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原名兴古遗址，后以三星堆首先发现大面积文化层并多次正式发掘而命名，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鸭子河南岸，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的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千米，年代距今4800—2800年左右。

民国十八年（1929年），当地农民燕道诚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这被认为是三星堆遗址的最早发现。

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华西大学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亦有记作D.C.Graham）、林铭均教授等确定月亮湾出土的玉器为先秦之物，并将大部分玉器收归华西大学博物馆。

民国二十年（1931年）6月，在广汉传教的英籍牧师董宜笃与华西大学美籍教授戴谦和到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察和摄影。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美籍教授葛维汉、馆员林名均等，在时任广汉县县长罗雨苍主持下，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试掘，出土器物由华西大学博物馆保存。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三星堆科学考古。

1951年，由四川省博物馆杨有润、张盛装组成的调查小组恢复了对月亮湾一带的考古调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由四川省组织的专家首次对该遗址进行调查。

1953年，为修建天成铁路保护文物古迹，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教授率人专程前往广汉月亮湾遗址调查。

1956年，四川省博物馆王家祐、江甸潮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较大范围的调查，除调查月亮湾及鸭子河一带外，还调查了与三星堆遗址有关的新繁水观音遗址。调查期间，王家祐等人动员燕氏家人将保存的玉石器捐献给了国家。

1958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对月亮湾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

1963年，在冯汉骥先生主持下，由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对月亮湾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古蜀文化遗存。

1976年，三星堆遗址点附近广汉高骈乡机制砖瓦厂发现一座坑类遗迹，出土镶嵌绿松石铜牌饰1件、玉戚1件、玉刀1件、玉矛1件，分别为商代晚期后段及可能是三星堆遗址三期的作品。

1980年，当地砖厂工人在三星堆坡地取土时挖出大量陶片和石器，四川省文管会立即派人考察，并派出考古工作队进驻三星堆，开始对这一古蜀遗址进行正式发掘。

1980年5月，四川省博物馆王有鹏与广汉文化馆敖天照主持了三星村三星堆遗址的调查和试掘，发掘面积125平方米，出土了许多陶石器标本。为此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正式发掘。

1980年11月26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组成联合发掘组对三星堆遗址第Ⅰ发掘区进行正式发掘。发掘工作至1981年5月25日结束。发掘1100平方米，发现房址18座，灰坑3个，墓葬4座，以及大量陶器、玉器、石器等。通过这次发掘，大体认识和了解三星堆遗址出土物的特征和古蜀人居住房子的结构及葬式。为此将该遗址正式定名为“三星堆文化”。

1981年4月23日至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空军司令部两次出动直升机对发掘出的房屋遗址、墓葬、灰坑等进行总体的空中拍摄，这是中国考古发掘史上利用航空器材对考古遗址进行拍摄的首例。

1982年，国家文物局将三星堆遗址列为重点考古发掘项目。同年4月，由陈显丹、敖兴全在三星堆堆子的南部主持了一次小规模发掘。这次发掘发现了不少的动物牙齿和禽类骨骸。同年7月，在陈显丹、陈德安的主持下对南兴乡的真武村、王家院子、三星乡的仁胜村等处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三星堆文化的遗存分布已延伸到南兴乡以外的三星乡，其分布远远超出过去所掌握的范围。

1984年，考古工作队在三星堆北面真武宫西泉坎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和石器，发现了石器生产加工作坊遗址，并发现了城墙，对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与面积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1985年，对三星堆北侧又进行了发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陶器与石器。

1986年3月，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县政府，联合开展了大规模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在三个月内，发掘53个探方，总面积1325平方米，清理出房屋遗迹二十多处，出土大量陶器、玉石器。通过地层叠压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到，古蜀文化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两千年的延续从未间断过，为分期提供了科学的重要佐证。

1986年7月18日，当地砖厂在第二发掘区取土时发现祭祀坑，挖出玉石器，并上报考古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广汉县联合发掘祭祀坑，编号为一号坑。出土铜、金、玉、琥珀、石、陶等器物共420件，象牙13根。发掘工作至同年8月14日结束。

1986年8月14日，在结束一号祭祀坑发掘的当日，砖厂工人又在一号祭祀坑的东南约30米处取土中，挖开二号祭祀坑南角，暴露出铜头像一件。陈德安、陈显丹二人闻讯后即保护现场，一方面组织抢救发掘准备工作，一方面向主管部门汇报。同年8月20日开始二号祭祀坑的发掘工作，9月17日结束野外发掘。

1987年，三星堆遗址月亮湾燕家院子以东约400米处的仓包包发现一座坑类遗存，出土铜牌饰3件、玉环8件、玉箍形器1件、玉凿1件、石璧11件、石纺轮形器10件、石斧3件、石琮1件。分属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存（3件铜牌饰）、具有齐家文化特征的遗存（石璧与石纺轮形器）、具有商代晚期特征的遗存（玉环）等。

1988年10月至1989年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分布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南部的“土堆”“土埂”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试掘工作，证实和确认三星堆的“土堆”和“土埂”均系人工夯筑堆积的土墙。

1989年至1995年，三星堆工作站先后6次对三星堆外“土埂”进行试掘，弄清其为人工修筑的城墙性质，划定了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范围。

1989年至2017年发现三星堆遗址大城城墙，以及三星堆城址内东北部的仓包包小城。大城城墙修建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局部地段沿用至三星堆遗址四期。仓包包小城修筑于三星堆遗址三期。

1990年1月，通过对东城墙局部发掘，对三星堆古城的始筑年代和夯筑方法等有了进一步了解。

1990年5月12日，由四川省政府牵头，以四川省文化厅出资40万元及四川省防洪部门、四川省国土局、四川省建委及广汉市人民政府共同投资修建的三星堆遗址防洪大堤竣工。这项工程既保护了遗址，也保护了土地的流失，又成为广汉市通向三星堆博物馆的主要干线。

1991年12月至1992年5月，四川省考古所对三星堆遗址西城墙进行了解剖发掘，发现大量的柱洞和其他建筑遗址。

1994年11月至1995年1月，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在三星堆遗址南边的麦家院子龙背、胡家院子的竹林、三星村公所侧、东岳庙四个点，自西向东进行了试掘，发现这里的土埂亦是人工夯筑的城墙，最宽处达28米，主体宽约20米，初步确定，这条土埂是三星堆古城的最南端的城墙。现残存长度为1050米。

1996年10月，中日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环境考古调查工作。

1997年11月至1998年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博物馆对三星堆遗址仁胜砖厂墓地进行发掘。此次发掘面积934平方米，共发现墓葬28座，发现了大量玉石器，其中具有良渚文化“玉锥形器”的发现，引起研究者对三星堆玉石器的文化渊源关系进行重新思考。

1999年1月至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处的城墙进行发掘，发现大盘龙山时期的房址压在下面，同时发现良渚文化类型的玉琮及早期墓葬，这些发现为研究长江文明的起源和三星堆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2005年3月至4月，在青关山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台基。发掘面积750平方米（含西城墙水门）。

2012年至2015年，三星堆考古发现青关山大型房屋基址以及多段城墙重要文化遗存，三星堆古城城墙合围。

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对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城墙拐角处和西城墙北段内侧地点进行了发掘，确认了月亮湾小城南城墙东端和三星堆小城东城墙的存在，在西城墙北段内侧古河道边首次发现了三星堆二期“河边祭祀区”或“河边祭祀垃圾倾倒区”。

2019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广汉市文物管理所开始对联合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计划发掘面积7000平方米。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6座三星堆遗址祭祀坑。

2022年至2024年，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与玉石器生产加工相关的遗存，经专家初步判断为玉石器“生产车间”，年代为商代中期，距今约3500年至3400年，比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更早。

截至2024年6月16日，3号到8号祭祀坑已出土有编号文物近13000件，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面积不到20000平方米，占整个遗址总面积的千分之一左右。

范围与分布

三星堆遗址主要分布在鸭子河和马牧河两岸的脊背形台地上。经过多年的调查，公布范围已基本清楚：东起回龙村、西至大堰村、南迄米花村、北抵鸭子河，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分布最集中、堆积最丰富的地点有仁胜、真武、三星、回龙四村。城址主要公布在真武、三星两村，呈南宽北窄的梯形布局，现存面积2.6平方公里，是以城堰和河流互相结合的防御体系。东城墙和西城墙横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东城墙长1800余米，北偏东12°；西城墙被鸭子河水冲刷毁坏，残存800余米，北偏东25°。南城墙筑在马牧河几字形弯道上，长约210余米。北面未发现城墙，可能是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

文化遗存分期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主要有四个时期：

三星堆遗址最早一期文化遗存距今约4500年—36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约当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时期，重要遗迹有月亮湾、三星堆地点房屋建筑遗迹以及仁胜村遗址等。主要遗物有玉器和陶器两大类，其中，玉器有玉锥形器、螺旋形器等，陶器有平底或小圈足的盆、罐、壶等，花边口沿器占一定比例。

三星堆遗址二期文化遗存距今约3600年—3300年（约当商代前期），重要遗迹有月亮湾、青关山等地点大型建筑遗迹及祭祀遗存，以及真武宫等地点城墙。主要遗物有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等类，其中，青铜器有铜牌饰、铜铃等，玉器有璧、凿等，陶器有敛口圈足瓮、平底罐、高柄豆、深腹罐、高圈足盘、尊形器、盉、鸟头柄器等。

三星堆遗址三期文化遗存距今约3300年—3100年（约当商代后期），重要遗迹有仓包包城墙、青关山等地点大型建筑遗迹和三星堆地点祭遗存。主要遗物有青铜器、金器、玉器和陶器等类，其中，青铜器有尊、罍、大立人像、神树、人头像、面具、神坛等，金器有面具、金杖等，玉器有璋、戈、璧、琮等，陶器有三足炊器、高领瓮、觚形器、高柄豆、厚唇侈口缸、矮领瓮、鸟头柄器、盉、平底罐等。

三星堆遗址四期文化遗存距今约3100年—2900年（商末至西周前期），重要遗迹有西城墙、青关山城墙等。主要遗物有陶小平底罐、高柄豆、薄胎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高领罐（壶）、矮圈足罐等。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遗址形成年代与三星堆祭祀坑埋藏年代是有区别的，遗址年代漫长且文化面貌不断变化，祭祀坑的埋藏年代经科学测定约当商代末期，考古学家认为祭祀坑内遗物应该稍早，推测为距今3300年一3100年。

重要进展

2024年12月26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包括“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在内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

三星堆遗址北部月亮湾台地新发现玉石器作坊、人工土台以及建筑基址各1处。玉石器作坊位于月亮湾台地中部，面积超1000平方米，发现成堆存放的石料、坯料坑、废料堆积以及成品石斧坑等，出土包括玉人像、玉牙璋、石琮、石斗笠状器、石蛇在内的20余种玉石器，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550年至前1250年。

人工土台位于玉石器作坊以南，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堆筑方式为“斜坡堆筑”。人工土台可分为三级，表面发现1座复合式“木（竹）骨泥墙”建筑基址，平面呈长方形，已清理部分的面积超过200平方米，房址基槽内填充陶板状器。考古勘探发现，遗址东部仓包包小城及南部台地存在大型水网、东水门和东北水门，年代均不晚于商代中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16家单位同步推进三星堆出土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完成祭祀区出土金面具、鸟形金饰等4062件珍贵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同时对铜器铸造工艺和产地进行研究，发现了目前国内最早使用铜器芯撑技术的实例。

玉石器作坊、建筑基址、大型水网等重要遗迹的发现，进一步深化了对三星堆城址布局与功能分区的认识，出土文物显示出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西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存在密切的互动与交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西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的高台地上，呈东北—西南走向，地面现存部分总长约600米，顶宽约10～30米，底宽约35～50米，高约3～6米。在城墙的中部和北部各有一宽约20余米的缺口，将西城墙分为北、中、南3段，其中中段南端在缺口处向东拐折延伸约40米，与中段北段略成垂直相接。根据局部试掘情况结合从北端鸭子河和南端马牧河冲刷暴露出的城墙剖面及夯土内包含物分析，西城墙的结构、体量、夯筑方法和年代与南城墙及东城墙相近。

月亮湾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中北部的月亮湾台地东缘，按走向可分南北两段，北段为东北—西南走向，南段略向东折，基本上呈正南北走向，整条城墙与西城墙北段基本平行。城墙地面现存部分总长约650米，顶宽约20米左右，高2.4～5米。北端底宽约30～45米，中段有拐折，夹角为148度，北端为32度，南端成正南北走向。城墙南段较高，被农耕平整较甚，宽度达80米。城墙东（外）侧有壕沟，壕沟宽度40～55米。在发掘的断面处，壕沟距地表深3.5米，壕沟沟口距沟底深2.95米。

祭祀区位于三星堆城墙外侧并与之平行，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截至2022年，在祭祀区内发现8座长方形“祭祀坑”（含1986年发掘的K1和K2）、2座矩形沟槽、1座大型建筑等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存。

K1、K2（一、二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城墙东南50余米，两坑相距25米，是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两坑坑室走向一致，均为东北——西南走向，坑口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壁整齐，填土经夯打。

K3至K8这6座“祭祀坑”均直接开口于唐宋时期地层下，其中K6打破K7。结合上述层位关系、出土器物以及碳十四测年结果初步判断，K3、K4、K7和K8的年代为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大致相当于晚商殷墟四期，K5和K6年代稍晚。

K1（一号祭祀坑）坑口长4.5～4.64米，宽3.3～3.48米，深1.46～1.64米，坑口三面各有一条宽约1米，长0.34（残）～3.85米的坑道，呈对称布局向外延伸。二号坑不带坑道，坑口长5.3米，宽2.2～2.3米，深1.4～1.68米。坑室内器物均分层放置，埋藏现象前所未见，大多数器物埋藏时或埋葬前明显经过有意的焚烧和破坏，或烧焦、发黑、崩裂、变形、发泡甚至熔化，或残损、断裂甚至碎成数块（段）而散落在坑中不同位置，部分青铜器、头像及面具有的口部涂朱、眼部描黑现象。一号坑共出土各类器物567件，其中青铜制品178件，黄金制品4件，玉器129件，石器70件，象牙13根，海贝124件，骨器10件（雕云雷纹），完整陶器39件以及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

K2（二号祭祀坑）共出土各类遗物6095件（合残片和残件可识别出的个体），其中青铜制品736件，黄金制品61件（片），玉器486件，石器15件，绿松石3件，象牙67件，象牙珠120件，象牙器4件，虎牙3件，海贝4600枚。

两坑出土器物的种类，除部分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常见的青铜容器、玉石器和巴蜀文化遗址常见的陶器外，大多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如青铜群像、青铜神树群、青铜太阳形器、青铜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两坑出土器物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文化面貌复杂、新颖、神秘，而且造型奇特，规格极高，制作精美绝伦，充分反映了商代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黄金冶炼加工技术、玉石器加工技术以及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

K3至K8“祭祀坑”的平面近长方形，面积最大的近20平方米，面积最小者仅3.5平方米。“祭祀坑”的方向大致呈东北—西南向。各坑上部均有厚薄不同的填土，堆积状况各有不同。K5和K6的埋藏堆积相对简单，在填土之下只有一层埋藏文物，其他坑的埋藏文物为象牙层和铜器、玉器等器物层，K3、K4和K8在填土和象牙之间另有灰烬堆积。

根据城墙基础可知，三星堆城墙长度为260米，基础宽度为42米。城墙南侧有壕沟，宽度30～35米，壕沟距地表深2.84米，壕沟深2.4米。城墙上开有两个缺口，形成“三堆”，缺口的年代不会早于明代。因此，三星堆是一条内城墙。一些学者将三星堆说成是祭坛，或直接将三星堆说成土坛，应予纠正。

城墙位于三星堆遗址南部，呈西北—东南走向，西北端地面现存部分长约40米，东南端临马牧河岸缘仅存少许夯土边缘，原城墙分布情况基本依稀可见。根据解剖及调查资料，三星堆城墙残存部分高约6米，顶宽5～7米，底宽40～45米。结构、筑法、体量及城墙内的包含物与东、西、南城墙基本一致，唯顶部宽度不及其它城墙。

仁胜村墓地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西城墙外）的仁胜村，系首次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成片分布的公共墓地，也是首次在古城以外发现重要文化遗迹。仅在约9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掘29座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和狭长形竖穴土坑墓葬。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墓向基本一致，墓室加工较为考究，绝大多数墓葬有一具人骨架，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共有17座墓葬出土有玉器、石器、陶器、象牙等几类随葬品，其中玉石器大多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的新器形，如玉锥形器、玉牙璧形器、玉泡形器、黑曜石珠等，其中玉牙璧形器极为罕见，玉锥形器则明显地具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风格。另有1件玉牙璧形器表面钻有9个圆孔，可能与古代占卜术有关。学者认为这29座墓葬的下葬年代基本一致，约相当于中原的夏王朝时期。仁胜村墓地的发现，对于进一步摸清三星堆古城的布局，了解三星堆文化的丧葬习俗及占卜礼仪，以及与其它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联系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青关山遗址位于鸭子河南岸的台地上。经考古发掘，发现大型红烧土房屋基址一座。从现场揭露部分推测其平面呈长方形，西北—东南走向，现能观察到的面积约为100平方米。西北—东南列残长50米，宽14米。房基宽0.35～1.5米，均系红烧土夯筑，夹杂大量卵石。基槽宽3～4.5米。推测其修筑方法为先挖基槽，然后夯筑房基。在房基内外两侧（距离房基边缘0.5～1米），均发现成排的檐柱遗迹——红烧土块。红烧土块一般为长方形，长为0.45～0.6米不等，宽0.25～0.35米。两排檐柱之间可能为廊道。

由于发掘面积有限且未对其进行解剖，该房屋基址的实际面积、修筑方法、残存高度、进深开间眼下尚不清晰，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但如此规模的房屋基址在三星堆遗址中是从未遇到的，其功能已远远超过一般居室的需要。推测其极有可能是宫殿性质的建筑，年代为商代。

联合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南丰镇联合村1组，南距三星堆古城遗址约8公里，是三星堆古城遗址周边一重要聚落，涵盖了近5000年来连续不间断的区域发展史。

联合遗址涵盖了桂圆桥、宝墩、三星堆、十二桥4个文化因素，是三星堆周边首次发现有着完整古蜀文明序列的遗址，其中三星堆主体文化因素在联合遗址最为丰富，出土了大量和三星堆类似的文物。联合遗址出土和复原了大量的高柄豆、镂空圈足豆（盘）、小平底罐等。出土的阴线刻龙凤组合纹陶器年代为晚商时期，是截至2020年7月中国发现最早的有“龙凤呈祥”图案的陶器。

大型青铜通天神树是三星堆博物馆综合馆的压轴展品。它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造型奇异、风格瑰伟，体现了高超的冶铸技术和艺术水平，是中国迄今所见的青铜文物中形体最大的。青铜神树铜树底座呈穹隆形，其下为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

商代青铜戴冠纵目面具位于三星堆博物馆青铜馆第一个展厅即面具厅。以纵目面具为代表的青铜面具群，是三星堆最有特色、最具精神文化内涵的文物类型之一。三星堆遗址共出土青铜人面具20余件，这些面具均与人脸“三庭五眼”的标准比例不合，五官的夸张正是为了拉大与现实的距离而凸显其神性。

其中一具商代青铜戴冠纵目面具，造型十分奇特。面具双眼眼球呈柱状外凸，向前伸出约10厘米，双耳向两侧展开。据说，该面具出土时尚见眼眉描黛色，口唇涂朱砂。有专家认为，面具的眼睛大致符合史书中有关蜀人始祖蚕丛“纵目”的记载，由此判断它与神话中“人首龙（蛇）身”“直目正乘”的天神烛龙有关。

青铜大立人是三星堆文物中又一件举世瞩目的重器。它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高172厘米，头戴高冠，身穿窄袖衣，脚戴足镯，双手环握中空，环抱胸前，形象典重庄严。它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

金面罩在三星堆遗址3号坑出土。这具新发现的金面罩重约100克，是截至2024年6月三星堆发现最完整的一件。

铜扭头跪坐人像出土于三星堆遗址4号坑。人像呈跪坐姿态，双手呈半“合十”状平举于身体左前方，两膝贴地，前脚掌着地，后脚掌抬起。人像身体重心在左肩与双手手掌之间卡槽的位置，表现出强烈的负重感。4号祭祀坑发现的铜扭头跪坐人像共有3件，不同于三星堆此前出土的抽象化青铜人像，铜扭头跪坐人像更接近真实的人体。

青铜大面具在三星堆3号祭祀坑出土，宽131厘米、高71厘米、深66厘米，重131斤，是截至2024年6月已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体量最大、保存状况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其宽颐广额、棱角分明，眉部、眼睛、嘴唇等线条流畅、皆突出于面部，粗长眉作扬起状，面具的两侧上下及额部正中有方形穿孔，可能是用于固定用途。青铜大面具是三星堆文化典型器物，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体现了古蜀先民对自然万物与人神世界的理解与思考。2022年1月31日晚，中国农历春节除夕夜，青铜大面具作为三星堆“重量级”文物登上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进行展示。

2021年，这件金鸟形饰从三星堆5号祭祀坑“飞”出，出土时它拧成了一团，经过专家的清理、展开，才有了现在的样子，因为整体像一只鸟所以便有了金鸟形饰这个名字。

橄榄形的鸟首有两个孔，双翅向两侧展开，其中一个翅膀略有残缺。鸟身呈水滴形，后边有三尾羽毛，金鸟形饰非常薄，仅有0.007~0.012厘米，差不多是一张A4纸的厚度，这是迄今为止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唯一一件鸟形金饰片。

蚕丛

蚕丛，又称蚕丛氏。传说他是位养蚕专家，蚕丛的名字便是由此而来。蚕丛最早居住在岷山石室中，后来为了养蚕事业率领部族从岷山定居于成都平原。传说蚕丛“衣青衣，劝农桑，创石棺”，以其伟大的胆略和超群的智慧，在成都平原发展生产和经济，铸就了古蜀国的历史辉煌。这位古蜀国最早的君王据说长着一对“纵目”。“纵目”就是如螃蟹般眼睛向前突起。正常人的眼睛不会长成这个样子，这种描述大约是对君王长相的夸大传说。偏偏三星堆遗址中就出土了铜纵目面具，面具的眼珠圆柱状长长地延伸出去，这应是蚕丛“纵目”的佐证了。蜀地缺盐，专家认为“纵目”可能是由于甲亢引起的眼球突出，古人不了解这种疾病，认为是神性的象征，是一种“圣人异象”。

鱼凫

鱼凫是古蜀国第三代蜀王，夏商之际鱼凫带领蜀人再次东迁，成为蜀地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蚕丛教人养蚕，而鱼凫教人捕鱼，两位都是贤明的君主。关于鱼凫的存在，三星堆遗址的一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金杖则被认为是鱼凫王的权杖，权杖上雕刻的鱼、鸟的图案，证明了金杖主人的身份，正是第三代古蜀王——鱼凫。

1987年9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在北京参加“全国重要考古新发现展览”。

1987年底，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将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勾云纹纵目人像、玉璋等13件文物调拨给中国历史博物馆。

1990年9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在北京参加了“中国文物精华展”。

1993年5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展出。

1995年6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在德国埃森克鲁勃山庄展出。

1995年12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在德国幕尼黑海伯基金艺术馆展出。

1996年4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在瑞士苏黎世艺术之家展出。

1996年9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展出。

1996年底，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出土文物首次在四川省博物馆全面展示。

1990年3月，有关方面审定通过了三星堆博物馆主体建筑设计方案。

1997年2月至5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在丹麦路易斯安那博物馆展出。至此三星堆文物结束了在欧洲的巡回展。

1998年4月25日至12月6日，258件三星堆文物赴日本东京、京都、福冈、广岛等地进行巡回展出，参观人数达32万余人。日本平成天皇夫妇参观了三星堆文物展。

1999年3月27至7月4日，以“三星传奇——华夏古文明的探索”为主题的四川广汉三星堆文物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这是中国大陆文物首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台湾政界人士连战、李焕、郝柏村、李元簇、许信良、马英九、许倬云、李远哲、李登辉等都前往参观。在台湾访问的前美国总统卡特夫妇亦专程参观了“三星堆传奇展”。

1999年9月，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金杖、金面罩、青铜头像等11件珍品随“中国考古黄金时代展”在美国国家美术馆展出。

2014年6月21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三星堆文物复制品作为国礼，赠送予希腊伊拉克里翁博物馆。

2015年5月2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三星堆文物复制品作为国礼，赠送予秘鲁利马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国家博物馆。

1986年11月，在广汉召开了中国首届“巴蜀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众多学者与会，对三星堆重大考古发现进行了探讨。

1992年4月，在广汉举行了“纪念三星堆考古发现60周年暨巴蜀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有来自海内外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学术盛会，通过深入广泛的讨论，对以三星堆考古发现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识。

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召开，通报了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2023年11月16日，由四川省文物局主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承办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研讨会”在四川广汉举行。共计20个科研机构、大学院校和科技公司的代表分享了关于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科技手段运用、设施设备创新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并交流了各自的工作与研究经验。

2024年10月20日，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三星堆遗址工作站、三星堆博物馆分别公布了三星堆玉石器“生产车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2001年，中国、埃及两国联合发行《古代金面罩头像》特种邮票全套2枚，其中三星堆金面罩头像作为选用图像之一。

2002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四川三星堆金银纪念币首发式在三星堆博物馆举行。

确认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

考古人员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14C测年（碳十四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出土陶尖底盏、陶高领罐、陶敛口瓮等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同类器物形制近似，可知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五号坑和六号坑年代稍晚之外，其余几座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三星堆古代气候和地理环境

三星堆祭祀区四号坑通过植物考古明确坑内灰烬主要以竹为主，另有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等，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

玉石器及青铜器产地来源分析

成都理工大学研究团队通过相关区域示踪调查与取样鉴定，分析了大宝山矿区岩石的微量元素、稀土元素含量，研究三星堆大玉料、代表性玉石与玉料产地靶区的岩石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三星堆大玉料与彭州蛇纹石的相关性较高。并在此基础上对彭州铜矿进行调查取样与地球化学测试分析研究其与三星堆青铜器的关联性，通过微量元素示踪法表明彭州铜矿与三星堆部分青铜器关联性较大。

三星堆遗址玉石器石料来源十分广泛。三星堆遗址发现了玉石器生产加工的各类遗存，比如石器的原料、废料、坯料、成品这样的堆积呈集中分布。它的玉石器材质非常多，截至2024年10月，已经辨认的有19种，原料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三星堆西北部龙门山区。

三星堆青铜器可能存在多个铸造地

北京科技大学的陈坤龙教授提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可能来自不同的铸造地。据介绍，祭祀坑出土青铜器根据形制和风格特征，可分为本地特点非常鲜明的面具、人头像、大立人像、神树等基本不见于三星堆以外地区的非容器类器物，以及大口尊、罍和瓿等器型的青铜容器，这类器物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也有紧密联系。“三星堆容器类与非容器类青铜器残留泥芯在微观结构、化学成分等多个角度体现出的差异性，应与产地不同相关，因此三星堆青铜器可能存在多个铸造地。”陈坤龙表示。

三星堆铜器制造工艺

上海博物院研究团队通过X-ray CT成像技术研究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12件青铜器制作工艺，并与中原同时期青铜器制作工艺作比较研究。发现三星堆与中原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既有相似的共性，也有鲜明的个性。相似的共性为：1.陶范法铸造；2.金属垫片及定位泥芯撑技术；3.铸接技术。鲜明的个性为：1.盲芯中普遍存在细长的长方体木条，是三星堆独特制泥芯技术的反映；2.普遍使用了以青铜合金为焊料的铸焊技术。

三星堆先民或用黄牛和猪来“燎烧祭牲”

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发现6座祭祀坑，出土各类文物17000余件，包括金面罩、扭头跪坐铜人像、龟背形网格形器、铜面具、铜神坛、玉琮、丝绸、象牙雕刻等。古蜀三星堆人是否会使用动物进行祭祀是一个考古工作的探寻问题。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温睿发布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有机残留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结果显示，三、四、七、八号坑沉积物和陶片的脂肪酸结果显示出动物脂肪的存在，部分样品的蛋白质组学结果显示出猪、牛两种动物的存在。

温睿介绍，研究还发现三星堆祭祀坑形成前存在仪式性燎烧活动。根据有机残留物特征，三星堆先民并未把彻底燎烧成灰烬当作目的，而是进行仪式性的燎烧活动，“三星堆先民在祭祀活动中，仪式性地集中燎烧包括猪、牛等动物和铜器、金器、玉石器等器物，后将所有器物分批埋藏在祭祀坑内，其中燎烧后的动物祭牲骨骼是相对集中埋藏在其中一个坑（1号坑）中的，其他坑混入了少量骨渣及动物脂肪和蛋白的残留物。”使用祭牲是埋藏各种器物前仪式活动的一部分，与燎烧器物、毁器、分批埋藏共同组成了埋藏前的仪式活动。

三星堆遗址发现丝织品的组织结构和织造工艺

2020年以来，三星堆的青铜蛇、青铜眼形器等数十件器物上均发现了丝绸。中国丝绸博物馆周旸发布了三星堆遗址出土丝织物组织及织造工艺阶段性研究成果，首次深入揭示了这一古代文明的丝织品组织结构和织造工艺。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研究团队确认了在三星堆遗址提取到的纤维材质为桑蚕丝的基础上，对丝织物的组织结构和织造工艺进行了详细研究。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织品中，平纹织物是最为普遍的组织结构，即绢，除此之外还观察到了绮和斜编织物。

就织造工艺而言，研究团队则提出了三种可能的织造方式：首先是原始腰机的织造方式，运用的是一种以人的身体作为机架的原始织机，具备基本的开口、引纬、打纬三种操作功能。其次是双轴织机或踏板织机的织造方式，研究团队认为当时可能已经发明了具有综框、经轴和卷轴的织机。最后是提花织机的织造方式。商代青铜器上的回纹绮和云雷纹绮可能是由专门的提花方法生产的。

“这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为解读三星堆地区古代纺织技术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线索，同时也为认识古代丝绸业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周旸表示，这些发现将深刻影响人们对古代丝绸生产和文明技术的理解，为人类历史的织造技艺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三星堆象牙保护实现“零的突破”

2020年至2021年，三星堆遗址从三号祭祀坑到八号祭祀坑出土象牙400余根（残段），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质文物数量之大、保存之好在中国考古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珍贵文物对揭示古蜀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渊源都有着深远的意义。而荆州文保中心副主任陈华在研讨会上提到，各项研究表明祭祀坑出土象牙强度低，保存状况差，亟须进行化学加固保护。

据介绍，由于长期的地下埋藏，特别是在地下水、可溶盐及微生物等各种不利因素的侵蚀下，造成了象牙中起主要粘接作用的有机组分的分解，及多孔状态下大量水分的灌注，处于此种状态下的象牙被称作“饱水糟朽象牙”，而它的长久稳定保存是公认的世界难题。

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人员为主力的提取团队首次提出并使用了高分子绷带代替传统石膏加固的方法，已经完成了整个四号坑出土糟朽象牙的保护提取任务。该方法也在随后的三、七、八号坑出土象牙的提取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重大成果。

此外，202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协同攻关，构建考古出土饱水糟朽象牙脱水加固保护完整技术体系，实现了考古出土饱水糟朽象牙整根完整保护“零的突破”。

焚烧实验还原祭祀场景重要数据

为了解祭祀坑形成过程、人类行为、器物功能等问题，四川大学黎海超教授带领团队开展了K6木箱焚烧实验、玉器模拟焚烧实验以及铜铃复制实验。实验初步发现木箱的焚烧效果与风向、风力关系密切，明显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木箱焚烧过程中的声音、火焰、烟雾存在视觉、听觉和嗅觉等感官冲击，焚烧行为对观众造成的感受需特别关注；玉器焚烧实验选择和田玉、独山玉和岫玉等材料，并以干竹为燃料进行焚烧。结果表明，焚烧中干竹消耗极快，且产灰量小，因祭祀坑灰烬层较厚，应是焚烧了极多的燃料，场面宏大；在燃烧全过程中，干竹子不断发出爆竹炸裂声，具有较强的听觉意义。

玉石在实际焚烧中受热所形成的变化更复杂，与实验室内马弗炉加热所形成的变化可能有一定的差异。通过复制三星堆祭祀坑铜铃，讨论铜铃的铸造技术、音乐性能、功能、组合、使用等问题。实验探索出一套运用三维扫描、3D打印等技术复制铜铃的流程，初步测音结果表明，铜铃尺寸与音色关系密切。较小的铜铃声音清脆，最大的铜铃声音似编钟。若加入更多尺寸的铜铃，或有演奏旋律的可能。

城市规划

2024年7月23日，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一系列新的考古证据表明：距今3000多年前，三星堆古城已有清晰城市规划。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面积约12平方公里，遗址的核心区域是一座古城，四周建有高大的城墙。虽然城墙部分区段在历史上已经遭到破坏，但考古学家根据对现存城墙的勘探，仍复原出城址的基本格局：三星堆古城城址面积约3.6平方公里，呈西北-东南向。该朝向与之前发现的青关山宫殿，以及2022年至2024年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高等级建筑基址和玉石器作坊基本保持一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许丹阳介绍，坑内文物的摆放方位也与整个三星堆古城的朝向基本保持一致。

三星堆遗址，是蜀人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长达2000年代的物质发展过程的遗留。在蜀文化的发生、发展、蜀国早期都城的起源等学术课题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两个祭祀坑的出土，为研究阁代蜀人的宗教意识、祭祀礼仪，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出土的大批青铜雕像、金杖、金面罩等珍贵文物，填补了中国青铜文化和青铜艺术史上的空白。随着今后对这一遗址的深入发掘和全面了解，将会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等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上，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星堆古城和以祭祀坑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中原夏商王朝发生过密切的联系，受到了夏商王朝的冶金术和以青铜礼器、玉礼器为代表的中原礼制的强烈影响。与此同时，它在信仰方面保持了鲜明的自身特色。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不仅展示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创造性，更彰显了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组成部分的重要地位。三星堆文化和在其之后兴盛起来的金沙十二桥文化共同构成的古蜀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7年1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三星堆遗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国务院单独就三星堆遗址组织评审。同年1月13日，三星堆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2年11月，三星堆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1987年5月，四川省、广汉市有关部门正式确定了三星堆遗址的重点保护区域和一般保护区域。

2019年4月，四川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见》，三星堆与金沙遗址联合申遗成为亮点。

2019年，四川省印发《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制定了“2025年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体系”等发展目标，明确要加快推进古蜀文明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021年9月1日，《四川省三星堆遗址保护条例》正式施行。

2021年12月18日，三星堆博物馆举办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推进会。双方签署《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联合申遗合作协议》。

1987年，有关部门决定拆迁遗址内所有的砖瓦厂，提出就地建立“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开始筹建“三星堆工作站”。

1988年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设立了三星堆遗址工作站。

1988年4月，为了筹建三星堆博物馆，有关方面成立了三星堆博物馆筹备处。

1988年8月1日，四川省编委141号文批准建立广汉三星堆遗址博物馆，隶属广汉市文化局。

1992年8月，三星堆博物馆奠基。

1994年7月，三星堆博物馆主体土建工程竣工。

1997年10月，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建成，开始全面展示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

2024年10月10日，四川省文物修复技能人才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德阳广汉三星堆举行。来自国内42家重点文博单位、高校和人社部门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围绕文物修复技能人才培养展开深入探讨。现场发布了《支持三星堆文物保护人才建设的十大措施》。

2020年11月18日，在“成渝十大文旅新地标”颁奖典礼上，广汉三星堆遗址入选“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新地标”。

2021年10月18日，在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三星堆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最终名单。

2021年11月，三星堆遗址入选“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

2022年2月，““典赞·2021科普中国”揭晓盛典特别节目在CCTV10科教频道播出，“大量科技应用助力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入选该节目2021年度十大科普事件。

2022年3月31日，三星堆遗址获评202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22年5月29日，“三星堆考古新发现震惊全球”热点事件经过评委会的遴选及评审，获评2021—2022年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十大案例。

2022年8月，艺术网站Artnews选出了全球24个最值得“深挖”的考古遗迹，三星堆遗址被列入该名单。

2022年9月3日，在由国家版权交易中心联席会议主办的2021十大年度国家IP评选活动中，三星堆遗址成功入选。

2022年12月31日，在文博跨年直播大会上，“三星堆考古取得重大进展”入选2022年度文博行业十大热点事件。

2023年12月15日，在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上，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项目“琳琅满目的祭祀遗存——古蜀荣光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见证”荣获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

2024年1月5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正式荣获第一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称号。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鸭子河南岸。

自驾：从三星堆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出发，途径九高路、向新路，距离4千米车程，约需要6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