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存文献中辑录已经散佚的文献，以求完全或部分恢复散佚文献原貌的古籍整理工作，简称辑佚。中国古代常用“钩沉”一词指代辑佚工作。辑佚是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辑佚一般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原书尚存，但有短缺，从其他记载中辑录补充；二是原书已佚，而在他书中尚有全书或片段保存，可据以钩沉重现或辑录复原。

Zhongguo guji jiyi

中国古籍辑佚

compiling from Chinese ancient books

古书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受到天灾人祸以及书籍本身的内容质量、传播方式、载体性能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散佚,或者全部亡佚中国西汉所编《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书籍，用唐代所编《隋书·经籍志》加以核对，已经亡佚了百分之六、七十，以后各代书籍亡佚失传的情况与此相类，为了保存文献，充实史料，辑佚工作便应运而生。

辑佚是古籍整理工作中十分艰辛而又颇具学术意义的事情，辨别真伪则是至关紧要的环节。由于辑佚总是从作家本集或原书以外的其他传世文本中发现并获取新资料，而这些资料又都是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接受者转手载入典册，如此，则传播者、笔录者、印行者等等可能出现的失误，使作品的可信性相对减弱。一旦发现被其他典籍有幸保存下来的佚作，首先进行科学、认真、细致的考辨甄别，便成为辑佚者第一位的工作，以此避免讹传，防止贻误后学，确保辑佚自身的学术价值。近读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出版的辑校本《杨文公谈苑》（李裕民辑校，与宋人张师正《倦游杂录》合刊），由该书《前言》即可见出辑校者在钩沈佚作和考辨真伪方面所作出的显著成绩。

《杨文公谈苑》（以下简称《谈苑》）是记载杨亿（字大年，谥文，故称文公，公元974—1020）言谈的语录笔记。始由杨亿乡谊门生黄鉴（字唐卿，《宋史》卷442有传）杂抄广记文公与人交谈的部分话题而初成一帙，世人谓之“《谈薮》”，或称“《南阳谈薮》（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然内容“交错无次序”（宋庠《杨公谈苑·序》），其后由宋庠（996—1066）删订整理，类为二十一门，“勒成一十五卷，辄改题曰《杨公谈苑》”（同上）传于世。明中叶以后该书失传。

杨亿乃一代奇才，名重天下，学者宗伏，领袖群彦，连欧阳修、苏轼也多所艳叹。“文辞之外，其博物殚见，又过人远甚。故当时与其游者，辄获异闻奇说，门生故人往往削牍藏弃以为谈助”（宋庠《杨公谈苑·序》）。由是，《谈苑》成书后即广为流传，且远播海外。但书中所录殆非杨亿笔削，且经后人整理，流播中难免产生讹误。在原书失传数百年之后，辑校者从群书中钩沈成集，去伪存真，再广流传，使学者省却翻检之劳而能览其概貌，实乃一大功德。惜尚有个别疏漏，未及精审。即如《谈苑》163页第203条记《穆修》云：

文章随时风美恶，咸通已后，文力衰弱，无复气格。本朝穆修，首倡古道，学者稍稍向之。修性褊忤少合，初任海州参军，以气陵通判，遂为捃摭，贬籍系池州，其集中有《秋浦会遇》诗，自叙甚详。后遇赦释放，流落江外。赋命穷薄，稍得钱帛，即遇盗，或卧病，费竭然后已，是故衣食不能给。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有儒生数辈，至其肆，未评价直，先展揭披阅，修就手夺取，瞋目谓曰：“汝辈能读一篇，不失句读，吾当以一部赠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经年不售一部。

穆修乃北宋前期文坛的重要作家，也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之一。他以力倡古文而著名于世，《宋史》谓“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糜然从之；（穆）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本传》）。正因如此，穆修时常成为宋代学人评议的热门话题之一。从苏舜钦的《哀穆先生文》、范仲淹的《尹师鲁河南集序》，到沈括的《梦溪笔记》（艺文）、叶适的《习学记言序目》（卷七十四），乃至许多宋人笔记，都有评述穆修其人的文字。应该说，《杨文公谈苑》如果有议论穆修的文字，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上引文字首先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评论穆修在宋初文章发展中的作用，然后讲述其个性特点、生平境遇以及晚年印行传播韩柳古文的情形。考诸典籍，皆持之有据，非无根游谈，大体符合史实，足可征信。《谈苑》的辑校者在该段文字之末注有出处“同上”二字，则知与第202条《李符知春州》同辑自《类苑》卷七十四。

《类苑》即《宋朝事实类苑》，又称《皇宋事实类苑》（见本书《自序》）、《事实类苑》（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乃宋人江少虞编选。辑校本《谈苑》自63条至213条均由《类苑》辑出，计151条，占全书233条中的五分之三还要多，惜辑者未能说明所用版本。今检四库全书本《事实类苑》为六十三卷，则《谈苑》当据别本辑录。《类苑》的编选者江少虞生活于南北宋之交，曾官左朝诸大夫，生平事迹已不可详考。其“以宋代朝章国典见于诸家记录甚多，而畔散不属，难于稽考，因为选择类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数十家北宋笔记的有关内容“比附伦类而整齐之，去其文不雅驯或有牴牾者”（《自序》），选义按部，考词就班，历十四载编成此书，而北宋一代遗文逸事略具于斯，足观当时风政，故学人士林喜传乐道。该书梓行于绍兴十五年（1145），由于江氏征采浩博而又全录原文，所谓“据实条次，不敢以一字增损”，“不敢断以己意”（《自序》），故能保持史料原貌，具有较强的可信性，王士祯称该书“宋人说部之宏备而有裨于史者”（《居易录》）是颇具眼力的。至于穆修性格、行事，不仅史有所载，且有文集传世，披览即知，无需赘言征引。(杨庆存)

中国较早从事辑佚工作的是宋代的黄伯思(?1118)和王应麟(1223～1296)。黄伯思曾从马总《意林》及李善注鲍照《舞鹤赋》中辑出已佚的《相鹤经》。王应麟则有感于《易》学独传王弼，《尚书》只存《伪孔传》，便从群书中辑出有关郑玄《易注》、《书注》的资料编成《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他又感到四家之《诗》只有《毛传》流传，便从群书中采集有关其他三家诗说的资料，编成《三家诗考》。“嗣后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略遍”(章学诚《校雠通义·补郑》篇)南宋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写有一篇《 书有名亡实不亡说》，是最早提倡和研究辑佚理论与方法的文献，标志着辑佚学的发端。明代祁承在《澹生堂藏书约》中补充了郑樵的观点辑佚在清代最为兴盛,成为专门的学术事业。有专辑某学科著作的，如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30卷，辑存了唐代以前的群经训诂；有专辑某书注解的,如臧庸的《尔雅汉注》3卷，辑存了汉代各家注释《尔雅》的文字；有专辑某人著述的，如袁钧的《郑玄佚书》79卷，辑存了郑玄的一些著作。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已经亡佚的古代典籍 385种，4946卷。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大规模辑集古代经、史、子集四部佚书的宏举,如马国翰辑成经部书444种，史部书8种，子部书 178种共630种，印成《玉函山房辑佚书》。黄辑成“经解”86种，“道纬”56种，“子史钩沉”74种，印成《汉字堂丛书》 (又名《黄氏佚书考》) 。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则广泛收集唐代以前的文章，共得3519名作者的文献746卷，分 15集印行。清代的辑佚实践大大丰富了古籍的品类和种数。尽管如此，辑佚工作仍需要开展，不仅原有的古籍可以继续作为辑佚的对象，古文献的不断出土和发现也为辑佚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

开展辑佚工作需要根据目录著作了解古书的存佚残缺,需要通过辨伪来考证辑录文献的真假是非,需要通过版本和校勘来审订所辑字句的异同多寡和是非得失。因此，辑佚工作需要运用目录学、辨伪学、版本学和校勘学多方面的知识用以辑佚的资源很多,主要有类书、总集、方志、古注、金石以及新出土的古代文献等。刘咸在《辑佚书纠缪》中提出辑佚中“漏、滥、误、陋”四大弊端：辑录而不遍检全书称为漏；本非佚文而指鹿为马称为滥；不审时代，据误本、俗本称为误；不辨体例，不考源流称为陋。可见，辑佚工作需要有广博的古典文献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