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换届后的十届
全国人大提出，本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工作的目标是“基本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立法重点将是“提高立法质量”。法工委有关负责人称，基本形成即在初步形成的基础上，将每个
法律部门中支架性的、现实亟须的、条件成熟的法律制定和修改。
发展沿革
法律清理是立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于1954年和1979年两次作过具有法律清理性质的决议。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78年底制定的134件法律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宣布已经失效的有111件，继续有效或者继续有效正在研究修改的有23件。
法律层次之外，国务院也先后11次对法规、规章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其中全面清理5次、专项清理6次；改革开放以来的占了10次。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立法进程不断加快。我国有效的法律有229件，行政法规近600件，地方性法规7000多件。
“目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
李适时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我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改革发展的进程相适应，总体上是科学的、统一的、和谐的。”
但李适时也坦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有些法律规定已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比如，我国现行
民法通则在有关条款中就规定：“民事活动不得破坏国家的经济计划”，“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无效”。李适时表示，上述规定与现行法律中关于民事行为的规定不相符合，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明显不适应。
部分法律之间还存在明显不一致、不衔接的问题，还有一些法律规定操作性不强，也需要通过清理，提出解决办法，确保法律的实施。
“对现行法律进行一次集中清理，找出法律规定中存在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明显不适应、不协调的突出问题，区分情况分类分步骤加以解决，将更好地发挥法律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李适时说。
现行200多件全面清理 重点解决法律“硬伤”
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开展法律清理工作列入2008年工作要点和立法工作计划。当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吴邦国指出，围绕确保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目标和任务，一方面要抓紧制定在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法律，另一方面要着手清理现行法律。
随后，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法律清理工作小组；同年7月，常委会办公厅提出了法律清理工作的实施方案。
按照确定的清理范围和分工，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国务院法制办等有关部门对各自职责范围涉及的法律进行梳理，对200多件法律提出了1972条清理意见和建议。经过广泛听取意见、反复研究论证，法律清理工作小组提出了废止和修改部分法律以及作其他处理的一揽子清理意见。
李适时介绍，这次法律清理工作，坚持以宪法为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坚持法制统一，按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统一性、科学性的要求，法律之间不能相互矛盾，相关法律之间应当相互协调和衔接，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相抵触；坚持从实际出发，有多少问题就找多少问题，对查找出的问题，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提出处理意见。
“这次法律清理工作把清理重点放在改革开放早期制定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明显不适应的法律规定，以及法律之间明显不一致、不协调的突出问题上，主要解决法律中的‘硬伤’。”李适时说，“对明显不适应现实要求、已基本不适用的法律予以废止；对有些法律中明显不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规定，要进行修改；对法律之间前后不一致、不衔接，适用立法法后法优于前法、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等法律适用规则仍难以解决适用问题的规定进行修改。”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最后提交的议案提出，根据法律清理情况，需要废止和修改的法律共67件，其中建议废止的8件，建议修改的59件、141条。
三种法律属明显“过时” 8件现行法律应废止
根据委员长会议提请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部分法律的决定草案，《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等8件法律将要被废止。据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郑淑娜分析，这些要废止的法律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法律，已经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这样的法律有4件，都是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
自《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于1954年通过以来，公安派出所的设置、职能、组织与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2006年，国务院已经颁布《
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对设置公安派出所作了明确规定。
1954年制定的《
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也明显不适应当前需要，街道办事处的设置和工作也可以适用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
像这样因明显“过时”应该废止的法律，还有1955年出台的
《华侨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以及1957年出台的《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
“第二种情况是改革开放初期，为经济体制改革一些专门事项而进行的立法，在这个事项完成后，现在已与实际不适应，我们建议废止。”郑淑娜说。
1984年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一授权决定主要是解决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问题，国务院在决定通过当日就发布了产品税、增值税等6个税收条例草案试行。
1985年，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
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规定或者条例。这一授权已经覆盖了1984年的授权决定。依据这一授权，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税收暂行条例。1993年，国务院在发布增值税等几个税收暂行条例时，废止了1984年发布的6个税收条例草案。
第三种情况是旧法律已经被新法律代替，旧法律应当废止。属于这种情况的有3件。
“1997年对刑法进行全面修订后，全国人大宣布废止一系列有关刑罚的补充规定，但是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这两件没有宣布废止，因为它们规定的行政处罚内容还是有效的。”郑淑娜说，“后来，相关内容已经纳入了2001年修订的
税收征收管理法和2005年制定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两件补充规定也就应该废止了。”
废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也属于这种情形。郑淑娜介绍说：“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这一规定。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监督法后，这个规定的大部分内容已被监督法取代，有的规定又与监督法的规定不尽一致、与人大监督工作实践不相适应。所以，这次清理一并把这个规定废止了。”
删除部分条款、做好相互衔接 59件法律需修改
除拟废止8件法律外，更多的是对一些法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的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草案，拟修改59件法律、141个条文、95项。
参与法律清理工作的专家分析，这次修改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修改，是对明显不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实际已经不适用的法律规定，加以删除。 郑淑娜说，这种处理方式和前面的废止是不一样的。废止是一部法律整个废除；删除法律规定是在法律整体适用的前提下，删除法律中某些不适用的规定。比如：
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中有关计划经济和指令性计划的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有关指令性计划的规定，应当加以删除。
现行教育法有关
教育费附加和集资办学的规定，随着2006年义务教育法修订规定全面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经费全部纳入财政保障范围而“过时”，也应当删除。
现行防洪法规定应安排一定比例的
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用于防洪工程的建设、维护，但随着
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已被取消，法律中的相应条款也就删除……
第二种修改，是解决法律规定之间明显不对应、不衔接的问题。郑淑娜介绍说，法律清理工作将此分作五类：
依据宪法修正案有关征收、征用规定，对有关法律进行修改。2004年宪法修正案区分了征收、征用两种不同情形。法律清理发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只对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作出了相应规定，还有16件法律和法律解释涉及到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修改，其中有9件需要把征用改为征收和征用，有7件法律需要把征用改为征收。
专家表示，这个修改不只是技术上的修改，因为征收和征用最本质的区别就是所有权的变化。“如果法律明确规定所有权发生了变动，法律就改为征收；其他情形则全部改为征收和征用两种情况。”郑淑娜说。
解决有些法律引用原刑法条文、导致与现行刑法不衔接的问题。专家介绍说，1997年刑法进行了全面修改，变化非常大，导致之前制定的25件法律中引用刑法的条文与现行刑法不衔接。比如：有些法律引用的刑法条文序号在新刑法中有变化、条文内容有调整，有的法律引用的投机倒把罪、流氓罪等刑法罪名罪状被取消，有的法律引用的有关惩治犯罪的决定已被废止。针对这种法律上的“硬伤”，解决现行法律与刑法的衔接问题，需要对25件法律进行37项修改。
解决有些法律引用原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导致与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不衔接的问题。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同时废止了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但此前制定的32件法律引用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导致法律不对应的问题。为此，需要对这32件法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兵役法和气象法有关规定引用了其他法律名称，被引用的法律名称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不对应的问题，也需要对相关条款作出修改。
人民警察警衔条例、仲裁法引用其他法律的具体条文，被引用法律修改后，条文序号发生变化，也需解决条文序号对不上的问题。
督促配套法规制定 增强法律规定操作性
有些现行法律规定操作性不强，影响了法律的实施。比如，有的法律明确规定了应当制定配套法规，但至今没有制定；有的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应当制定配套法规，但如不制定，法律实施将会存在一定困难。清理发现，我国共有22件法律需要尽快制定配套法规。
有些法律有关行政处罚的规定特别是罚款的规定比较原则，导致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比如，有37件法律对违法行为只原则规定了罚款，未规定罚款的数额和幅度。如今，国务院通过制定实施条例对罚款数额和幅度作出规定的有17件，国务院部门通过制定规章作出规定的2件，但还有18件法律有关罚款的规定没有配套规定。
李适时建议有关方面抓紧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法规，或通过今后修改法律加以解决。对需要尽快制定法律配套法规的问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致函
国务院办公厅和其他有关部门，督促其尽快研究制定。
清理中，有关方面还提出了一些需要对法律内容进行统筹修改完善的问题。
李适时介绍说，如今已列入本届立法规划或今年立法工作计划的有25件，建议在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实施中重点关注，统筹研究修改相关法律。
“有些是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初制定的法律，已明显不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目前又尚未列入立法规划的有5件。”李适时说，“建议有关部门抓紧研究，提出意见，待条件成熟时可纳入年度立法工作计划，适时予以修改。”
三类法律修改有难度 “搁置”以待进一步研究
清理中发现，有些法律规定已不适应要求，但如今修改或者废止的时机、条件尚不成熟，认识尚不一致。据李适时介绍，户口登记条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环境保护法等5件法律都属于这种情况。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一批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如今，这些规定的大多数内容已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有的已被新的法律法规替代，有的还与其他法律不一致。《
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关于授权国务院对职工退休退职办法进行部分修改和补充的规定》《
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以及《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等5件就属于这种情形。
“如果现在提出废止，可能会在社会上引发争论；若作出修改，各方面的认识还不一致，有关部门短期内也难以提出修改意见。”李适时说。
此外，由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导致法律规定的主管部门的称谓发生了变化。
国境卫生检疫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职业病防治法和矿山安全法等5件法律就属于这种情况。
国务院法制办为此提出，考虑到有关管理体制问题情况比较复杂，不修改不影响上述法律的实施，这类问题可暂不作修改。
针对上述三种情形，如今的处理方式可以概括为“暂时搁置”。李适时建议“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进一步研究”。
首次采用“包裹立法” 不断创新立法形式
本次法律清理后，委员长会议提请常委会审议的关于废止部分法律的决定草案和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草案，需要废止和清理的法律有67件。对于需要修改的法律，这次采取了“打包”处理的方式。“这次采取的立法形式是有创新的。”郑淑娜强调。
1987年的那次清理，最后采取的形式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给常委会提交一个关于法律清理的报告，常委会批准了这个报告，从而将111件法律废止。“这次不一样，完全是按照立法程序来走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立法行为。”郑淑娜说，“这次，先由委员长会议向常委会提出两个法律案，经过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再决定是否通过。”
据郑淑娜介绍，这次清理要解决的问题，涉及的法律和条文比较多。如果逐件提出修改的法律案，最后的法律案将多达59件，势必会影响立法的效率。“我们采取了一揽子打包的形式，通过一个法律决定解决59件法律的修改问题。这在立法学上叫‘包裹立法’，算是我国立法工作的一个创新。”
郑淑娜表示，这应该是我国第一次采取“
包裹立法”的形式。2005年，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人大常委会曾对9件法律的行政许可问题作出修改，当时提出的议案是打包的议案，即一个议案提出对9件法律进行修改，但是最后通过的是关于分别修改9件法律的9个决定，也发布了9个主席令，并未完全采用“包裹立法”的形式。
实际上，“包裹立法”形式在国外经常使用。郑淑娜介绍说，
奥地利曾在一个法律案中修改了98件法律。“在大陆法系国家，这是一个常用的方法，有利于提高立法效率、促进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统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后，大量的立法工作不是制定新的法律，而是修改法律，修改法律时就要涉及与其他法律的衔接问题。”郑淑娜说，将来人大常委会可能会更多地采用“包裹立法”形式。比如在修改法律时，如果涉及与其他多件相关法律的衔接，就将建议以“打包”方式一并修改。
法律目录
综述
截至2023年4月2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闭幕，中国现行有效法律共有295件。按
法律部门分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宪法相关法（49件）、
民法商法（24件）、
行政法（96件）、
经济法（83件）、
社会法（27件）、
刑法（4件）、
诉讼与
非诉讼程序法（11件）。
宪法
宪法相关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
民法商法
行政法
经济法
社会法
刑法
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中国特色
法律体系
前 言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而逐步形成的。
建国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组建和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艰巨任务。根据政权建设的需要，从1949年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国颁布实施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工会法、婚姻法、土地改革法、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及有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的组织、民族区域自治和公私企业管理、劳动保护等一系列法律、法令，开启了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由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层次
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统帅。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居于统帅地位，是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根本保障。在中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中国现行宪法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经过全民讨论，于1982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根据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通过了4个宪法修正案，对宪法的部分内容作了修改。中国宪法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中国现行宪法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推进而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及时将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重要经验、原则和制度写入宪法，充分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突出成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不断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国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干。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干，解决的是国家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是国家法制的基础，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立法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立法法还规定，对国家主权的事项，国家机构的产生、组织和职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等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确立了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重要的基本的法律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干，也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行政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这是国务院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的重要形式。行政法规可以就执行法律的规定和履行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作出规定，同时对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国务院可以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先制定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将法律规定的相关制度具体化，是对法律的细化和补充。
国务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行政管理的实际需要，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制定了大量行政法规，包括行政管理的各个领域，涉及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务等各个方面，对于实施宪法和法律，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地方性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宪法和法律，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这是人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形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可以根据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地方性法规可以就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属于地方性事务的事项作出规定，同时除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外，对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同样具有重要地位，是对法律、行政法规的细化和补充，是国家立法的延伸和完善，为国家立法积累了有益经验。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行使地方立法职权，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制定了大量地方性法规，对保证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有效实施，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部门
宪法相关法。宪法相关法是与宪法相配套、直接保障宪法实施和国家政权运作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调整国家政治关系，主要包括国家机构的产生、组织、职权和基本工作原则方面的法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方面的法律，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国家标志象征方面的法律，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方面的法律。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宪法相关法方面的法律38部和一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中国制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构领导人员选举制度，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障，为国家机构的产生提供了合法基础；制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建立了有关国家机构的组织、职权和权限等方面的制度；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实现国家统一，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建立了特别行政区制度，保持了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制定了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建立了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公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对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民主自治，这成为中国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践。制定了缔结条约程序法、领海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反分裂国家法和国旗法、国徽法等法律，建立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法律制度，捍卫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制定了集会游行示威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以及民族、宗教、信访、出版、社团登记方面的行政法规，保障了公民基本政治权利。
中国充分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实行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以及差额选举的原则。中国宪法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除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中国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依法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依据宪法和法律，中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此外，还建立了1100多个民族乡。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拥有广泛的自治权。一是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
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宪法全面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制定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法规，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依法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以及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权利得到切实维护。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民法商法。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遵循民事主体地位平等、意思自治、公平、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商法调整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同时秉承保障商事交易自由、等价有偿、便捷安全等原则。
中国制定了民法通则，对民事商事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则作出规定，明确了民法的调整对象、基本原则以及民事主体、民事行为、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陆续制定了合同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建立健全了债权制度和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物权制度；制定了侵权责任法，完善了侵权责任制度；制定了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法律，建立和完善了婚姻家庭制度；制定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健全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制度；制定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法律，建立健全了商事主体制度；制定了证券法、海商法、票据法、保险法等法律，建立健全了商事行为制度，中国的海上贸易、票据、保险、证券等市场经济活动制度逐步建立并迅速发展。
中国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颁布实施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特殊标志管理条例、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等以保护知识产权为主要内容的一大批法律法规。1982年制定的商标法是中国开始系统建立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重要标志，为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并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中国不断健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先后多次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在立法原则、权利内容、保护标准、法律救济手段等方面，更加突出对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的法律保护。截至2010年底，中国累计授予各类专利389万多件；有效注册商标达460万多件，其中来自177个国家和地区的注册商标有67万多件。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至2010年，各级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共收缴侵权盗版复制品7．07亿件，行政处罚案件93000多起，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2500多件。
为推进改革开放，扩大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中国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对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条件、程序、经营、监督、管理和合法权益的保障等作出规定，确定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应当尊重中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以及中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平等互利、给予优惠、遵循国际通行规则等原则，为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进行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为更好地体现平等互利和遵循国际通行规则，中国多次对这三部法律进行修改完善，充分保障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开展经贸活动的合法权益。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10747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078．58亿美元，充分表明中国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法律制度日益完善。
行政法。行政法是关于行政权的授予、行政权的行使以及对行政权的监督的法律规范，调整的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因行政管理活动发生的关系，遵循职权法定、程序法定、公正公开、有效监督等原则，既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又注重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行政法方面的法律79部和一大批规范行政权力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中国十分重视对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规范，依法加强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监督，确保行政机关依法正确行使权力。中国制定了行政处罚法，确立了处罚法定、公正公开、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等基本原则，规范了行政处罚的设定权，规定了较为完备的行政处罚决定和执行程序，建立了行政处罚听证制度，行政机关在作出对当事人的生产生活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前，赋予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权利。制定了行政复议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机制，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提供救济。依据这部法律，平均每年通过行政复议处理行政争议8万多件。制定了行政许可法，规定了行政许可的设定、实施机关和实施程序，规范了行政许可制度，并为减少行政许可，明确了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同时规定，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情形下，不设行政许可。
中国重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制定了环境保护法，确立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基本方针，规定了各级政府、一切单位和个人保护环境的权利和义务。为预防建设项目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制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法。
经济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者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经济法为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和宏观调控提供法律手段和制度框架，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所导致的弊端。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经济法方面的法律60部和一大批相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社会法。社会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法律规范，遵循公平和谐和国家适度干预原则，通过国家和社会积极履行责任，对劳动者、失业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其他需要扶助的特殊人群的权益提供必要的保障，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社会法方面的法律18件和一大批规范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中国制定了劳动法，将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劳动保护、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以及劳动争议、劳动监察等关系纳入调整范围，确立了中国的基本劳动制度；制定了矿山安全法、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对安全生产、职业病预防等事项作了规定，加强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制定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建立健全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合同、促进就业和解决劳动争议的制度；制定了红十字会法、公益事业捐赠法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了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和管理的制度；制定了工会法，并先后两次进行修订，确定了工会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明确了工会的权利和义务，对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制定了社会保险法，确立了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险体系，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五项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能够获得必要的物质帮助和生活保障；明确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规定了劳动者在不同统筹地区就业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
中国重视保障特殊群体的权益，制定了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在保护特殊群体权益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对于保护特殊群体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刑法。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它通过规范国家的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保障国家安全。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一部统一的刑法、8个刑法修正案以及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并通过了9个有关刑法规定的法律解释。
中国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等基本原则。中国刑法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中国刑法规定了犯罪的概念；规定了刑罚的种类，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种主刑以及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三种附加刑，并对刑罚的具体运用作出了规定；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等十类犯罪行为及其刑事责任。
中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适时对刑法进行修改和解释，不断完善刑事法律制度。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作了比较重大的修改，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占中国刑法死刑罪名的19．1%；完善了对未成年人和年满75周岁的老年人从宽处理以及非监禁刑执行方式的法律规定；把不支付劳动报酬严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醉酒驾驶机动车等危险驾驶行为，规定为犯罪；加大了对一些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生命健康等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刑事法律制度，加强了对人权的保护，体现了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和国家民主法治的进步。
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是规范解决社会纠纷的诉讼活动与非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诉讼法律制度是规范国家司法活动解决社会纠纷的法律规范，非诉讼程序法律制度是规范仲裁机构或者人民调解组织解决社会纠纷的法律规范。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了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方面的法律10部。
中国制定了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分别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等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并规定了管辖、回避、辩护、证据、强制措施、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制度和程序，有效保证了刑法的正确实施，保护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中国制定了民事诉讼法，确立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公开审判、两审终审等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明确了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规范了证据制度，规定了第一审普通程序、第二审程序、简易程序、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等民事审判程序，还对执行程序、强制执行措施作了明确规定。
中国制定了行政诉讼法，确立了“民告官”的法律救济制度。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被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平均每年受理行政案件10万余件，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中国制定了仲裁法，规范了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机构的设立，明确规定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从机构设置上保证了仲裁委员会的独立性，明确将自愿、仲裁独立、一裁终局等原则作为仲裁的基本原则，系统规定了仲裁程序。仲裁法颁布实施以来，共仲裁各类经济纠纷50多万件，案件标的额达到人民币7000多亿元，对于公正、及时、有效地解决民事经济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与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中国宪法、民事诉讼法对人民调解的性质和基本原则作了规定，国务院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工作不断发展。2009年，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民间纠纷767万多件，调解成功率在96%以上。为进一步推动人民调解工作，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中国制定了人民调解法，将人民调解工作长期积累的好经验、好做法制定为法律。如今，中国共有人民调解组织82万多个，人民调解员467万多人，形成了覆盖广大城乡的人民调解工作网络，为预防和减少民间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中国还制定了引渡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等法律，建立健全了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律制度。
上述法律部门确立的各项法律制度，涵盖了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把国家各项工作、社会各个方面纳入了法治化轨道，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法律已经成为中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的重要手段，也为中国各级人民法院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特征
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具体国情和发展道路不同，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不同，决定了各国的法律体系必然具有不同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制度化、法律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本质，由这个国家的法律确立的社会制度的本质所决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法律制度必然是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所构建的法律体系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体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中国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相伴而行、相互促进。一方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内在要求，是在深入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丰富实践经验基础上进行的。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发挥了积极的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作用。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妥善处理了法律稳定性和改革变动性的关系，既反映和肯定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做法，又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发展预留了空间。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结构内在统一而又多层次的国情要求
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如何构成，一般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法律传统、政治制度和立法体制等因素。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与这一基本国情相适应，中国宪法和法律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而又多层次的立法体制，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在统一而又多层次的结构特征，这既反映了法律体系自身的内在逻辑，也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与其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这些法律规范由不同立法主体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立法权限制定，具有不同法律效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一个科学和谐的统一整体。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继承中国法制文化优秀传统和借鉴人类法制文明成果的文化要求
各国的法律制度基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情况不断发展，也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而相互沟通、交流、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坚持将传承历史传统、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和进行制度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注重继承中国传统法制文化优秀成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另一方面，注意研究借鉴国外立法有益经验，吸收国外法制文明先进成果，但又不简单照搬照抄，使法律制度既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又顺应当代世界法制文明时代潮流。这个法律体系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充分体现了它的独特文化特征。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动态、开放、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
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通常是对这个国家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现状的反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法律体系需要不断丰富、完善、创新。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国家还处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然具有稳定性与变动性、阶段性与连续性、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统一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然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封闭的、固定的，必将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国家建设的实践而不断发展完善。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过程中，中国立法机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始终围绕国家的工作重心，积极行使立法职权，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立法工作，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路子。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就辉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任重道远。在新的起点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完善的内在要求，也是今后立法工作面临的重要任务。
中国已经确定了本世纪头二十年发展的奋斗目标，进入改革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国内外形势的新情况新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迫切需要法律制度建设予以回应和调整。实现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迫切需要法律制度建设予以推动和引导。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复杂化的客观现实，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愈来愈高，通过立法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难度愈来愈大。
结束语
社会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社会实践永无止境，法律体系也要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样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必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对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提出了更为突出、更加紧迫的要求。中国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加快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