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出版志》是建国后上海第一部出版志，它用实事求是的观点记述了上海出版业的兴衰、起伏。从宋元时代雕版刻书，到近代机械印刷，再到当代电脑排版，全面地反映了上海出版业的历史和现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上海出版志》的特色之一，其中记载了许多堪称“全国第一”的出版史料。人们可以看到先辈创业的艰辛。大量翔实资料反映出先辈的敬业、严谨、创新、奉献的优良出版传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十二年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决定上海市地方志系列应该有一部反映上海出版事业的专业志。遵照市委、市府关于编纂上海市地方志的指示精神,上海市出版局成立上海出版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3月,上海出版志编纂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到会有上海出版系统有关负责同志一百多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洪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建、市党史办副主任马飞海到会,并讲了话。会上还通过了上海出版志五年(1988～1992)编纂规划,计划征集一千万字资料,撰写一百万字初稿,十年任务争取五年完成。同年9月,召开了第二次编委扩大会议,会上着重讨论了《上海出版志》的篇章结构。由于意见分歧,一时难于确定。1991年11月,宋原放带领徐寿明、杨震方(作者)专程去南京,向走在我们前面的江苏省出版志学习,特别请教省志出版篇章结构的设置。同时,我们对湖南、山东、湖北等省志有关出版的篇章结构认真加以研究。在市方志办的帮助下,经过多次讨论，集思广益,《上海出版志》的篇章结构,四易其稿,终于定了下来。1995年3月,由于人事变动较大,编委会又做了较大的调整。此后,加快了工作进度。我们邀请了在出版、印刷、发行等方面三十几位有丰富工作经验、熟悉史料的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的老同志共同参与《上海出版志》的编纂工作。针对大家不熟悉志书体例的状况,举办了培训班，请市方志办推荐的专家来讲课,组织大家学习“修志工作须知”，帮助大家立志修志,熟悉志书要求,为撰写志稿打下基础。

上海的出版资料浩如烟海,如何占有、辨别、提炼资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三十多年前,从1962年到1966年,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的同志曾经编译、撰写、整理了几百万字极其珍贵的出版资料,其中有老出版家汪原放、李小峰等撰写的上百万字的回忆录；编译了中国近代早期出版机构广学会的档案资料;辑录了上海书业公会的档案资料;汇编了近代的出版法令；整理了连环画的史料、中国儿童文学的史料、朱联保等出版家撰写的部分出版大事记等。在1988～1993年五年间公开出版的《出版史料》季刊上披露了近五百万字史料,有的还出了书。十多年来,我们还注意发掘和搜集过去被忽略了的国内外有关出版的资料以及建国后的新资料。

在此期间,在上海党史办、上海总工会推动下,我们组织撰写并出版了《中共上海市出版局组织史》、《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中华书局职工运动史》、《上海印刷工人运动史》,还撰写了“利群书报联合发行所被封事件”等六个专题史料,充实了革命史和工人运动史的内容。为了大力搜集当代出版史料,我们倡导和推动各出版社、书店、印刷公司、印刷研究所、印刷学校撰写本单位的沿革、书目、大事记,出版纪念册,保存了大批新资料。这项工作先后有一百多人参加。这样,征集的出版史料大大超过一千万字。这些宝贵而又丰富的资料，为我们撰写《上海出版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98年8月,全志各篇章陆续写成,约有一百五六十万字的初稿。在全志撰写过程中,分篇进行审议,稿件至少要作两次以上的修改。自1997年9月至1998年8月,对全志的重要部分,如大事记、人物、图书、印刷、发行等章节均请编委会顾问、委员及系统内外资深人士及各出版社的总编、社长等进行评审,听取意见。市方志办和市委宣传部党史办领导以及有关专家学者也对出版志的重要篇章进行了评审,前后共开过八次评审会。每评审一次即修改一次。经过数易其稿,最后约请曹宪镛同志负责通稿和润色,拿出了《上海出版志》评审稿。1999年12月6日,举行《上海出版志》审定会，市方志办、市地方志审定委员会、市委宣传部党史办及有关专家学者对《上海出版志》评审稿给以充分的肯定,正式通过评审。《上海出版志》评审稿通过后,又根据评审意见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随即拿出了验收稿。2000年9月市方志办组织验收,对《上海出版志》稿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订意见,并通过验收,同意交付出版。

《上海出版志》的图片,从大量历史图片中选用了300余幅图片,丰富多彩地反映上海出版业的昨天和今天。

《上海出版志》终于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10月胜利完稿,在新世纪之始正式面世,这在上海出版界是一大盛事。在《上海出版志》正式出版之际，谨向参加和支持《上海出版志》的编纂、评审、修订工作的所有同志,对一切无偿提供研究成果和资料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序 凡例

总述 大事记

第一篇出版机构

第二篇图书

第三篇期刊

第四篇编辑业务

第五篇书刊印刷

第六篇书刊发行

第七篇教育和科研

第八篇管理

第九篇党政群团

第十章人物

第十一篇专记

第十二篇补记

附录

概述

古代上海地区雕版书，大体有官刻、家刻和坊刻三类。

官刻有宋代庆元六年(1200年)华亭的县学，明代嘉定的县署，清代上海道署、上海榷署、金山县署等，均曾刻书。清康熙两次檄州县修志后，上海各县先后建立地方志局，编纂和出版本县县志。有的县还刊行了镇里志，有嘉定的南翔镇志、马陆里志、真如里志、安亭志等。

家刻颇多，几乎各县皆有。家刻主人多为高官、学者文人或藏书家，刊行古籍、先人或本人的诗文集，在外地刊行或雇刻工在家中刻书。南宋有松江的钱希武。元代有华亭洙泾法忍寺的船子和尚。明代有上海的郁文博，陆深、陆楫父子，顾定芳、顾从礼父子；华亭张之象的绮兰堂，何良俊、何良博兄弟的香严精舍，以及陈子龙的平露堂、王圻、陈继儒；嘉定的徐学谟、马元调。上海的徐光启著译甚丰，刻书也多，但多在北京等地刊行。清代有青浦王昶、嘉定钱大昕，都是大学者，著述宏富，刻书亦多在外地。南汇吴省兰的听彝堂，金山钱熙辅邀张文虎、顾观光、李长龄、钱熙咸辑印《守山阁丛书》，松江沈恕的古倪园，上海郁松年的宜稼堂、徐渭仁等都闻名于世。其中尤以明代松江的平露堂、清代上海的宜稼堂和金山的守山阁为最。

坊刻，明中叶上海大东门外有黄文正书店，不过规模较小，出书不多，1926年(民国15年)仍然存在。明万历年间苏州的扫叶山房清末设分店于上海，后总店迁来上海，成为近代很有影响的书坊之一。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上海正式开埠。12月23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来上海创办墨海书馆。以后，1860年(咸丰十年)，美华书馆迁来上海；1864年(同治三年)，土山湾印书馆创立;1876年(光绪二年)，英国人美查的点石斋石印局开业；接着，日本商人也来上海创办了修文书局和乐善堂书局。这批外国人办的出版机构带来了新的印刷设备、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出版各种图书期刊，也带来了西方文化。这些外国人办的出版机构标志着中国出版现代化的开始，刺激了上海出版业的发展。

1862～1908年，上海出现80多家新书店。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上海成立了以出版雕版书、石印书、翻印古书为主的书坊同业组织上海书业公所，同年又建立了以出版新书为主的书店同业组织上海书业商会，形成了上海的出版界。1940年，改组为上海书业同业工会。

在此期间，上海棋盘街(今河南中路)逐渐成了书店林立的文化街。自此，凡大书局必于此设立营业窗口，书店越开越多，后来延伸到了福州路。人们称之为“福州路文化街”。

这个时期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雕版书为主)、申报馆(铅印书)、点石斋石印局(石印书)、广学会(铅印书)和商务印书馆(铅印书)。

其时商务印书馆的崛起，尤为世人瞩目。该馆经过中日合资，不断引进技术，到1932年前后，拥有职工4500人，全国各地分馆有85处，成为中国最大的文化出版企业。

辛亥以后，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书局陆续开业。自此，中国出版业十之八九集中在上海。石印、铅印逐步代替雕版。私营出版业在数量上、影响上远远超过早期的教会书馆和官办的出版机构。

五四以后，20年代到30年代，上海的新书店层出不穷，新期刊如雨后春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先后创立了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无产阶级书店、华兴书局等革命的出版机构，出版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书刊，传播革命的种子。一些知识分子创立了昆仑书店、大江书铺、光华书店、北新书局、创造社出版部、春野书店、开明书店、现代书局、南强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湖风书店、新月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中小型出版业，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社会科学和新文学的书刊。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在上海等地立即建立一批官方出版机构。

1932年，邹韬奋创办了新型的生活书店，几年后，黄洛峰、徐雪寒等又建立了读书生活社和新知书店，三家书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作者，十多年间，创办《生活》周刊等近30种期刊，出版各类图书1000多种。抗日战争时期，更得到蓬勃的发展，仅生活书店一家在全国各地就设立了55家分店，形成了全国的发行网，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革命文化堡垒。上海“孤岛”时期，胡愈之等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条件，创立复社，一个月内翻译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介绍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风行一时。接着，在毫无资金的条件下，四个月内出版了600万字的《鲁迅全集》，创造了奇迹。于是，读书生活社也如法炮制，用三个月时间在上海首次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的全译本，发行全国。上海沦陷后，姜椿芳与苏商合作，创立了时代书报出版社，出版进步的书刊。抗战胜利后，原来上海出版社陆续迁回上海，重整旗鼓。生活书店等进步书店以一二三线的巧妙部署，坚持革命的出版工作，直到国民党政权垮台前夕。这时，抗战期间在内地创立的海燕书店、群益出版社、大孚出版社、文光书店等也迁来上海；新办的上海出版公司、晨光出版公司等先后开业，上海出版界又呈现短暂的活跃局面。

上海解放前夕，出版机构有250家左右，其中资本在500万元的一家(商务印书馆)；400万元的一家(中华书局)；30万元以上的4家(世界、大东、开明、正中)；10万元以上的4家(北新、现代、华通、儿童)；2万元以上的16家(广益、群益、锦章、有正、中原、校经山房、大众、新中国、会文堂新记、太平洋、佛学、中央、生活、铸记、南强、法学)，其余都是万元以下的小书店。大书店多附设有发行部和印刷厂，中小书店除出书外兼营发行。

民国年间，全国出版了各类图书10多万种，其中十分之七八是由上海出版业完成的。上海出版业对中国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后，上海的出版事业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出版机构17家，军管2家。军管的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资产清理后，对官僚资本加以没收，商股则发还本人。对所有从业人员都作了妥善安置。

1951年1月，根据国家关于出版分工专业化的决定，原来集出版、印刷、发行于一体的华东新华书店分成3个单位：即华东(上海)人民出版社、华东印刷管理处和新华书店总分店。与此同时，共青团华东团委建立华东青年出版社，市总工会建立劳动出版社。1952年，又建立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建立上海卫生出版社，教育图片出版社。1958年，建立中华辞海编辑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后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在对私改造过程中，上海先后成立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后改组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新知识出版社(后改组为上海教育出版社)，新美术出版社、画片出版社、朵云轩(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解放初期，上海私营书店有205家左右。1952年前后，盲目发展到391家，其中除少数书店，如平明出版社外，大多机构不健全，编辑力量薄弱，资金短缺，不具备必要的条件。“三反”“五反”运动后，1952年政府开始对私营书店整顿，开展营业许可证的登记注册工作。1953年底，从321家减到252家。政府组织业主学习党和国家的政策，要求他们出好书，不要出坏书；推动他们在自愿原则下组织联营。有74家书店组成通联书店(后共有93家参加)，三民图书公司等8家组成童联书店；37家组成连联书店；14家地图出版社组成上海地图联合出版社；5家文艺书店组成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等。有些具备条件的，在自愿的原则下，实行公私合营。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龙门联合书局、上海地图联合出版社等先后迁京，分别实行公私合营。上海先后成立了9家公私合营的出版社。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大部分编辑出版专业人员参加国营或公私合营出版社工作。发行人员参加新华书店或上海图书公司工作。

随着经济建设的展开，人民群众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学习业务的热情高涨，上海出版业有了充分发展的有利条件。1950年，全市出书5388种，占全国的44%；印数9.9万册，占全国的30%。1951年，出书猛增到10246种，占全国的33%；印数达2亿4千万册(张)，占全国的35%。1956年，上海出版业调整为14家专业出版社，面向全国。职工有1540人，其中编辑人员783人。由于上海的编辑、出版、管理人才众多，著译力量雄厚，印刷力量和发行力量较强，所以上海仍然是中国重要的出版基地。

十七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各出版社在制订选题计划、关于编审职责、关于作者工作、关于编辑加工、实行新的稿酬制度、关于读者工作等方面，建立了一系列保障图书质量的规章制度，逐步形成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和著译者有良好的关系，在全国统一规划下有计划有系统地出书，出了不少好书，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出版社的工作基本停顿。1972年，市出版局被撤销，10家出版社强行并为一个大社，也称“上海人民出版社”。除了大量赶印《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像以外，还出版一些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文章汇编。

1978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上海出版系统恢复原来编制，撤销大社，重建上海市出版局以及10个专业出版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出版工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入改革开放和繁荣的新时期。除原有的10家出版社以外，上海新成立译文出版社等10多家出版社，还建立了10家大学出版社。其中有为作者自费出书服务的学林出版社，还有接受上海非出版单位的委托出版各单位研究成果的百家出版社。到1996年底，上海有出版单位36家。出版社的经济实力有了壮大，年产值超过亿元以上的出版社有10家。80年代，各出版社开始自办发行。90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陆续安装电脑，实行电子管理，电子排版。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办了印刷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