯洁的天使，而在长诗里，是“十二个没有圣名的人”，他们在扫荡着旧世界——那“无家可归的狗”。但他们本身又是“旧世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其说他们是天使，莫如说是撒旦。他们的毁灭激情来源于：

哦，你，苦中苦！

苦闷的的苦闷！

死的苦闷！

我总要有一个时候

快活，快活……

现在，机会来了：

恶念，忧郁的恶念

在胸中沸腾……

黑色的恶念神圣的恶念……

自由！自由！

嘿！嘿！让十字架见鬼去！

……

我们要叫所有的资产阶级吃吃苦

我们要煽起世界的大火！

同志，拿住枪，不要胆怯

我们要用子弹射击神圣的俄罗斯——

那坚强的，

那木屋的，

那大屁股的俄罗斯！

在充满火光的天幕上映出一对乘坐马车的男女——凡尼卡和卡佳。凡尼卡是“大兵”，卡佳是“荡妇”。彼得鲁哈射杀了卡佳，这个情节令我们想起《启示录》中对大淫妇的惩处。但是彼得鲁哈随即后悔了：

——哦，同志们，亲爱的，

我爱过这个姑娘……

我和这个姑娘度过了

多少个暗黑的、醉人的夜……

赤卫队员喝斥他：

——咦，你这个无用货，还颠三倒四地讲废话，

彼得卡，难道你是个娘们？

……

——要来安慰你，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们的负担还要更重

亲爱的同志！

于是，杀人者彼得鲁哈“又快活起来了”，加入了赤卫队员的队伍，并且唱道：

资产阶级，你像麻雀儿一样飞！

我要喝你的血

为了我那情人

那黑眉毛的姑娘……

在这些诗句中，我们强烈的感受到了“蚁王”的气息，那种在勃洛克的诗文中反复出现的“令人恶心”又“不能不爱”的狂暴力量。

在勃洛克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俄罗斯文化的任务就在于把这把火烧到它应该烧到的地方去，把斯杰潘和叶缅卡的狂野变成自由的音乐的柔波；摧毁那些不是减弱火势而是使它蔓延的阻力；把那些自由而狂暴的意志组织起来……”

勃洛克从来是从音乐的视角来感受世界的，因为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音乐的。在《人文主义的毁灭》一文中，他说：“这就像一股强大的水流在自己的行进道路上同另一股水流相撞，碎成了千百条小溪；在被撞碎的水流上空弥漫的水雾中，正在消逝的音乐精神变成了一道彩虹。水流和谐的轰鸣，变成了互不相关的小溪不和谐的潺潺水声，这些小溪在流淌中遇到不断出现的障碍，又分出了更多的支流，成为服务于一种教育的力量。

勃洛克与其说相信，不如说期待着这股狂暴粗野的力量能够成为新世界的创造者，经过”火炼“，能够成为耶稣的圣徒：

……他们踏着威武的步伐在走——

后面——是头饿狗，

前面——拿着血红的旗子，

雪风遮得看不见他，

子弹也不能伤害他，

他踏着轻柔的步伐，驾临在雪风之上，

雪花的细屑飞舞，有如珍珠，

他带着白色的玫瑰花环——

走在前面——这就是耶稣·基督。

在《圣经·启示录》的”末日审判“中，我们看到的审判力量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而在《十二个》中则是三支力量：超自然的”暴风雪“即诗人自己——十二个赤卫队员即潜藏在人民中间的毁灭力——耶稣基督。三股力量时而统一，时而间离，时而对抗，构成了这首长诗的张力。

阅读之后，我突发奇想：

”暴风雪“会不会想在扫荡旧世界时连同”十二个“撒旦一同扫荡？”只落得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是真正的”末日审判“，比《圣经·启示录》描绘的审判更彻底、更干净；

”十二个“赤卫队员会不会杀了领头的耶稣，把世界变成”没有上帝“的世界？人们不再挂”十字架“，屠杀者成为暴发户、淫荡者成了艺术家，丑恶变成了美丽，污秽变成了高贵，世界的音乐本质变得更加破碎而多彩多姿，有什么不好？

我倘佯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街头，遥想着沙皇陵墓同列宁陵墓的对峙，在两座陵墓之上，耶稣正在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这就是今天的俄罗斯。

但是，”蚁王“呢？他们都已坐上伏尔加牌的小轿车、在华贵的酒店里吸着雪茄吗？那些踟蹰在街头的乞丐、小偷和酗酒者；那些因衣食无著而聚集在红场上游行的无产者；那些沿着伏尔加河流浪的穷人……在他们的眼睛里是否仍然深藏着”蚁王“的那种凶残和渴望生命的光芒？

在新的世纪里，无论在俄国，还是在中国，勃洛克都在被重塑：让他返回玫瑰花丛，变成专写爱情诗的圣手。但是，勃洛克说过：

啊！我愿意疯狂的生活；

使一切现存的成为永恒，使不具人形的成为人，

使无法实现的成为现实。

即使生命的恶梦窒息生命

即使我在梦中窒息——

或许，某个乐天派青年

有朝一日谈到我会这样说：

我们宽恕他的忧郁——说不定这就是

他的潜在的原动力？

他整个儿——是善和光的产儿，

他整个儿——是自由的胜利

勃洛克认为，”忧郁“是他的”潜在的原动力“，也是善和光的源泉。如果把诗人从他同”蚁王“的关系中解脱出来，洗成一个身上喷着香水的明星，勃洛克就是去了存在的意义。清除了”黑色恶念“的勃洛克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干尸。

在俄罗斯这种人很多，……他们在追求火，想赤手空拳抓住它，因而自己化为灰烬。

——勃洛克：《被爱情遗忘的女人的日记》

勃洛克作为一个敏感的诗人，他大胆地将先锋精神和公民意识、象征主义的技巧和古典诗歌的传统结合起来，创造了震撼世界的杰作《十二个》。

勃洛克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时代选中他作为俄罗斯诗歌的继往开来者，他没有辜负时代的重托。马雅可夫斯基说：”勃洛克代表了一整个诗的时代，一个不久前结束的时代。“这无疑是很中肯的，但还应补充一句：勃洛克也是苏维埃诗歌的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