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的中国》是2014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鲁东观察使。

《一千年前的中国》深度解析一千年前，宋王朝“对内强势、对外软弱”的畸形政治选择；全面揭示选择背后，统治阶层维护自身统治的政治必然性。富有、繁荣的大宋，对内实行密不透风的统治，将半个中国牢牢掌控在手中；对外却一再妥协退让，任凭广大的领土被外来政权一步步蚕食殆尽。这是一个任谁都不敢反叛，却又任谁都可以欺侮的帝国！

翻开本书，看一味严防内患的大宋，如何在对外敌的软弱妥协中一步步被蚕食，最终难逃轰然倒塌的命运！

《一千年前的中国》内容简介：这是一个任谁都不敢反叛，却又任谁都可以欺侮的帝国。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叛乱造反，建立大宋。登基之后，他担心也有人用同样的办法夺权篡位，便连续下令，挑选地方精兵加入自己的禁军队伍，只留下一群老弱残兵守卫地方；将地方政府的钱财赋税也统统收入国库，唯恐地方势力过度发展；并阻止本地人做官，选派亲信的中央官员掌握地方大权，试图将整个中国都紧紧攥在手中。对内过于严苛的统治使得地方各州日益贫弱，无法继续拱卫中央，宋的对外优势尽失，无力持续对外作战，只能软弱求和，甚至在战争获胜的情况下也步步退缩，与辽议和、与西夏议和、与金议和，煊赫一时的大宋王朝，终于在蒙古战马的践踏下，灰飞烟灭……

前 言 软弱而富足的宋帝国

第一章 一千年前的开封

第二章 挽回对辽战败尊严：造神运动的兴起

第三章 纵容造神的宰相：王旦

第四章 力主抗辽的强硬派人物：寇准

第五章 造神运动的抵制者：杨亿

第六章 搜刮民财的财税专家：丁谓

第七章 宋辽议和的使臣：曹利用

第八章 平压叛乱的能臣：李迪

第九章 帝国统治的维护者：王曾

第十章 不得重用的良将：杨延昭

第十一章 相安无事的宋辽关系

第十二章 西夏的反攻

第十三章 北宋国策的延续

鲁东观察使曰 宋之兴亡

鲁东观察使，原名安丰文，长期专注于历史、国学及经济学研究，对时代变迁中历史格局的剧烈转变有着独到的体悟，因而决心下笔著书，为读者揭示每个历史阶段中截然不同的时代主题。

软弱而富足的宋帝国

公元1013年，正是北宋王朝大中祥符六年。

提起大宋朝，难免会引发争议，一部分人对它扼腕叹息，顿足捶胸；而另一部分人则对它不吝赞美，慕而神往之。

持贬议者讥它为积贫弱宋，骂它军事不振，缺乏开疆拓域的气魄与能力，先受欺于北辽，又受困于西夏，最后错判形势，被金国攻破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掳去徽、钦二帝，只余下半壁江山苟延残喘。

这些人多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近代受人尊重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他在名著《国史大纲》中明确提出宋朝积贫积弱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教科书《中国史纲要》中也作如此论述，由此成为官方定论，流布开来。

这种观点流行的背景，可能与20世纪初中国危机四伏，险遭瓜分豆剖有关。那时，国人急需强国自救，所以感念昔日的汉唐荣光；而宋朝国力不振，屡受欺辱，自沦为反面教材。

对宋朝持赞赏态度者正相反，他们着眼于宋朝的繁荣与温隋，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宜居的朝代。这派人喜欢列举宋朝的财政收入数据，描述它市井的繁华，以证明其富足；谈论它技术的进步与商业扩张，以证明其生机与活力；叙说朝廷的宽容与人性化，以证明其理智与开明。他们还常引用北宋易学大师邵雍先生的一段话，证明那个时代为士大夫的乐园。

邵雍的那段话我没有找到原始出处，权转引如下：

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

说明一下，邵雍先生在公元1013年时才两周岁，还没上幼儿园，而洛阳当时是宋朝的西京。

有人把宋朝纳入全球视野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在一千年前，宋朝是全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是全球文明的最光明之域，比现今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还要高。 这种论调的出现，显然与中国近些年对外开放深化，及国民商业意识的增强相关。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有些人，尤其是许多怀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开始谈论宋朝的现代性问题。在他们看来，宋朝是个很前卫的朝代，它有资本主义的商业元素与科技元素，有现代的中产阶级精英元素与市民元素。它繁荣、富足、优雅、温和、自由，隐隐有成熟的现代发达国家的影子。

当前，持赞美论者的声音很大，这些人可分为两部分：其中主流的一部分，是因为受了某些西方历史学家的影响，为跟风者；而另一部分虽然小众，但较踏实——他们通过仔细研究史料，确实发现宋朝虽然军事上稍弱，但却经济繁荣，繁花似锦，据说其经济总量占当时全球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对宋朝的地位，海外的研究者一般都不吝赞美之辞，试举几例：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这样说：“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中感叹：“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认为宋代文化和科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史景迁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上刊登文章，称：“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一千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这种赞美的背后其实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一个国家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社会富足、人民幸福。兵强马壮反倒是其次。

这让很多人豁然开窍，原来，一个国家的富与强，并不必然呈因果关系——富了未必强，或者强了未必富，两者完全能够分开。换句话说，一个不热心开疆拓土、扬威域外的国家，照样能富裕繁荣；反之，一个热心于军备、武装力量强大的国家，也可能非常贫困。

由此牵扯出了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个国家能像今日的美国一样，既富且强诚然很好。可是，假如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它没法实现既富且强，那么它是选择富而弱呢，还是选择贫而强？

这也迫使我们思考，当今的中国应该怎样选择？假如我们能实现既富且强，当然求之不得，可是假如现实条件不允许我们两者兼得，我们是放弃强呢，还是放弃富？

有人建议应该搞一次调查，问一问人们，是愿意生活在半军事化管理的秦帝国呢，还是愿意生活在软弱而富足的宋帝国？

这确实很有意思。从情绪上讲，很多人可能会选择一个强字，希望国家能建立起一套秦朝那样令人望而生畏的战争机器，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自己的霸权，把所有过去丧失的或有争议的领土都悉数收回，更莫论东海、南海那几个小破岛。可是从理性上考虑，这却意味着极大的风险。如果贸然行事，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极有可能会被人打回原形，重新过一穷二白的日子。基于此，大多数人可能愿意选择低调且富足的生活，希望政府少惹是生非，埋头发展经济，搞好民生问题。

事实上，一千年前的中国——宋真宗时代，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宋朝开国，即面临一个可怕的对头——北方的超级军事强国大辽。新兴的宋朝试图挑战辽国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双方爆发了大规模战争。

从综合国力上讲，宋朝的实力远超过辽国。但宋朝的开创者赵匡胤从一开始就不想使自己的帝国军事化，也不想恢复汉唐的疆域。在他看来，汉唐边疆地区的许多领土都荒凉贫瘠，不适合农耕，收复得不偿失。有了这种理念，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幕，当王全斌将军平定西川后，献上地图，请求趁势收复西南诸地区，赵匡胤拿玉斧沿地图于大渡河上一划，说：“此外非吾有也。”告诫他的将领们不要贪功。他虽没有再拿玉斧沿着长城划一划，但他显然对长城以外的旧日疆土也不抱兴趣，他的理想只是要收复陷于辽国的燕云十三个半州。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他迫不及待地推行倡文抑武的政策，设计出了许多制度，以限制军队在帝国体制中的影响力。他的这一努力，正面作用是解除了军方干预国家政治的风险，负面作用是大大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

在这种情势下，宋朝的经济虽然增长很快，但在对辽战争中却越来越被动。

到宋真宗执政时，他已充分意识到继续战争没有出路，遂在公元1004年冬天，忍辱与辽国签订了和平条约，结束了那场讨厌的战争。自此宋朝专心发展国内经济，开创出一片盛世局面。

不过，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其政治后遗症却一直困扰着朝廷。到公元1013年时，我们依然能看到真宗皇帝与这种后遗症斗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