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是为了适应、巩固和发展封建大一统的需要而出现的法律思想 ,因此作为维护封建统治基本工具的法律思想也必然会受到统治思想的左右。适应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文化理念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直接动力。

夏商时期人们普遍信奉神明，适应奴隶制统治的神明、天道观念的神权法思想强调天道“任德而不任刑”的理论成为统治的主流思想 , 为后世董仲舒等提出的“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等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奠定了“天道”理论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封建制逐步确立的时期。此时战乱连绵，王权旁落，宗法制日益衰落，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

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新兴的地主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他们在立法过程中便以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法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排斥儒家思想。司马迁概括战国时期的立法时讲道：“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立法否定了儒家所推崇的“亲亲”、“尊尊”的等级制度。把对儒家思想的扼制推向高潮的当属奉行法家学派“法治”、“重刑”理论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为了实现思想领域的专制，秦始皇施用“焚书坑儒”的极刑，儒学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土壤的儒家文化并未就此枯死，只是进入了休眠期。一旦时机成熟，它必然继续蓬勃生长。

经过汉初社会政治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到汉武帝时期，汉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地主阶级政权得以巩固，但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势力也逐渐强大，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情况下，最高统治集团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此时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其中的“儒术”经过他的改造，吸收了《中庸》的“屈民以伸君， 屈君以伸天”、墨家的“君主法天”、道家的“阴阳结合”等思想，提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大其德而小其刑”。在立法中实行德刑结合：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

由此，每个历史阶段的统治模式，统治思想，以及基于此而推崇的思想文化思想都是正统法律思想建构的主要推动因素，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具有鲜明的维护封建统治色彩。

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时期以血缘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普遍，生产技术的继承与发展、生存生活的延续主要以亲属关系为纽带 ,基于此长幼之间产生了牵制力，这是产生家长权、父权、夫权的基础。同时 ,小农经营除了受制于难以预测的天灾人祸外 ,主要依靠生产的经验技术和劳力 ,这就决定了富有生产经验的长者和拥有体力的男子在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养成了人们重经验重因循的保守性格和不进行技术更新以扩大生产的习惯观念。自然相应形成了长辈对下辈 ,父亲对子女 ,丈夫对妻子的领导管制 ,势必强化家内宗法关系。被强化的宗法关系和实际生产再相结合 ,必然构成更加巩固的宗法小农经济。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表现在政治法律制度上 ,必然是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法律思想的推动。

由于封建剥削压迫的加强和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而日益尖锐起来了。无论从政治或经济方面来说，这种趋势都严重妨害着封建大一统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思想领域，汉初虽然推崇黄老，但先秦时各家各派的学说，仍在各处流传。儒道两家固然由于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表现为尖锐的对立和互黜，即其他如名、墨、法、阴阳、纵横各家，也都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在活动。这样，便出现了董仲舒所说的“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以致“上无以持一统，治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现象。这对于正着力于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封建大一统的统治者们，尤其是不能不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种状况，封建统治者们不能不感到继续汉初所奉行的无为之治，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除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各种新的措施之外，还要力图造成一种同封建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的统一政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来统一思想，既以麻痹和束缚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又以驾驭和统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力量。这样，在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之后，汉武帝采纳并实行了他的所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建议。随着儒学成为官学，儒经的受到表彰和儒家经义成为宗教、哲学、政治、法律、道德、风俗习惯以至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在法律上，也便开始形成了以这种儒学为指导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指导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这种儒学，是有别于先秦儒学的、由董仲舒奠基的一种新的儒学。它一方面把先秦儒学的内容作了神圣化、神秘化的加工和改造，使之变成了符合“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永恒真理，将那种原来只是表达一种政治伦理思想的儒家的一家之言，通过政权的力量，推崇成了政治、社会以至家庭生活的最高准则；另一方面，它又吸取其他各家、特别是法家和黄老学说中有利于当时统治的内容作为补充，使之成了具有很强适应性的精神武器和统治工具。这样，体现在法律思想上，便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目的直到法律的具体运用，一概从神学方面来加以说明，务使符合“上应于天”的要求。它既对秦代行申、商、韩非之法，任刑而不尚德的理论和实践，持严格的批判态度，强调“德主刑辅”、“明德慎罚”，而同时又注意于“刑名法术之学”；它既重视法律的惩戒作用，而同时又更强调礼律结合，经律互用。甚至把封建宗法等级和“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原则置于律令之上。它既以先秦儒家经典为准则，任意比附援引，要求一切都无悖于《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同时又使之和神学的说教结合在一起，鼓吹“天刑”、“天罚”和“科冬行刑”，使司法审判带着一种“神判”的痕迹。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出现，除了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即为了适应巩固和发展封建大一统的需要之外，还有它的广泛的历史渊源。从理论方面来说，这种渊源，可以上溯到商、周以至更早的年代。大致言之，有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是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基础的君权神授理论。这种理论把天描述成创造和主宰一切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制造出“天志”和“天意”的概念：把一切自然现象都按照目的论的要求赋予道德的属性，把人间的吉、凶、祸、福说成是由天帝的喜、怒、爱、恶所决定的奖赏和惩罚，把人间的王国比附为天上的王国，并把人间的君主神化为代行“天意”的天帝的儿子，即“天子”。这完全是夏、商、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统治奴隶和平民的神明和天道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所不同的，只是突出地强调“天副人数”，赋予这种观念以更多的理论内涵。正是以这种理论为指导，所以在法律上也就继承和发展了奴隶社会“天讨”，“天罚”的神权法思想，制造出所谓天道“任道而不任刑”等理论，从而使“德主刑辅”，“明德慎罚”成为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由父系家长制发展、演变而成的宗法等级制度，经过西周时期的改造和发展，成了维护和巩固奴隶制统治的有力工具。后来新兴的地主阶级继续利用它，使之变成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的基本支柱；它所强调并用以“别贵贱，序尊卑”的“尊尊亲亲”原则，发展到汉中期，由于儒家经典受到推崇而进一步成为封建统治者确立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基础。这时不但根据“春秋之法”建立了“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尊君卑臣的理论，而且确立了“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的名分等级界限。因而体现在法律思想上，也就明确树立了贯彻着宗法等级观念的法有差等的原则。例如封建法律中所包含的族规家法的内容和司法实践中遵循的“凡命夫命女不躬坐狱讼；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以及“八议”、“亲属相容隐”等等原则，大抵都是来源于这种宗法等级观念。

战国时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在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点的阴阳和五行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五德终始说”，曾先后被秦、汉王朝的建立者利用来作为他们奉天承运、更称号、改正朔、易旌旗服饰、神化各自统治的根据。嗣后由于它和儒经的结合、特别是由于谶纬神学的泛滥，更渗透到了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于是在法律上，不仅由于形成了体现阳尊阴卑的“三纲五常”的伦常体系，使得作为封建社会束缚人民的四条绳索的神权、君权、父权和夫权始终互相依存，渗透到了封建法律的各个方面；而且也形成了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以“阳为德，阴为刑”和“厚其德而简其刑”为内容的德主刑辅理论和司法时令说；从立法设刑到刑罚的运用，莫不显示着这种阴阳五行说的强烈影响。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是和汉代今文经学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指导思想和许多主要内容，基本上来源于儒经、特别是《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然而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汉初的统治者曾为改变秦代的思想文化统制政策而“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在此以后，汉武帝也仍然指令“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这种情况使得儒家以外的其他各家各派的学说，即使到了汉代中期，也不但远未泯灭，而且仍在继续流传并发挥各自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的以在法律方面它使得正统法律思想的内容除了主要来源于作为官学的儒家经义之外，还广泛吸取了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资料。例如从尊卑等级为中心内容的礼的观念及其“尊尊”、“亲亲”原则，既是先秦儒家所倡导的伦理学说的发展，体现了《公羊春秋》的要义，而其中的尊君理论所具的法制内容，又是对先秦法家所强调的法治的基本含义的吸收。又如关于德刑关系、尤其是德主刑辅的理论，不仅直接来自儒经所强调的“明德慎罚”，“明刑弼教”的观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先秦阴阳五行家所鼓吹的“阴阳”，“经权”和汉初黄老所奉行的文武张设、德刑相济一类主张。所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不仅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也和先秦其余各家的法律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上所述，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它在两汉时期的发展过程，大体上是和当时经学的发展过程相适应的。结合它的这种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如下的

1、则天顺时，法自君出

由董仲舒奠基的作为官学的神学目的论，公开鼓吹天子是上天之子，人间的君主是上天的代表。法律上对犯罪的惩罚，是君主“顺天行诛”的结果，从而进一步树立了“法自君出”的概念。所谓“君者出令者也”（12）。皇帝一言而为天下法，是“三尺法”的最高主宰。举凡“诏”、“令”、“敕”、“格”、“式”、“例”等等都得由皇帝发布或批准。法律既经制定，原则上君主虽然也应遵守，但在很多情况下君主总是任意“钦定”法律，也往往任意破坏法律；可以法外施恩，也可以法外加刑，而臣下则“专以人主意指为狱”。封建皇帝“奉天承运”的这种至尊地位，使法律对于任何侵犯皇权和统治阶级利益的言行，都被视为是违反“天常”的大逆不道的罪行而规定最严厉的处罚。

这种“则天顺时”的思想，还被用来解释天时与刑德之间的关系，并据以规定法律具体执行中必须符合阴阳顺逆和四时运行规律的若干准则。它认为，天地间的阳和阴，分别代表着春夏和秋冬四个季节。而春夏是万物发生、成长的季节，这时只能施行仁德；秋冬是萎缩、收敛的季节，这时始可执行刑罚。其理由就是董仲舒所说的：“阴阳，理人之法也：阴，刑气也；阳，德气也。阴始于秋，阳始于春。”《礼记·月令》篇说得更具体。据说春天正当阳和，要像上天对于萌芽的草木和孤弱的老幼善为安养一样，指令司法部门疏通监狱，解除犯人桎梏，停止狱讼和拷掠人犯；夏天气候开始炎热时，为免囚犯发生疾疫，对轻罪犯人要抓紧决遣和宽缓，对重罪犯人要放松管理，改善伙食，暂停审讯；等到秋天和冬天，才开始恢复狱讼，进行审讯和判决，凡断决死刑，都要定在孟冬十月进行。自汉以后，这些作法大都成为定制。

2、礼律结合，法有差等

封建社会的儒学，由于西汉中期以后地位的变化而受到历代统治集团的重视，被认为是“致王道”之本。就它和法的关系而言，则所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分工各异而目的相同；礼的阶级内容虽然和奴隶社会有了不同，但它“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面差外内、远近、新故之极”的作用，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据认为，用庆赏刑罚、劝善惩恶，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体现着“仁义恩厚”的礼，足以“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它的重要作用是更不应当忽视的。董仲舒以后，礼和法渐趋结合；只不过作为礼的具体表现的封建伦理道德，被赋予神秘主义色彩，使之似乎更加具有真理性的权威罢了。所以在汉代，不但有关礼的某些原理原则，逐渐融入法典当中，而且有关礼的某些具体规章制度，也纳入了法典。例如赵禹所定《朝律》（或称《朝会正见律》），便是以礼仪入律；所谓“朝觐家庙之仪，吉凶丧葬之典，后世以之入礼者，而汉时多属律也”。等到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开所谓“进论五经异同”的“白虎观会议”以后，统治者们更在《白虎通义》一书中，把董仲舒的神学伦理观点系统化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认定它是永恒性的道德规范，并使之成为封建法律的基本组成部分。

上述“三纲”，是以“尊尊”、“亲亲”原则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宗法等级观念的核心。它所要求确立并遵循的贵贱、亲疏、尊卑、上下、长幼的严格的等级次序，被认为是关系着“王道”得失的不可移易的社会关系的基础。《白虎通义·礼义》：“朝廷之礼，贵不让贱，所以明尊卑也；乡党之礼，长不让幼，所以明有年也；家庙之礼，亲不让疏，所以明有亲也。此三者行，然后王道得焉”。所以在法制方面，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只要能够“臣死君而众人死父，亲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逾距”，便可以达到“寇贼不发，邑无狱讼”的目的。在狱讼当中，只有首先弄清楚这种等级关系，“然后轻重之序，可得而论；浅深之量，可得而测”。具体地说，这种法律面前的差等，首先是“尊君”，维护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所谓“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历代为此所设厉禁很多。从汉代的“祝诅”、“底欺”、“非所宜言”、“腹诽”之类，到隋以后各代的“十恶”罪中谋反、谋大逆等规定，莫不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其次是维护其他各类“尊者”的特权。一方面是严惩以下犯上的各种罪行，另一方面是赋予各类“尊者”以法律上的特权。尤其是后者。身份尊贵的人犯了罪，“废之可见，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但决不能加以捆绑、关押、审讯，让“司寇小吏詈而榜笞之”，因此规定让他们“造乎阙而自请罪”，或者“北面跪而自裁”。再次是维护家族范围内的不平等关系。封建儒家的伦理学说，强调要“严君臣之分，明尊卑之序”，而这首先要“正父子之伦，定男女之别”。所以在正统法律思想中，家族法规被视为国家法律不可分的部分。如家庭连带责任的规定、按照伦常决定刑罚轻重的规定等等，都体现了这种维护封建特权和法律不平等原则的特点。

3、德主刑辅，先教后刑

先秦儒家在强调“礼治”的同时，还强调和“礼治”密切联系着的“德政”。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以德行仁者王”。它强调在治理国家的德、礼、刑、政四种手段中，以德、礼作为主要手段，并且在刑罚的运用上强调“明德慎罚”，“明刑弼教”；“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德刑关系上的这种“德主刑辅”的原则，在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汉代鉴于赢秦“专任刑罚”的教训，在德刑关系问题上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德的主导作用。贾谊曾指出：治国的途径，或道之以德教，或欧（同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气乐；欧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即主张文武并用，刑德兼施，而重点却在于道德教化，强调先德后刑。董仲舒把这种思想纳入他的神学目的论范畴，借阴阳清暖之说来阐释德主刑辅的关系。他认为上天好仁恶戾，贵阳贱阴，也就是“大德而小刑之意”。同时，上天有好生之德，“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天是“任德不任刑”的。总之，德主刑辅，有天理和阴阳、寒暑的道理作为根据，是天经地义，不可移易的。他为正统法律思想的这一基本原则，进一步确立了系统的理论。

董仲舒以后，德主刑辅原则尽管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挑战，但是经过谶纬迷信的流行和儒经的法典化，终两汉之世，一直占着支配的地位。《盐铁论》所反映的西汉中期包括刑德问题在内的一系列论战中，强调依靠刑罚以禁奸止寇的法治派代表人物，虽极力攻诘“笃教以导民”的德治论者，但实际上并未削弱德治思想的深远影响。所以宣帝时期的廷史路温舒就仍然上疏极言“尚德缓刑”的必要。王莽时期，统治者在实行所谓“均田”、“废奴”等办法的同时，试图以繁密的立法来禁绝犯罪，但结果“奸史猾民并侵”，“犯者俞众”。反而导致了此后德化思想的高涨。到了章帝刘炟，接受尚书陈宠的建议，“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箠楚，以济群众，全广至德，以奉天心”。这时和以后，虽也出现过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如王充、王符等人力言法治的重要，但对于“德化”也只是认为“不可独任”，并非予以排斥。至于像荀况强调“惟慎庶狱”，仲长统力主“德教”，是“人君之常任”，刑罚为德教的“佐助”等等，则更是道地的德主刑辅理论了。

4、应经合义，论心定罪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社会上造成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结果，使儒家经学跟着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礼和律的相互渗透，德和刑的相互为用，又使律和经发生了紧密的联系，以至律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和经学并称，受到了官方的同等重视。汉时选举、取士、任官，既要求“明经”，也要求“明律”、“明经”与“善律”、“通律”常相并举。因而不但许多名公巨卿如肖何、赵禹、公孙弘、于定国、路温舒、丙吉等人都以曾为狱吏、“明晓文法”而致位御史、廷尉或丞相，而且一些诸侯王如赵王刘彭祖、淮阳王刘钦和广陵王刘荆等，也都以“通法律”、“善文法”而著称于时。当时要图仕进的一般儒生固然必须研习文法，就是许多经师大儒，也都穷经而兼治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家经义是指导一切的最高准则。这在“白虎观会议”以后，尤其显得突出。这样，便造成了中国法律发展史上两汉时期律学空前兴盛的情况。就经学和律学的具体关系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据经解律。汉代经学的发展，促进了注释之风的盛行。许多经学大师特别是东汉时期如许慎、马融、赵歧、郑玄、何休诸人，都以治经和注经著闻于世。有的更注经而兼注律，或者引律说经，或者引经解律，许慎甚至引律解字，使经、律相互为用。如郑兴、郑众父子和郑玄的注释《周礼》，何休的注释《春秋公羊》，就都常引《汉律》以为说。至于《汉律》的注疏或章句，据《后汉书·陈宠传》：“汉兴以来，三百二年，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其说各异”。《晋书·刑法志》：“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所以，当时不仅已确有《汉律》的注解，而且注家蜂起，各自形成门户，律学著作之多，至使人们无所适从，不得不由天子下令规定一个统一的注本。显然这些注解全都是以儒家经义为说的。另一方面是引经决狱。“应经合义”，不仅是对于立法和法律注释的要求，而且也是对于司法实践的要求。这就是要求在法律规定之外，引据儒家经义决狱。在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所推崇的儒家经典，主要的是《春秋公羊》。所以，实际上也就是依据《春秋公羊》决狱。如董仲舒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他所特别强调的就是“法不远义”，“和不远礼”，“法之所罚，义之所去”，“和之所赏，礼之所取”。吕步舒为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儿宽善决案，廷尉张汤“以宽为秦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其他大臣论事，也多以经义为依据。所谓“不通经术，知古今之大礼，不可以为三公及左右近臣”，原因即在于此。《盐铁论·刑德》所谓“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后汉书·霍谞传》所谓“原情定过赦事诛意”，已成了汉以后魏、晋、六朝封建司法的惯例。

综上所述，以“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原心定罪”的主体的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是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顺达论文它以先秦难闻诸子百家的“仁、礼、德”的并重儒家学说为基础 , 通过“引经决狱”、“引经解律”的方式把儒家思想引入司法实践 。 同时，该法律思想孕含着“天罚天讨”的神权法思想、“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制度、“阳尊阴卑”的阴阳五行说及“专任刑罚”的法家思想等。此后，封建社会的这一正统法律思想虽然经历了各种非正统和反正统法律思想的冲击并随着清末封建社会制度的解体而寿终正寝，但是它影响了汉武帝以后的整个封建时代的法律实践 , 对我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和支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