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后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其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世界文坛影响巨大。

1882年2月2日，詹姆斯·乔伊斯出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他的父亲对民族主义有坚定的信念，母亲则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乔伊斯出生的时候，爱尔兰这个风光绮丽的岛国是英国的殖民地，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他有一大群弟弟妹妹，但他父亲偏爱这个才华横溢的长子，“不论这一家人有没有足够的东西吃，也给他钱去买外国书籍。”他从小就在天主教教会学校基德尔县沙林斯市的克朗戈伍斯森林公学，校长是天主教耶稣会会长康米神父。乔伊斯是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学习成绩出众，并初步表现出非凡的文学才能。

1893年经康米神父介绍，乔伊斯于四月六日入了贝尔维迪尔公学三年级。这座学校也是耶稣会所创办的，他一度想当神父。十九世纪以来，在都柏林形成了以叶芝、格雷戈里夫人及辛格为中心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他直接间接受影响。通过友人，他也受到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然而给予他更强烈影响的是，十九世纪末出现在欧洲文学中的自由思想。中学毕业前，他就对宗教信仰产生了怀疑。1897年获全爱尔兰最佳作文奖。1898年乔伊斯进入都柏林大学专攻哲学和语言。1900年1月20日，在学院的文学及历史协会发表讲演，题目是《戏剧与人生》。4月1日，英国文学杂志《半月评论》发表他的关于易卜生作品《当我们死而复醒时》（1899）的评论：《易卜生的新戏剧》。此文获得年过七旬的易卜生的称许，使乔伊斯深受鼓舞，从而坚定了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决心。1901年10月，写《喧嚣的时代》一文，批评爱尔兰文艺剧院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自费出版。

1902年6月，乔伊斯毕业于都柏林大学学院，获得了现代语学士学位。10月2日，他登记到圣西希莉亚医学院修课。可是，在这里只念到11月初就因为经济困难而放弃了学业。乔伊斯的文学生涯始于他1904年开始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在写给出版商理查兹的一封信中，他明确地表述了这本书的创作原则：“我的宗旨是要为我国的道德和精神史写下自己的一章。”这实际上也成了他一生文学追求的目标。在乔伊斯眼中，处于大英帝国和天主教会双重压迫和钳制下的爱尔兰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国家，而都柏林则是它“瘫痪的中心”，在这个城市里每时每地都上演着麻木、苦闷、沦落的一幕幕活剧。而出自《都柏林人》中的一篇短篇小说《阿拉比》（Araby），展现出作者文笔的魅力和其意识流作风小说的美感。1906年七月底赴罗马，在银行任通讯员。九月三十日在致斯坦尼斯劳斯的信中谈到短篇小说《尤利西斯》的设想。 主人公是住在都柏林的一个犹太人。但他当时并未把这个短篇写出。1906年四月以来，就改写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问题与理查兹鱼雁往还。九月三十日收到拒绝出版的信。

詹姆斯·乔伊斯1908年起在都柏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14年完稿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历时10年。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乔伊斯通过斯蒂芬·迪达勒斯的故事，实际上提出了艺术家与社会、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并且饶有趣味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斯蒂芬·迪达勒斯本人恰恰就是他力图逃避的都柏林世界所造就的，都柏林无形中报复了反叛的青年艺术家。

192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是借用古希腊史诗《奥德修纪》的框架，把布卢姆一天18小时在都柏林的游荡比作希腊史诗英雄尤利西斯10年的海上漂泊，使《尤利西斯》具有了现代史诗的概括性。小说通过这三个人一天的生活，把他们的全部历史、全部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193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芬尼根守灵夜》借用意大利18世纪思想家维柯关于世界在四种不同社会形态中循环的观点，在此框架中展开庞杂的内容。书中暗喻《圣经》、莎士比亚、古代宗教、近代历史、都柏林地方志等，大量借用外国词语甚至自造词汇，通过夸张的联想，喻示爱尔兰乃至全人类的历史、全宇宙的运动。

除上述三部作品，乔伊斯还著有诗集《室内乐》和剧本《流亡者》。

1940年12月17日，乔伊斯迁居到苏黎世。哈佛·葛曼的《詹姆斯·乔伊斯》出版。

1941年1月10日，因腹部痉挛住院，查明系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十三日凌晨去世，享年59岁。十五日葬于苏黎世的弗林贴隆坟地。《伦敦泰晤士报》刊载了一篇对乔伊斯缺乏理解的悼文。T·S·艾略特立即写文章表示抗议，并在《地平线》杂志三月号上发表《告鱼书》一文，进一步反击。维吉尼亚·伍尔芙接到讣告，感慨系之（她于同年3月28日也自杀身死）。

乔伊斯先生不顾一切，专注于表现内心深处的火花掠过大脑时隐约间传递出无数信息。他炫技般地展现着变化多端的语言形式、第三人称的叙述与第一人称的视角交替、自由间接引语、内心独白、破折号代替引号等等特殊表达。乔伊斯的一生，是流亡的一生，生活在别处是他命运的常态。

比方《尤利西斯》对人物内心的细致刻画。乔伊斯以他惊人的文学功底，用一百万字讲述了三个人物在十八个小时内的活动。《尤利西斯》虽篇幅巨大，但毫无赘言，乔伊斯以他对人生和生活的认识和细腻的洞察力，描写了主人公的行动，语言和细微心理变化。《尤利西斯》中对内心活动的描写出神入化，三位主人公的每个细微的思想变化，都清晰真切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诸如说《尤利西斯》的第三章，乔伊斯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刻画了布卢姆的心理活动。

但另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在谈论乔伊斯时却犹豫得多。他们认为，阅读者每说出一句关于乔伊斯作品的话，都会像强迫症患者一样自问：“他是这个意思吗？”也必然会面对别人的疑问：“你读懂了吗？”读不懂，是乔伊斯面临的最大指责。晦涩，不是乔伊斯的特质。但只有乔伊斯的晦涩，会让人恼怒。更何况，迄今对于乔伊斯的评价与争议，都还只是建立在几乎不触及他最后一部作品《芬尼根守灵夜》的基础上。这部被博尔赫斯称为“没有生气的同形异义文字游戏的编织物”的作品，其意义与价值早在写作过程中，就受到庞德等乔伊斯同代人的怀疑，他们曾对作者进行规劝，认为他不应该不负责任地浪费自己的天赋与才华。乔伊斯的妻子诺拉则干脆恼火地斥责道：“你就不能写一点别人看得懂的东西？”

乔伊斯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对包括塞缪尔·贝克特、托马斯·品钦、威廉·博罗斯在内的诸多年轻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乔伊斯的影响力甚至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在《芬尼根守灵夜》一书中，乔伊斯自创了“夸克”（Quark）一词，这个词后来被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吸纳，被用来命名一种基本粒子。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曾经专门就《尤利西斯》的语言风格写过一本专著，而美国哲学家唐纳德·戴维森则就《芬尼根守灵夜》写出哲学著作。在如今的都柏林，“布鲁姆日”（布鲁姆为《尤利西斯》的主要人物），用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尔兰文学家。近些年来，对“布鲁姆日”的庆祝也逐渐的超越了都柏林一城的范围，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其他城市。

春山行夫把乔伊斯视为引领欧洲文学新潮流的代表性人物，因为乔伊斯这时已在巴黎住了十几年，而《尤利西斯》是首先在美国发表的，以至当茅盾先生最初在《小说月报》上介绍他的时候，也误以为他是美国人。由此也更可见，这时乔伊斯已经不是仅仅以爱尔兰作家的身份，而是以“国际性”作家身份亮相于世界文坛，已经具有很大的名声和影响力了。春山行夫这本书，评述了众多英联邦（尤其是爱尔兰）重要作家，包括叶芝、萧伯纳、王尔德、A.E.（乔治·威廉·拉塞尔）等21人与乔伊斯的关系，每人设专章评述，很是详明。跟别人不同的是，他认为当时盛行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是以乔伊斯为中心而不是叶芝，不少欧洲当代的重要作家都受到了乔伊斯的影响。

高明撰写的《一九三三年的欧美文坛》中有这样一段：“朱伊士在‘Transition’杂志上连载了‘Work in Progress’。在尝试着英语革命的点上，被人注目着。有时候把字连在一起，有时候利用句子所有的联想：看他的意思像是在表现上开一新境地。他也许是说，‘新的感觉需要新的字眼’吧？在那里同时附着新字辞解；因为在那文章里，不加解释，是没有理解的可能的。”文中“Work in Progress”指的是乔伊斯的最后一部小说《芬尼根守灵夜》，该书1927年起在杂志上连载，1939年出版。在文章末尾作者注明道，本文“系根据1934年日本中央公论年报写成”。

翻译过《尤利西斯》的中国作家萧乾曾在《瑞士之行》中表示：“这里躺着世界文学界一大叛徒。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和学识向极峰探险，也可以说是浪费了一份禀赋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样，本世纪恐难下断语。”夏志清则表示：“从客观来看，乔伊斯走的是一条死路。”

在《尤利西斯》出版的当年，在剑桥留学的著名诗人徐志摩

1922 年，茅盾先生在《小说月报》第13卷11号上撰短文介绍詹姆斯·乔伊斯的新作《尤利西斯》：“新近乔安司（James Joyce）的“Ulysses”单行本问世。这又显示了两方面的不一致。乔伊斯是一个准“大主义”的美国新作家。“Ulysses”先在《小评论》上分期登过：那时就有些“流俗的”读者写信到这自号“不求同于流俗之嗜好”的《小评论》编辑部责问，并且也有谩骂的话。然而同时有一部分的青年却热心地赞美这书。英国的青年对于乔安司亦有好感：这大概是威尔士赞“A Portraitof the Artist as a YoungMan”（亦乔氏著作，略早于Ulysses）的结果。可是大批评家培那（Arnold Bennett）做了一篇论文，对Ulysses很不满意了。他请出传统的“小说规律”来，指责Ulysses里面的散漫的断句的写法为不合体裁了。虽然他也说：“此书最好的几节文字是不朽”，但贬多于褒，终不能说他是赞许这部。”

“意识流”这一术语最早是由美国哲学家兼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于20世纪初提出来的，随后便被借用到了文学领域。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就是意识流作品的代表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在乔伊斯的一生中，民族主义思想是贯彻始终的。早在1912年8月22日，刚届而立之年的乔伊斯就在致妻子诺拉的信中写道：“我是也许终于在这个不幸的民族的灵魂中铸造了一颗良心的这一代作家之一”。

鲁迅与乔伊斯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无论其背景、经历还是精神品格，以至创作方法。但鲁迅似乎从没有谈到过乔伊斯，这使人略感遗憾：鲁迅十分关注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举凡当时流行的新流派，他几乎都作过涉猎和评介，自己在创作中也运用了与乔伊斯“意识流”或“心理主义文学”相似的手法，可是对于当时的乔伊斯，却没有作什么评说，这不免令人困惑。是不是没有注意到呢？也不是。其实，也许因为民族的命运有相似之处（爱尔兰曾长期受英国统治），鲁迅对爱尔兰文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也关注过乔伊斯。

乔伊斯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民族对国家的热爱，深深感动着爱尔兰人民。而爱尔兰人是这么崇拜乔伊斯的，甚至把《尤利西斯》中描写主人公利奥波德·布鲁姆一天全部活动的六月十六日定为“布鲁姆日”，该节日后来成为了仅次于国庆日（三月十七日圣巴特里克节）的大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