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是194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图书，是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的代表作。这本书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书中充满着“问题意识”。

有人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位儒家”，也有人称梁漱溟为“第一位当代新儒家”，但他自己，却认为更恰当的评价是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仅就“思想”而言，梁漱溟的最重要着作或许是1921年出版时就轰动一时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仅就“行动”而言，他的最重要着作或许是1937年出版的总结近十年乡治运动经验的《乡村建设理论》。但如果确实要把梁漱溟当作“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甚至如他期望的把他当作“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改造运动者”。那么1942年着手撰写、1949年6月完稿的《中国文化要义》，无疑是他最重要的着作。用时下流行的一个说法，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与他的其他着述一样，充满着“问题意识”。从大的方面来说，梁漱溟毕生思考的两大问题是“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每个人从少年起就回避不了的人生意义问题，古老中国在清末以来所遭逢的民族前途问题，都把梁漱溟引向同一个中国文化。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既是这两大问题的根源，也是这两大问题的解答，关键在于如何来认识这种文化。从小的方面来说，对中国文化本身，梁漱溟也从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入手来探讨。中国的知识、经济和政治无一称强，却何以历史悠久、广土众民，以至于面对强悍日寇仍能持久抵御？人生态度，或对于人生意义的价值判断，在西方和印度都与宗教密不可分，而宗教观念淡薄的中国人，却是靠什么提供人生意义、统摄众人思想的呢？人们总说西方人是个人本位、中国人是社会本位，但如何解释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甚至“缺乏公德”呢？中国文明那么早就灿烂辉煌，但何以一直没有发展出像样的科学体系？中国缺的是民主本身，还是西洋近代国家那样的民主？

在梁漱溟那里，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体”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用”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文化的“道”如何适应现代社会这个“器”的问题。梁漱溟写《中国文化要义》的时候虽然已经不像他写《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时候那么着眼于构造一个建基于人生哲学的覆盖全球的文化哲学，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普遍主义者，仍然设法用“本能”、“理智”和“理性”这样一些西方人也能理解的概念来讨论问题。在梁漱溟那里，中国文化对一个有意义人生的重要性不限于中国一隅；中国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也不只是因为它对于民族生存和国家重建所具有的工具价值。梁自己也说过一句话：要读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保存中国传统。保存文化是对的，哪一个民族能否定自己的文化？但想了解中国文化并不容易，读《中国文化要义》恐怕不如读《东西文化其及哲学》。1985年，《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出版36年之后，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中国文化讲习班”上作的讲演，题目也是“中国文化要义”。那时梁漱溟更加明确地指出：“世界未来的前途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我相信，人类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不应该还是以物为先，而应该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先，以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安共处友好地共同生活为先。”对今天如何阅读《中国文化要义》一书，这是一条很好的启示。

《中国文化要义》之构思约始于1941年，次年着笔。

1942年2月，49岁，赴桂林，开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6年5月，53岁，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9月，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在重庆北碚成立，1948年改为勉仁文学院。11月，国共和谈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写作《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6月完成。

1949年56岁夏秋间，晋谒贡嗄上师，领取无上大手印，接受灌顶。自8月初至9月初，与罗庸、谢无量等在北碚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11月，《中国文化要义》出版。为成都路明书店初版竖排本，文字多错落。因时逢解放战争，流传不广。1987年6月，上海学林出版社据作者生前订正出版横排本，该社编者曾作个别删改。

1990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时，又据路明书店版再次作文字和编排上的订正，并恢复删略字句。现据《全集》文本收入本卷，并再次据路明书店本和学林出版社本作文字上的订正和复原。

又，本书部分内容曾专文刊布于《文化杂志》等刊物。

《中国文化要义》是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简约出来的，哲学味太重，每一个项目都需要再加以申说，否则不易懂。《中国文化要义》开篇即指出“法律制度”“为文化重要部分”，而与具有“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和“法制精神”的近世西方的长处相较，“法制之不见形成”为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既一般性地指称法制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特别说明传统中国文化中缺乏法制，即此处所谓“法制之不见形成”之“法制”，当指近世西方意义上的“法制”，亦即孟德斯鸠氏“宗教、法典、仪文和习俗”四者分立意义上的“法制”。相较于前文所谓“老中国”之“政治问题”意味着“不成政治”或者“政治的没有”，“法制之不见形成”非指老中国没有“法制”或法律，而是说缺乏现代意义上的西式法制，法律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规则的品格，毋宁，它笼罩于“礼”的网络之中，在出礼入刑的转圜中曲尽其有限的功用。所谓“礼－法”文化，概若如是。《中国文化要义》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广西桂林人，出生于北京。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1899年，6岁入中西小学堂读书。14岁开始读梁启超主编之《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出版物。自称此时开始思考苦乐问题。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新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

1918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

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次年赴香港办《光明报》，为“民盟”言论机关。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多高龄的他仍著文和演讲，继续宣传他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想。1988年6月23日，95岁，梁漱溟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