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德终始说：是中国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
五德”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终始”指“五德”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邹衍常常以这个学说来为历史变迁、王朝兴衰作解释。
中国战国时期阴阳家
邹衍的
历史观。“五德”指土、木、金、火、水五种德性或性能。“五德终始”指这五种性能从始到终、终而复始的循环运动，邹衍以此作为历史变迁、王朝更替的根据。
早期的五行学说，经
春秋时期的“必有胜”、
墨家学派的“毋常胜”（交相胜）到邹衍发展为“五德终始”、循环相胜的观点。邹衍说“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文选》
李善注引）。又说：“代火者必将水”“数备将徙于土”（《吕氏春秋·应同》）。他认为虞（舜）、夏、殷、周的历史是一个胜负转化的发展过程。它按照土、木、金、火、水依次相胜而具有阶段性，又按照始于土、终于水、徙于土的循环往复而具有周期性，“阴阳消息”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五德转移”，又决定着“并世（当世）盛衰”。在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的每一
发展阶段都存在着阴阳两种势力的矛盾和斗争。两者交争，“胜者用事”，历史属于斗争中的胜利者。而这种五德相胜又是被机械的周期律预先决定的，“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认为王朝的兴起必有天意符瑞作为象征和验证。这种天人感应论是为周秦之际的新兴统治势力服务的，故“邹衍以阴阳
主运显于诸侯”。五德终始说具有深远的影响，明代有“奉天承运皇帝”一说，所谓“承运”，即继承某一“德”运。
（1）来源于
道家思想。持这种观点的著述主要有：谢扶雅所著的《田骈与邹衍》、陈槃所著的《写在之后》、
孙开泰所著的《邹衍与阴阳五行》、
白奚所著的《翟下学研究》。
（2）来源于墨家思想。持这种观点的著述主要有：
范毓周所著《“五行说”起源考论》、李汉三所著的《先秦两汉之阴阳五行学说》。
（4）来源于其它思想。
饶宗颐所著的《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认为，《孙膑兵法·地葆》中“五壤相胜”理论与五德终始说之间存在着莫大的联系。胡克森所著的《从五行说到
邹衍五德终始说理论的中间环节》一文认为，邹衍五德终始说的理论来源为春秋末年晋国
史官史墨的政权相胜理论，以及老子“德”的概念。
刘毓磺所著的《先秦诸子初探》一书认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
管子》
五行说的变形表现。王压、胡新生所著的《论邹衍五德终始说的思想渊源》认为前兆迷信是邹衍五德终始说的主要理论来源。
赵潇所著的《论五德终始说在秦的作用和影响》则认为邹衍五德终始说的理论来源于秦的五行文化。秦彦士所著的《诸子学与先秦社会》一书认为“五德终始说”是由历法建正、立闰朔的终始推衍而来的。
孟祥才、胡新生主编的《齐鲁思想文化史一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一书，对诸家观点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并认为五德终始说主要有三个理论来源：一、古老的阴阳、
五行生克观念；二、古老的
天文历法与传统的四时教令思想；三、古老的自然与政事相比附的天人相与学说。
刘泽华教授曾言：“战国末年的诸子百家都参与了‘五德终始’的再创造；阴阳家也吸收了诸子之学。”的确如此，儒、道、墨、法等学派都对五德终始说的构建做出过贡献，上述的研究或基于一点或基于一面，没有综合的去考虑邹衍五德终始说的谨论来源。
邹衍创建“五德终始说”，本意是想从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谈”的阴阳五行研究中，罗列出天降的灾祥祸福，来恐吓那些骄奢淫逸、“不尚德”的统治者们，希望他们能按照
儒家的
道德规范办事、
治民，能“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之施”及于黎庶。但是五德终始说的创立客观上却迎合了
战国后期各国君主实现统一大业的心理愿望，为他们提供了统一天下的理论依据。
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受到历代
新王朝建立者的信奉。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根据邹衍“水德代周而行”的论断，以秦文公出猎获黑龙作为水德兴起的符瑞，进行了一系列符合水德要求的改革，以证明其政权的
合法性，遂成为五德终始说的第一个实践者。
《周书》：“今魏历告终，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实当行录，正用夏时，式遵圣道。惟文王诞玄气之祥，有黑水之谶，
服色宜乌。”
自秦汉直至
宋辽金时代，五德终始说一直是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但宋金以后，沿袭千余年的五运说最终被逐出儒家
政治文化的主流而趋于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