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笔意涉及上至君王将相（如赵武灵王、信陵君、蔺相如等），下至乡野村姑，渔人仆者，覆盖面之广、立意之新、论说之大胆、畅快淋漓，是古来少有的，因此一旦写出便引起了广大学子文人、维新同仁的高度重视，在全国掀起一股热潮。

梁启超传略见前。作为近代较早“睁眼看世界”的爱国知识分子，梁启超痛苦而清醒地看到了正在蒙受异族欺侮的中华民族，国运衰微的内在症结——民族精神的孱弱。如何振奋国民精神，奋起御侮，拯救我华夏于水火之中，梁氏苦苦寻觅，终于找到了他以为可行的道：尚武之道。

梁启超是怀着极大的激情来写这部书的，并亲自写了近五千字的序，为了这部书能在青年学子中广泛阅读，他还为教师们写了供讲解参考的《凡例》，他希望这部书能够唤起国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以此书为中国之武士道“招魂”，其情悲壮，其心热忱。

创作原因

在《中国之武士道》的《自序》中，梁氏首先解释他为何起题：“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他认为自黄帝以来，华夏民族就是靠武力征服夷蛮在这广博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并且自有正史开始的五百年间，卓越的尚武人物不计其数，他从“穆然以思”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形成这第二天性是时势、地势、人力造成的。

分析古国状况

梁氏分析，春秋战国间，之所以民风强悍，是因为强手很多，不强无以自存，“而推其致霸之由，其始皆缘与他族杂处，日相压迫，相侵略，非刻刻振后无以图存，自不得不取军国主义，以尚武为精神，其始不过自保之谋，其后乃养成进取之力。诸霸国之起源，皆赖是也。”于是，上自君主，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提倡尚武精神，“有势位者，益不得不广结材侠之民以自固，故其风扇而弥盛，名誉誉此者也，爵赏赏此者也，权利利此者也，全社会以此为教育，故全民以此为生涯，轰轰烈烈真千古之奇观哉！”而尚武精神的丧失是随着专制集权的日益巩固而造成的“统一专制政体，务在使天下皆弱而惟一人独强，然后志乃得逞。故曰：一人为刚万夫为柔，此必至之符也。”

他认为，从秦始皇开始，君主们开始了“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诸咸阳，销锋铸■，以弱天下之民。”的行动。又曰：“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民气之摧残自兹始矣。”然而，秦的统治并不长久，因此在民间还保存着尚武的遗风，在楚汉相争期间，还能涌现出张良、田横等优秀人物。但随着汉高祖、景武两次中央集权的加强，用血腥镇压使人民不敢反抗，“杀豪俊弱天下”、“群天下血气之士于辇毂下，使其心志佚于淫冶，其体魄脆于奢靡。”而此后用酷吏、法网使人们不敢存尚武之心。因此，他说，武士道是与霸国政治相终始的，是时势造成，并不是中国民族从骨子里就是柔弱的。

梁启超毕竟是乐观的，他看到了时局下中国之弱，也看到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西哲有言，凡可以以人力破坏之物，必还可以以人力恢复之。夫我族之不武，其第二天性耳，若夫最初之天性，则举今存诸族，未有能出吾右者。此历史所明以告吾侪也。”因此，他希望自己能为民族之风的振兴做些事，即从历史中找出蕴藏于民族血脉中尚武国强之风的佐证，用以振奋国人。

在序的结尾处，他又不厌其烦地解释尚武何以称为“武士道”，因为武士道是日本民族振兴的根源，“大和之魂”，他认为这个名词“其名雅训，且含义甚渊洁”，所以借来一用。

介绍著名人物

在梁启超“呜呼，我同胞兴！兴！！兴！！！”的大声疾呼中，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中国的武士道吧——在《中国之武士道》中，梁启超分四十三篇，共介绍了从春秋战国到汉初七十一位以武德闻名天下人的事迹。他以“新史氏”的身份为每位人物加以述评。与众多史家作史不同的是，他是以史实来论时政，其中贯穿的就是尚武思想，那么，什么才是武士道呢？他列举了以下几种：一、常以国家名誉为重，有损于国家名誉者刻不能忍；二、国际交涉，有损于国家权利者以死生之争，不畏强暴；三、苟杀其身而有益于国家者，必趋死而无畏；四、己身之名誉或为他人所侵损轻蔑，则刻不能忍，然不肯为短见之自裁，不肯为怀恨忿之报复，务死于国事以恢复武士之誉；五、对于所尊长辈常忠实服从。即使这样，如果其举动有损于国家大计或名誉者，虽出自所尊长，亦常抗责之不肯假借，事定之后，不肯自宽其犯上之罪而常以身殉之；六有罪不逃刑；七、居是职也，必忠于职守，牺牲自身甚至牺牲自己的一切来殉职；八受人之恩以死报之；九朋友有急难以相托，常牺牲自己身家性命甚至一切利益来救助；九他人有难，虽然没有求我，但我认为有大义存在，所以自告奋勇去救助，事成之后并不居功自傲；九为了保守他人秘密可以自杀来守住秘密；十死不累及他人；十一宁死不为俘……（见《饮冰室专集·自序》）

梁启超钦佩这些义举，认为这是民族尚武精神之所在，也是解救当世中国之危难，振奋国民精神的良药。因此，他按照时间顺序将这些人物的事迹一一写出，每篇加以按语，点明其可贵精神之所在。

首开其篇的是——孔子，他认为天下大智大勇的，应首推孔子。他举鲁定公十年孔子于仓卒间救国难，订盟之际力争国权不让步一事为例，说明后来所提倡儒家忍让之风是忽视了孔子“临大难而不惧，圣人之勇”的这一面的，可见孔门尚武之风，必甚盛矣。……说文训儒为需弱，其去孔子之真，不亦远乎？”他以此来为那些崇尚所谓中庸礼让的酸腐文人拔开眼前的迷雾，振奋他们心中已熄的热情。

另一个受梁氏赞扬的先哲是墨子，公输般为楚袭宋造云梯，墨子步行十日十夜去见公输般，与他斗智斗勇，面对死亡的危胁毫不畏惧，终于保全了宋国一城百姓。事成不居功。梁氏之所以举墨子为例，也是有他一番苦心的，因为“墨子以战死为光荣，而述学之目的，即在于是矣。故门弟子百数，皆可赴汤蹈火，其所以为教者侠然也。”梁氏希望读书人应以墨子及其弟子为榜样，学以报国，这在国势衰微之际尤其迫切。梁氏认为，学子应学习墨家勇敢无畏的精神，而统治者更应用墨家的学说教育国人，使其可为国家赴汤蹈火，拯救国难，他说“故欲备军民资格者，不可不学墨”，因为，他认为墨子及其弟子具有最宝贵的精神品质，那就是“重然诺，重义务，轻死生”，若国人皆如此，何惧强人来袭，又怎会被人笑为“不武之民族”！

作为一个政治家，梁启超有自己的独特的关于“爱国”的理解，那就是，“国”是全体民众的国，国不等于君，国重于君。他赞叹晏子的“死国不死君”的做法，认为这是大义所在，而鬻拳的国君兵败而归，鬻拳拒不迎接，而是鼓励甚至逼迫国君再次作战并取得胜利，雪洗国耻。他说：“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鬻子其爱君以德者欤？君为社稷死而死之，又何凛凛也。武士之精神具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梁氏对鬻子这种看似叛逆做法的高度理解与赞叹。“国”是民众的国，由此，是否为民众的国而战至牺牲则成为梁启超鉴定“侠士”的标准。很多史书将刺客专诸与荆轲、聂政等人列在一起谈，而梁氏并不认为专诸具有真正的尚武精神，他认为专诸只是狭义上的忠君，为傀儡君主而死，于是将专诸列为传记之外。

他认为，“尚武”的前提是应当有一颗宽厚的心，能够体恤他人，却又能刚毅果断视死如归才是真正的武士之道。因此，当他写至聂政行刺后为了不连累姐姐聂荣“抉眼屠肠以绝迹”时，不禁叹道：“且有天性凉薄之人作侠义之事？”认为读者应当“学其厚”。基于此观点，他对要离为了行刺顺利没有连累，而杀妻屠子很不以为然。他这样评道“要离之事业，非有益于国而至湛弃其无罪之妻子，以长君之恶，君子弗称也。”写要离的原因是因为他爱惜名誉，知道自己所犯的的罪过是“不仁不义”，所以勇敢地用自杀来弥补过失。吴王要奖赏要离，要离曰“不可，臣请必死。’吴王止之。要离曰“夫杀妻子焚之而扬其灰以便事也。臣以为不仁，夫为故主杀新主，臣以为不义。夫■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庆忌为之赐而不杀耳。臣己为辱矣。夫不仁不义且已辱，不可以生。’吴王不能止，果伏剑而死”。梁氏认为，这种爱惜名誉，不惜以牺牲生命而雪洗耻辱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是“当时武士之训条也”。

梁启超身为文人，十分赞赏那些为解救他人急难自告奋勇献计献策，功成身退的智者。在本书中，他以大量篇幅描写了品行高节的鲁仲连于危难时救赵国的大义大勇行为，并对他不受封赏退千金甚至逃于海上的行为赞叹不己。认为鲁仲连是学子文人的楷模，“鲁仲连一书生，未尝与闻诸侯之政，未尝预军事。然观其折梁使存赵国，其词气之间，一何凛然其不可犯也；其权利思想，一何高尚而圆满也。秦将闻之而为退却，盖浩然正气有以胜之矣。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与于斯。”他盛赞鲁仲连“为人排难解纷而无取”的精神，并且慨叹“岂惟鲁仲连，凡古来之豪杰皆予我可学之模范矣。而学者曰“我不能我不能”独奈之何哉？”由此可见，梁启超是怀着怎样一副忧患时事的炽热心肠来写作这部史论文的。

在这本专集中，他集中描写了一位拯救民族于异族侵扰并且光复民族的君王——赵武灵王，认为他是君王中尚武精神的最好体现，是“自黄帝以后，数中国第一雄主。”他是这样评价赵武灵王的功勋的，“中山者，春秋之鲜虞赤狄最大部落也……使中国百年无宁息者，此族也……为中国病者已三千年……至武灵王乃犁其庭而扫其穴也。吾以为靡赵武灵王，则五胡之祸，竟见于战国之际，未可知也。故武灵王实我族之大功臣也。”他赞赏赵武灵王驱异族拯国难壮国威的历史功绩，但更钦佩的是武灵王向异族学习，实行胡服骑射，一扫汉族长衣冗带虚名好功的颓废之气的先进眼光与雷厉风行的措施，“举朝实行胡服，得地改为骑邑，其所以振厉尚武精神者至矣。率能大张军国主义，收不世之功，若于中国求斯巴达，则其时之赵当之矣。”他还对武灵王为了解敌情亲自去敌营刺探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乃至微服冒险入秦庭，倏忽而来，倏忽而逝。呜呼，武灵王其犹龙乎？”

学史可以明智，梁氏之所以如此赞叹武灵王，正是由于他看到了清政府的弊病——闭关锁国，不知学习先进文化、军事科技乃至国运衰微，他希望能有贤明的君主象赵武灵王一样改变中国“万马齐喑”、饱受异族侵略凌辱的现状，使中国振翼而起，立足于世界之林。

不仅梁启超本人的文章启人心智，而他的两位好友为他写的洋洋数千言的序（刊于文集之前）更是论证有力、文气恣肆，成为梁氏文集的最好的解说，我们这里不能不对这两篇序提起高度重视：其一，蒋智由寄自日本东京的序（人称蒋序）。在这篇序中，蒋分析了时局，并且指出在此民心孱弱之际，出版此书的重要性：“凡有绝大战争，往往赖有雄伟之文字，淋漓之诗歌而后其印象留于国民心目之间，否则不数年而黯晦消沉以尽”。

他认为，社会上优秀人物的出现，优良事迹的传扬依靠文学来使其深入人心，融化于民族血脉之中，否则，人民会很快返回昏庸陋劣的状态，接着，他分析国民的弱点”否恐私斗勇、公斗怯国人之性质”，这一论点可谓剖析民族弊病的先发之声。他认为中国于小群体中好勇斗狠，仿佛“蚁之斗于隙中，不知有天地之大”，却对民族的事业毫不关心，因此虽然人数号称四万万，是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却被异族所统治蹂躏“异族列强得统辖吾之土地而鞭吾之人民，而我人种俯首贴耳不稍自耻，奋怒于心而思振起”，他认为长此以往，我国定会国运衰微。因此，希望梁启超的这本书能够起到唤起国人，奋起御辱的作用，在民族中树立起尚武的浩然正气，将民族从水火之中解救出来，“诚审是意而读是书，取古人武勇之精神，因时事而善用之。”言辞之恳切，词锋之犀利使人闻后思奋起。

其二，湘潭杨度的序，他的言谈更是一针见血，中国之人无自保生计之国家，其生计日为他国国家所分取，他国国民所分夺，而日陷于九生一死之地。他分析，中国之所以成了现在的局面，是因为“然其原因则必由于我国民之公德不昌、各谋私利，于团体公共之利益毫不注意故不能组织国家以谋公共之生计”，“至于今日四百万余之土地，五十年中已失去二百三十余万英里矣。士商不振，每岁流出之财已至一万万四千余万矣……

杨度认为我国已到了不日将饿殍盈谷的时候，必须振奋起来，团结御辱。他认为无论采用无政府主义（虚无党）的办法也好还是用革命的方式，只要能够振我国威皆可采用，“或者挟虚无党之利刃以与雷电争光也；或者举革命军之旗以与风云竞色也，或者奋军民之气以使中国国旗扬威振彩于海外”。这就是更大胆的具有煽动性的言论了。

《中国之武士道》作于清光绪三十年，正是清王朝即将覆灭之时。统治者无疑视康梁等人维新言论如敌仇，恨不能灭之而后快。更何况这是本意气洋洋启民心智的书，书的内容与三篇序具有极大的感召力，能够起到团结人民奋起反抗的作用。为了箝制人们的思想，《中国之武士道》及其序言在全禁之列自不待言。解放后中华书局再版了《饮冰室合集》，此书收于专集之二十四，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