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重宝是中国唐朝由官方铸造发行的铜质铸币。有“乾元重宝”和“重轮乾元重宝”两种。因官价规定，面值大于开元通宝，并且有很高的兑换率，又因乾元年间发行，所以称为“乾元重宝”。

唐肃宗乾元元年七月，御史中丞奏请铸行“乾元重宝”，以乾元重宝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乾元重宝钱径2.7厘米，重5.97克，钱文隶书，顺读，书法精妙，有光背及背下俯月、朱雀、穿上或穿下祥云或星文的。政府于乾元二年铸行乾元重宝重轮钱，钱背面外廓双层，故叫“重轮钱”，以一当开元通宝五十文。重轮钱钱径3.5厘米，钱文隶书，顺读。这两种“重宝”在发行中不断减值， 乾元重宝重轮钱流通至第二年，改为一当三十，开元通宝小平钱与当十钱皆以一当十，后再改与乾元重宝重轮大钱都以一当三，直至一当一行使。另一方面，在货币不断减值的情况下，物价却不断抬高，一斗米涨至七千文，以至于饿死的人相枕于道。到肃宗死后代宗继位时，便下令停铸大钱，独行开元通宝小钱。乾元重宝为圆形，内有方孔，铸有凸文“乾元重宝”四字，隶书直读。初铸轮廓深峻，后期较为轻小。宝应元年后所铸乾元小钱，背有星、月、祥云、瑞纹。乾元重宝初以1当开元通宝10，两种钱币同时流通。

唐玄宗的统治前期，为了加强边境地区的统治，防御回纥、吐蕃的侵扰，在重要边境地区增设一些军镇。军镇管辖几个州，主将叫节度使领兵戍边。天宝初年边境地区的十个节度使共拥兵四十九万之众，而唐王朝的禁军不过十二万，还多是雇来凑数的商贩游民，不会打仗，造成了内轻外重的畸形局面。那时一身兼任平卢（治所在营州，今辽宁朝阳）、范阳（治所在幽州，今北京）、河东（治所在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拥兵十五万。安禄山父母为胡人，被杨贵妃收为养子，时常进出京城。当他看到唐朝中央政治腐败，内地兵力空虚，唐玄宗整天在宫中饮酒作乐，认为有机可乘，阴谋夺取唐朝的天下。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安禄山在范阳率领军队十五万人起兵，一路长驱南下，几乎没有遭受抵抗，就很快渡过了黄河，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洛阳，建国“大燕”自称皇帝。过了几个月时间，安禄山率军击溃了唐朝潼关二十万守军，继续西进占领长安，迫使唐玄宗仓惶逃往四川。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使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中原一带“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唐朝经济中心地区的经济衰落了，从此盛唐开始走向衰落。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唐将郭子仪率领军队收复长安，唐肃宗李亨回京后，第二年改元“乾元”。为了筹措军费，填补财政亏空，肃宗根据御史中丞兼铸钱史第五琦的建议“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钱，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元通宝者依旧行用。”在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发行了“乾元重宝”当十钱。该钱钱径2.6--3厘米，重约6—10克，每缗（一缗一千枚，也称吊）重十斤，钱文为隶书，直读，“乾”字的“乞”字成钓鱼钩状。版别分狭缘，阔缘，光背，背星，月，祥云，瑞雀，背十，背洪等，按照一当十的比价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在国家财政不堪巨大的军费开支重压下，唐王朝又发行了“乾元重宝”当五十的大钱，该钱背面的外郭为重轮，俗称重轮乾元钱，这种大钱3. 6厘米左右，重约20克，每缗重二十斤，但是对“开元通宝”作价则为一当五十。这样，重轮乾元钱、“乾元重宝”、“开元通宝”三钱并行流通，仅半年，市面出现了混乱，通货贬值，物价上涨，货币购买力低落和私铸盛行，由于“开元通宝”每枚重四克，五枚即可私铸一枚重轮乾元钱，可获十倍的利益，良币“开元通宝”很快就在退出流通市场，而“犯私铸者日有数百，州县不能禁。”《新唐书·食货四》记载“法既屡易，物价腾贵，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初有“虚钱”，京师人人私铸，并小钱，坏钟，像，犯禁者愈众。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榜死八百人。”第五琦因推行货币减重政策，引起物价狂涨，被贬职。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接替第五琦为铸钱史的是度支郎中兼侍御史刘晏，他担任新职务后立即改行新的货币政策，注意了调整“开元通宝”与重轮乾元钱。“乾元重宝”的比例关系，逐步促成统一的币制。首先将重轮乾元钱改为一当三十，并抬高“开元通宝”钱，使其与“乾元重宝”当十钱等价，皆为一当十流通。虽然调整了三种钱的比值关系，但是使“开元通宝”也成为了大钱，货币贬值没有得到解决。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唐代宗李豫继位，铸钱史刘晏又改“乾元重宝”以一当二，重轮乾元钱以一当三，基本上使各种铜钱都按照它的实际价值流通。但“凡三日后大小钱，皆以一当一。”更进一步将“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钱的法定价值贬值到它的实际价值以下，使这两种乾元大钱成为良币，有意识地利用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迫使其退出流通领域，从而恢复了原来“开元通宝”钱的正常流通制度，收到统一币制的效果，这在货币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乾元重宝”从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开始铸行，到从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钱一起退出流通领域，也就短短五年时间。

但是，铸钱史刘晏在执行新的货币政策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各种钱币的自身实际价值，在收到统一币制的效果时，“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钱被驱逐出流通领域，而“开元通宝”钱本身又成了大钱，市面价格提高到三倍以上，货币仍然继续贬值，物价仍然居高不下，直到唐德宗贞元末年，由货币贬值造成的好物价才基本降下来。

华夏最早的重宝钱始于唐朝乾元重宝。天宝年间唐由盛转衰，肃宗即位，乾元元年（758年）始铸乾元重宝一当十折五钱，次年增铸一当五十背重轮折十钱，762年又铸小平钱。这些轻重不等的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钱并用至会昌末年。此钱面文隶书，直读，其四字多有变化；钱背则铸有如意、祥云、瑞雀、星、月、洪、十等纹（文）饰，沿承了中唐开元特点并有所发展。

唐朝“钱荒”问题贯穿始终。安史之乱之后，朝廷财政更加困难。为此，御史中丞第五琦（“第五”是姓氏）建议发行虚价大钱，一当开元通宝十，被唐肃宗李亨采纳，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颁诏施行。乾元二年，第五琦得以升迁，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乾元重宝以大幅度的钱币减重进行贬值。比如重轮乾元重宝的重量不到开元通宝钱的3倍，法定币值却要等于开元钱的50倍。因此，私铸大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因犯私铸罪而被拷打致死的就有800余人，但仍然屡禁不止。

由于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两种同时流通，人们往往将含铜量较高的开元通宝收藏，而将乾元重宝尽量出手，出现了“劣币驱良币”的现象。

乾元重宝发行后，不仅不能解救朝廷财政困难，反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米价高达7000钱，大批人饿死。史书记载“致物价腾踊，饿馑相望”。因此，这项币制改革遭到朝野责难。乾元二年（公元759年）11月，主持这项改革的第五琦被贬任忠州长史。

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规定旧开元通宝钱与乾元重宝钱都当10文用，重棱乾元重宝钱当20文。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改重轮乾元重宝钱与普通乾元重宝钱为1当3（即当开元通宝钱3），乾元小钱1当2。3天后又改为一律1当1。于是私铸又转为私溶，每千个乾元钱可得铜20斤，可改铸开元钱3000多文，获利3倍多。

“乾元重宝”，图一一枚径2.9厘米、穿径0.9厘米、厚0.26厘米，重7.9克。肉厚廓深，铜质纯净，毛刺簇新，未见磨损痕迹，似未流通即入罐之藏品。正面“元”字带二横画无左挑，隶中带行意——这是和常品乾元重宝的最大区别，钱币著述少见收录。据《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91年11期，应属折十初铸品。图二一枚径3.2厘米，穿径0.9厘米，厚0.2厘米，缘宽0.45厘米，重10克，锈迹斑驳，宽缘大样，从书风上看，与折十乾元重宝同出一人之手，属开炉纪念泉，非常少见，历代泉谱均无著录。

此二泉何以稀少，这要先看看当时铸钱的历史背景。公元八世纪中叶，唐王朝由盛转衰，755年镇守河东、范阳、平卢三镇的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20万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攻陷东都洛阳。次年安禄山自称雄武皇帝，旋攻长安门户潼关，守将哥舒翰兵败投降。唐玄宗仓皇西逃，至马嵬坡发生兵变，奸相杨国忠被杀，其妹杨玉环“婉转娥眉马前死”。一路上风雨如晦、凄凄惨惨到达蜀中。北上监军的太子李亨（肃宗）即位于灵武（今宁夏），遥尊玄宗为太上皇、指挥唐军对叛军展开了反击。战争伊始，唐朝贮粮地河北、河东、河南、关内四道，及中央国库清河郡、洛阳、长安大都遭兵火，致“民物耗弊，天下萧然”。为了解决平叛官兵耗量巨大的经费，平衡财政供求矛盾，一方面对人民强行摊派、勒索；另一方面实行通货膨胀，发行虚值大钱。据《新唐书·食货志》载：“肃宗乾元元年（758），经费不给，铸钱使第五琦奏铸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与开元通宝掺用，以一当十。”

唐王朝于乾元元年七月铸行折十乾元重宝，又于乾元二年三月准第五琦之奏铸重轮乾元重宝，每枚当开元钱五十，由于比价过高，从朝廷、地方到民间纷纷毁小钱、铜器、佛像铸行大钱。初行时尚可，愈后减重钱愈多，只求其形，无论轻重。因此，民间对初铸之官样钱，颇为珍惜，一到手就藏起来，不再流通。以致后世发现极少。

并且，当时实行虚值的通货膨胀，给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雪上加霜，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中外皆以（第五）琦变法之弊，封奏日闻”。朝廷无奈将第五琦贬官，降低大钱比值，又以重轮乾元钱一当三，普通乾元钱一当二。其后，大小钱均一当一。自此大钱退出流通领域，多被熔铸为小钱。此二种版式本来铸量很少，屡经销熔，能够流存下来的已经是稀中之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