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诗选》是晚清学者
俞樾在日本学者协助下编有，正编四十卷，补遗四卷，共选了500多位诗人的5200首诗。上世纪80年代中期，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过《
日本汉诗选评》，由程千帆先生、
孙望先生评、吴绵等注解。此书选约200位诗人300余首汉诗，自8世纪至20世纪初，有律诗、
绝句、古体乐府等。
在近代中国，最早开始从文化接触的角度研究日本的是温州平阳人
宋恕。他把
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与近代日本的堀起这两个课题结合起来考察。出于对中国史上体制与思想一体化现象的反思，从对传统中国的批判与现代中国的再建两个方面构筑了新的思想典范。
现存最早的日本汉诗是
大友皇子（648—
672年）所作，其中有首《述怀》诗说：“道德承天训，盐梅寄真率。羞无监抚术，
安能领四海。”其口吻与
皇储的身份完全契合。
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三年（751年），第一部日本汉诗集《
怀风藻》面世。此书收存诗117首，数量虽然不多，但作者基本上是上层统治者的精英人物，他们模仿中国
六朝的诗风，形式上以
五言诗为主，在日本文坛很快刮起了一股“
中国风”。如刀利宣令的《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赋得稀字》诗云：“玉烛调
秋序，金风扇月帷。新知未见日，送别何依依。山际愁云断，人前乐绪稀。相顾鸣鹿爵，相送使人归。”此诗颇具我国齐梁诗之余韵，高标初唐风格。和魏晋六朝之作相比，在诗风上也几无差别。
日本汉诗的风靡于世，和我国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密切相关。由元稹的《
白氏长庆集》可知，那时的
白诗在朝鲜是“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作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
日本汉诗的发展高峰在平安时期（794—1192年），大约相当于我国的中、
晚唐至南宋时期。此一时期，相继出现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三部汉诗集。由于天皇积极参与编创，无疑提高了汉诗的社会地位，有力地推动了它在日本的广泛流播，同时，汉诗在形式上有了新的变化。如我国唐诗中盛行的七言和七言歌行体等，在日本汉诗作者的笔下涌现。模仿乐府诗的汉诗也应运而生。譬如《
怀风藻光身帝范明治时期，编印的日本汉诗总集、别集共有769种，2339册，20余万首诗，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要知道我们的《全唐诗》也不过五六万首。应当说汉诗在国外的传播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除了古代日本，古代朝鲜和古代越南在这方面的诗歌也很多。
日本学者小西甚一著有《芭蕉与唐宋诗》，谈到
江户时代著名俳谐诗人
松尾芭蕉沿承杜甫、李白、
寒山、
苏东坡、黄庭坚等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风，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但他并非直接接受中国诗人的影响，而是通过禅林学人的解说。从天和期到
贞享期芭蕉风格的形成，以禅的模式理解唐宋诗乃是重要的契机。这是17世纪日本诗坛的一般动向，芭蕉卓有成效地表现出了这一点。这一实例描述了中国文学外播的轨迹：?
宋诗→五山学僧→松尾芭蕉?再如
江户时期日本一位著名学者兼诗人
赖襄，有一首《夜读清国诗人诗戏赋》，所评及清朝诗人，有
陈子龙、
钱谦益、
吴梅村、
施闰章、
朱彝尊、王士
宋琬、
冯班、
蒋士铨、
袁枚。异国诗人的评价对我们的古诗研究当然具有参考价值。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纵向角度梳理中国古典文学向外传播的历史，还是以横向角度清理国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成果，都是大有可为的。
曹昇之（1947— ），即曹旭，江苏金坛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文学博士。全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1993至1994年，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访问讲学。代表作有《诗品集注》、《诗品研究》和《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主要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文论以及近代诗歌。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所著凡五百余卷，称《春在堂全书》。除《群经平议》五十卷、《诸子平议》五十卷、《茶香室经说》十六卷、《古书疑义举例》七卷外，《曲园俞楼杂纂》共百卷。《清史稿》有传。 归青，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诗学、汉魏六朝文学和批评。著有《南朝宫体诗研究》（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