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伶官传序》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史论。

五代史伶官传序1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2，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3，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4；燕王，吾所立5，契丹，与吾约为兄弟6，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7！”庄宗受而藏之于庙8。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9，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10。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11，函梁君臣之首12，入于太庙，还矢先王13，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14，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15，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16，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17？抑本其成败之迹18，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19：“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20，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21；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22，而智勇多困于所溺23，岂独伶人也哉24！作《伶官传》。

啊！国家的兴盛与衰败的道理，虽说是天意，难道不是人为的缘故吗？探究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

世人传言晋王李克用临死时，曾把三支箭交给庄宗，并对他说：“梁是我的仇人，燕王是我扶持的，契丹与我结为兄弟，但都背叛了我而归附于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给你三支箭，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心愿。”庄宗收下箭藏在宗庙里，此后打仗时，就派官员以少牢之礼祭祀于宗庙，恭敬地取出箭，放入锦缎织的袋子里，背着它冲杀在前，等打了胜仗，又把箭放回宗庙。

当庄宗用绳子捆着燕王父子，用木匣装放着梁王君臣的头颅，进宗庙，把箭交还先王，禀告报仇成功的消息的时候，他意气之盛，可以说是豪壮啊！等仇敌已灭，天下平定，一个人在夜间呼喊，叛乱的人四方响应，庄宗慌张东逃，还没等见到敌人，官兵们就离散了，只剩下君臣互相瞧着，不知投奔哪里是好，以至于剪断头发，对天发誓，眼泪沾湿了衣裳，这又是多么衰败啊！难道真是得天下难而失天下易吗！还是推究他成功或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人为的缘故呢？

《尚书》说：“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好处。”忧患与勤劳可以使国家兴盛，贪图安逸享乐可丧失性命，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所以当庄宗气势旺盛时，天下所有豪杰无人能同他对抗，等到衰败时，几十个伶人就可使他命丧国亡，为天下人所耻笑。可见祸患常常是由微小的事情积累而成的，聪明勇敢的人反而常被所溺爱的人或事困扰，难道仅仅是伶人的事吗？于是作《伶官传》。

欧阳修进入政界后，正是北宋王朝开始由盛到衰的时期，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政治上的一些弊端越来越严重，社会危机越来越令人不安。到了仁宗庆历初年，以王伦、李海等为首的人民暴动接踵而起，西夏又侵扰西北边境，屡败宋军。欧阳修、范仲淹等人针对当时的敝政，力图实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当权派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忧心忡忡，很担心五代惨痛历史即将重演。而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 《旧五代史》 又 “繁猥失实”，无助于劝善惩恶。于是自己动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 《新五代史》。

欧阳修关心国计民生，忧国忧民，倡导革新他崇尚儒家的尚实致用思想，关心时事，积极入世，坚决反对佛教思想，极力抨击佛教的危害。他有胆有识，奋发上进，为国家和民族想有所作为。欧阳修反对屈辱苟安，不修武备，力主加强战备，改革时政。面对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机，欧阳修作此序是为了希望宋朝统治者以史为鉴，告诫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励精图治，不应满足表面的虚荣，以期引起统治者的警惕。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此文写作特点除如上所述的构思精巧，结构严谨，论证透辟，层层递进外，文中语言的运用亦颇具特色。首先是感叹词句的多次运用，使文章一唱三叹。如开篇之首，作者即发“呜呼”之慨叹，此种开篇法在他的《新五代史》中屡见不鲜。依作者看来，五代如春秋，为乱世，可叹者甚多。除篇首外，作者于文中亦曾多次发出深沉的感叹，这样作序，是继承了《史记》、《战国策》序文的传统笔法，于叙事，议论中夹着感慨，借以表达作者对史事的见解和态度。或褒或贬，于欷歔中昭然可见，浓烈的感情色彩，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与说服力。其次，此文在语言运用上的另一特色，是既摒弃了骈文追求词藻华丽矫揉的浮靡之风，注重文字的平易晓畅，简洁生动，又吸取了骈文的长处，利用声韵和对偶词句使文章具有浓郁的诗的韵味，诵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令人进入美的意境，感受到充溢于字里行间中的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在描述庄宗意气之盛时，语气舒缓沉稳，透着褒扬。而在叙述庄宗衰败之时，语气忽转促急，多用四字句——“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读来节奏明快，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流畅中分明透着凝重哀惋，增强了感叹的气势。另外，对偶词句的运用在文中比比皆是，如盛与衰，得与失，天命与人事，难与易，这些对偶词句的运用，使文章韵律节奏匀称，文字简洁有力，哲理性强。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政治上曾支持过范仲淹等的革新主张，文学上主张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