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是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创作的长篇小说，是其生平仅有的6部长篇小说中影响较大的一部。

少女时期的雅娜满心向往的是像神话传说纯洁永恒的爱情，当遇到高大英俊，稳重沉静的德·拉马尔子爵（于连）后，雅娜自以为找到了理想中的完美爱人，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新婚之夜，当雅娜发现于连对自己的身体比对自己的灵魂更感兴趣以后，她感到一种梦想被打破的绝望。一种撕裂的剧痛传遍她的全身，而于连对她身体上的创痛却视而不见，得到满足以后就倒头大睡。身体的创伤是雅娜爱情幻灭的根源，她感到梦寐以求的幸福化为了泡影，她一生的悲剧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蜜月归来，于连“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就像一个演员扮演完一个角色，现在恢复他平时的面目了”。于连接管了雅娜家的财产，压缩开支，对待农民极其刻薄：雅娜家贵族田主的身份俨然被于连资本家的气焰淹没，由此雅娜的物质生态失去了平衡，父母也因此气得出走。于连逐渐露出自私、卑鄙、粗暴的真面目。换上土财主一般的装束，以前打动雅娜的光彩和仪表再也不见。夫妻二人关系冷淡，形同陌路，“他很少关心到她，连说话也很难得；任何爱情的影子都突然不见了，夜里到她卧室去已经成为稀有的事情”。这种家庭的冷暴力使雅娜心如止水，在物质生态和精神生态上完全濒临崩溃。

萝莎丽是雅娜的侍女，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萝莎丽未婚生下了一个男孩，却死活不肯说出孩子的生父是谁。一天晚上，雅娜无意中发现自己的丈夫和萝莎丽并排睡在一起。她麻木地奔跑在寒冷的旷野里，一切欢乐已成泡影，痛苦和绝望充满她的内心。大病一场之后，她的精神彻底崩溃，理想中的忠贞婚姻就此支离破碎。得知自己怀有身孕后，新的生命让她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对人生充满了新的希望。情感上的巨大创伤被本能的母性所掩盖，但这对于雅娜并不是幸福生活的一个开端，而是另外一场接踵而至的劫难的开始。

儿子的出生让雅娜感到不可抗拒的巨大喜悦，她沉没在狂热的母爱所带来的无比幸福之中。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她逐渐变得麻木不仁。对于连与福尔维勒伯爵夫人的偷情，冷眼旁观，不闻不问。在一次幽会中，于连被愤怒的伯爵推下山崖，与情妇双双毙命。看到于连的尸体时，深受刺激的雅娜当场晕倒，早产生下的女孩不幸夭折。于是雅娜为妻的一幕宣告终结。然而这只是雅娜家庭幻灭的一个开头罢了。唯一的儿子虽然让她对人生有了希望，可正是这种希望让雅娜经受了她一生中最大的打击。丈夫死后，雅娜把自己的一生完全寄托在儿子保尔身上。由于雅娜的溺爱，保尔骄纵任性，不学无术。他沉迷于赌博和投机生意，抛下自己的母亲，和一个妓女私奔。为了偿还儿子所欠的巨额债务，雅娜四处抵押产业，失去了父亲和姨母，失去了白杨山庄那个有她半生回忆的地方。所幸的是雅娜又遇到了善良的侍女萝莎丽，这丫头已是一个很能干的农妇。她的儿子——也就是于连的儿子，保尔的哥哥，也是个勤俭耐劳的小伙子。在他们的帮助下，雅娜卖掉了祖传的老屋，买了一套小的新居，就这样开始了新的生活。

时代背景

《一生》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给法国农村农庄经济带来深重灾难为时代背景而展开的。19世纪的法国，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和现代文明的入侵，农村自然经济面临灭顶之灾。对自然的征服和占有，使大自然在文学中沦为从属的、被动的形象。对地球的一切形式的强奸，已成为一种统治，就像以种种借口强奸妇女一样。小说中的雅娜一家，身上流着诺曼底贵族田主的血液。原本其乐融融的乡土生活却因为假绅士资本家的于连的到来而面目全非。这无疑说明了资本家殖民式的发展模式是男权主义的举措，即类似于被男性征服和占有的女性形象，是建立在对女性的剥削或排斥之外的。人类对自然的侵略就像男性对女性肉体上的侵略一样，最终会造成女性、自然和处于不利地位的文化的毁灭。可见资本家的野心与贪婪。

创作过程

莫泊桑很有可能根据切身经验去塑造这个形象：他的母亲因丈夫浪荡，很早两人就分居，然后离婚。无疑，莫泊桑的母亲的经历启迪了他塑造出雅娜的形象。莫泊桑在恩师福楼拜的敦促和关怀下，开始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准备，它后被定名为《一生》。后来，因《羊脂球》的问世，各种应酬约稿增多，还有很多事务缠身，他一度中途搁笔，1881年11月，莫泊桑从北非回到巴黎后，与外界断绝一切交往，埋头写作半年多，《一生》终于完稿。《一生》是莫泊桑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光手稿就有4份、小说前后历时5年，虽然是断断续续写成的，但经过精心打磨，看不出隼接的痕迹。

雅娜

《一生》描写的是一个贵族女子追求幸福而不可得的一生。她与包法利夫人不同，包法利夫人虽然也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憧憬幸福的爱情，但却一步步走向堕落，挥霍掉家产，最后因走投无路而自尽。《一生》的女主人公雅娜则完全不一样。不错，她也爱幻想，早先她在修道院白天百无聊赖，夜晚难以入眠时，就曾经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她走出修道院以后，便急切地想尝一尝人生的欢乐和幸福，盼望有甜蜜的奇遇。但现实却一次又一次使她的希望幻灭；面对残酷的现实，她并没有堕落，而是一次又一次与命运抗争。最后，纵然她的家产被儿子败光了，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她得到以前的使女萝莎丽的帮助，让她的儿子最后回到身边，她也还能维持简朴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雅娜的本性与包法利夫人不同，她是一个善良纯朴、洁身自好的女子。她生活在风俗败坏的诺曼底农村：在莫泊桑笔下，这里不仅贵族阶层，而且农民中也两性关系紊乱。女孩子往往未婚先孕，有钱人家的使女与男主人有染的情况司空见惯。不说别人，就是雅娜的双亲也不例外。她的父亲早年风流过，有外遇也不是一次两次。在他得知女婿德·拉马尔子爵与使女通奸，让使女有了私生子的丑事之后，一时之间勃然大怒。可是，当地神父只消几句话就说得他哑口无言，变愤怒为平静。神父说：“您难道没有碰过这样的小使女吗？我对您说吧，大家都是这样的，而您的夫人既没有因此少得到幸福，也没有因此少得到爱情，对不对？”这番话打中了他的要害。他与女婿不过是半斤与八两，彼此彼此。神父言下之意是不要对子爵苛求了。雅娜的母亲同样有情人，她甚至将情人写给她的情书保留至死，不时还拿出来欣赏和怀念一番。她去世之后，雅娜在翻看母亲视若至宝的书信时惊得目瞪口呆。她感到非常痛苦，心头对亲人的一点信任都失去了。面对周围的人的无行，雅娜依然一以贯之，保持纯洁，出污泥而不染。对于这样一个被命运所抛弃的女子，莫泊桑把同情的笔墨都倾注在她身上，并通过萝莎丽之口，把她悲苦的身世归结为尚未了解对方，就轻率地结婚，导致一生的不幸。

莫泊桑在对法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观察和思考的基础上，敏感地意识到了女性和自然所面临的处境和命运。在《一生》中，他以敏锐的眼光注意到女性与自然天生的密切联系，通过描写贵族女性雅娜理想不断破灭的悲惨命运，对传统的男权主义世界现和二元对立论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女性长久以来都是被男性压迫和征服的对象。基督教《圣经》的创世纪故事中说，人类的女性祖先夏娃是上帝从人类的男性祖先亚当的身体上抽出的一根肋骨做成的，便是女人从属地位最早的溯源。正是这种不完整性使女性失去了“人”的身份和价值，而沦为”女人”：一种“第二性”的处境。《圣经》大肆宣扬男权统治的合理性，诱骗女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贤妻良母”的角色地位，束缚女性的自由发展。《一生》中，当雅娜的丈夫于涟和侍女萝莎丽的奸情暴露以后，代表宗教势力的比克神父极力维护男人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认为寻花问柳对于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无需大惊小怪。

他理直气壮地认为女人的诱惑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把男人堕落的责任都推到了在家庭和社会上处于弱势的女人身上。在宗教的袒护下，于连对自己的不忠毫无愧意，雅娜被迫打消了离婚的念头，男爵夫妇也轻易地原谅了他。比克神父的继任者托尔彪克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对于男女之间的爱情一概排斥，甚至残忍地杀死了一只正在生育的母狗，以维护正义的卫道士自居。他对人类与动物自然天性的粗暴践踏，是男性中心主义者扭曲心态的疯狂表现。莫泊桑在冷静的不动声色的客观描写中，揭露了披着宗教外衣的父权制社会对女性和自然的残酷压迫，表达了对自然的深切热爱和对女性的深刻同情。

西蒙娜·德·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写道：“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

当了解波伏娃的这些观点之后，就不难理解莫泊桑作品《一生》中女主人公雅娜平凡而充满了悲剧的一生了。雅娜正是这么一位被男权文化塑造出来的最“正常”、最普通的女性典型：没有激情，没有自己的欲望，更没有独立的人格，她人生的全部追求不过是做一个依附于丈夫的妻子和儿子的母亲。结婚后，在她还没有充分享受爱情的甜蜜时，丈夫就暴露出自私专横、道德败坏的本性，雅娜虽然反抗但是最终还是屈服了，并且逐渐沉湎在一种麻木不仁、毫无追求的生活状态之中。为什么她不反抗？为什么她不能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呢？因为她从小就被灌输了那种封建女性观念——做一个安分守己、逆来顺受、永远服从男人的“第二性”，因为她在这种环境下已经丧失了自我意识。

《圣经》和宗教势力对西方社会女性成长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以女主人公雅娜为代表的女性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她们在生活、政治和经济等各个方面缺乏独立地位和权利，同时宗教强大的欺骗性也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为了寻求心理平衡和精神安慰，她们不得不寄希望于宗教，因此她们的言行和精神意识形态时刻受到宗教势力德左右。从圣经讲述女人产生的故事来看，女人出生就是男人的附属品，注定不能独立，要听命于男性。除了宗教信仰外，传统习俗深刻影响着她，从小被父亲就安排了教育方案，希望她成为一个幸福、善良、童真无邪而又温柔多情的女性，她们不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愿望去发现和改造世界，而必须通过男性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从父亲到丈夫。然而更可悲的是，她们也用同样的眼光来要求和塑造她的同类乃至下一代。于是，女性的悲剧就这样一代代地延续下来，形成恶性循环。

实际上19世纪对于整个女性解放运动有着很大的意义，虽然当时女性仍然受到男权社会和宗教的压迫和欺骗，但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主张唤起了人们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整个女性阶层也开始渐渐觉醒。雅娜一生的悲剧让我们认识到，其实社会许多两性间的差异不是原型的或普遍性的，而是文化和社会原因造成的。

在莫泊桑的笔下，小说女主人公雅娜的出场便仿佛是大自然的恩赐。她美丽单纯，充满生命的活力。小说的开头，十七岁的雅娜急不可待地离开了和外界隔绝长达五年之久的修道院，重新回到美丽的大自然的怀抱。她喜气详洋，精力充沛，急想尝尝人生的幸福和欢乐，以及种种甜蜜的奇遇。那时的她对于未来的生活和甜蜜的爱情，俨然一个不知世故的天真少女。“她仿佛刚从紧闭的室内被移到露天的一颗植物”，幻化为自然乐章中的一个动人音符。

但在男权社会中，自然和女性都不过是被贬抑和压迫的对象。女性和自然是男权文化樊篱中的一对难友，男性中心主义者对女性的憎恶和对大自然的憎恶具有内在的联系，而且相互强化，他们贬低“自然化的女人”，同时也贬低“女人化的自然”。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中就有很多这种关于女性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隐喻：诸如自然被强暴，秘密被揭穿，“处女林”被砍倒了等等。这些把自然女性化和把女性自然化的语言，不仅反映出对女性和自然的统治和贬低，也表明了女性的命运与自然的命运密不可分。小说中描写，清新自然的雅娜原本柏拉图式的甜蜜爱情还没来得及折射幸福生活的光点便在于连裸露的肉欲下夭折，于连粗暴地占有了她。这种女性身体上的创伤就像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一样，女性和自然的价值被肆意地降低，这就是男权至上主义者对自然和女性的一种异化。这种男性对女性的肉体上的征服其实是对自然的女性最初梦想的颠覆，正是男权价值文化强加结女性的压迫形式之一。

小说显示了擅长短篇小说创作的莫泊桑在长篇小说上的创作功力，使他赢得了大作家的声誉，巩固并提高了他在法国文坛上的地位。同时也体现了莫泊桑主张的表现自然主义观点，具有他所追求的“以单纯的真实来感动人心”的艺术效果。

莫泊桑认为，人与自然是一种彼此依托、相互依存的关系，人与物之间每每富有一种心理对位效应——即主体的人总能够在客体的物身上找到某一对应点，使得彼此间“心有灵犀一点通”，从而达到合二为一，物我相通。《一生》即典型地体现出这一特色。莫泊桑按照时序勾画出春、秋、冬三种图景。就春天来说，作者描绘了春雨过后的自然风景，其中的“雨丝”、“斜阳”、“和风”、“鸟儿”等诸多意象，共同簇拥着一个中心：大自然的春天多么美好，充满了诗情画意，随处都呈现出生机，遍地有着唱不尽的颂歌！面对如此春雨情意绵绵和风拂人心面的美妙情景，谁会不感到舒适惬意呢？更何况恰值十七岁的花季芳龄的女主人公雅娜刚从修道院出来，美妙的春景自然诱发了她的怀春之情：“独有雅娜，在这种温暖的下雨天，仿佛刚从紧闭的室内被挪移到露天的一株植物，觉得自己又复活了；她那浓厚的兴致，像是密集的树叶，把她的心与忧愁隔绝开了。虽然她也默不作声，但心里却想歌唱，恨不得把手伸到窗外接一点雨水来喝声雅娜在心底勾画起自己未来生活的蓝图，憧憬着美妙的爱情。她与拉马尔子爵徜徉海滨，目睹大海与阳光的拥抱和亲吻，顿觉心族摇动”，吃惊、幸福和慌乱，在秋日里，白杨树枯叶满地，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摇曳，树上可怜的鸟儿“畏寒惆啾，寻觅栖身之地”。这里的“枯叶”、“鸟儿”等意象实乃雅娜未来归宿的预兆，即爱情的幻灭，同时也是她不幸的开端与人生的转折点那“可怜的鸟儿”，正是雅娜凄婉命运的生动写照。雅娜的心情与此秋景的萧瑟息息对应：“她的心情十分沉重，好像预感到展开在自己眼前的，将是单调生活中数不尽的烦底。”事实很快就验证了她的这种不祥的预感：“蜜月刚过，拉马尔便露出庐山真面目——贪婪吝啬放荡，对她的所谓“体贴”不过是其兽欲的发泄，这种婚姻迫使雅娜不得不清醒过来，把无限的希望（即幻想）之门关上。”

在冬季的图景中，冰雪覆地，天上没有月亮，阴冷黯淡，凛冽的寒风格外刺。丈夫拉马尔的所作所为，此时早已碾碎了雅娜那颗善良而抱有企盼的心，她的内心同冬景完全照应：“她的一生毁灭了，一切欢乐已成为泡影，一切的希望都成为不可能的了；展示在她眼前的，是漆黑的未来，充满着痛苦欺骗和绝望。”可以说在作家笔下，意象与人物的内在情感被天衣无缝地熔铸、衔接在一起：就意象而言，它自成一套象征系统，由春枕冬等一系列意象组合构成，这些意象的象征性意蕴十分具体而明晰；就人物内心活动的视角来讲，人物情感意识的流动始终伴随着景物的变化而衍变，具有一个较完整的擅变过程。藉此不仅真切细腻地表现了雅娜的内在情感，而且其善良、纯洁与忍耐的个性特征亦活脱脱跃然纸上。意象描写与心理刻划两者环环相扣，拧结为密无隙缝的一股绳。

1883年2月，《一生》开始在报刊连载，在读者中立刻引起如潮的好评，紧接着在4月出了单行本，25000册销售一空。

评论家瑞兹伍斯基：“《一生》的作者不但是天才的作家，而且还是第一流的心理学家，从该小说里，读者能够看到他用鲜明的表达力，传达出自己所敏锐体察到的可见与不可见的东西，并且把这两者罕见地有机融合在了一起。”

莫泊桑（Maupassant，G·D，1850～1893），法国作家。1850年8月5日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省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1870年到巴黎攻读法学，适逢普法战争爆发，遂应征入伍。退伍后，先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任职。19世纪70年代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准备阶段，他的舅父和母亲的好友、作家福楼拜是他的文学导师。莫泊桑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有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的美称。他擅长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以小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实。他的短篇小说侧重摹写人情世态，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细节描写、人物语言和故事结尾均有独到之处。除了《羊脂球》（1880）这一短篇文库中的珍品之外，莫泊桑还创作了包括《一家人》（1881）、《我的叔叔于勒》（1883）、《米隆老爹》（1383）、《两个朋友》（1883）、《项链》（1884）等在内的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短篇佳作。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也达到比较高的成就。他共创作了6部长篇：《一生》（1883）、《俊友》（又译《漂亮朋友》，1885）、《温泉》（1886）、《皮埃尔和若望》（1887）、《像死一般坚强》（1889）和《我们的心》（1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