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纪事本末》是南宋袁枢编辑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也是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凡四十二卷。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共1300多年。文字全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文，只是撰写方式改易。取《资治通鉴》所记之事，区别门目，分类编排。专以记事为主，每一事详书始末，并自为标题，共记239事，另附录66事。开“纪事本末体”之先河。为了方便阅读，分为战国至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四部分。

《通鉴纪事本末》：是南宋袁枢依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编撰的一部史书。

此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它开创了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先例。

《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书。

袁枢为人正直，对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社会现象是很不满的。当他为国史院编修官，分配负责撰修《宋史》列传时，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惇的子孙，以同乡关系请袁枢对章惇传加以“文饰”时，袁勃然大怒说：“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宋史·袁枢传》）宰相赵雄“总史事”听到后，即称赞他“无愧古良史”（同上）。

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

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这种反对天命论神学，而重视社会现实的史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

对于统治者袁枢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录了“臣光曰”，批评了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由此可见，袁枢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袁枢“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谓“微意”，就是指袁枢的政治观点。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与袁枢同为太学官）所举的内容，“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通鉴纪事本末叙》）之类，都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使它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袁枢还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书特书，而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视为“石勒寇河朔”，“赵魏乱中原”。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文史通义·书教下》）章氏的评论是正确的，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

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读书时，可以把两书互相校勘。

清代的张敦仁曾经用《通鉴纪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严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万历年间杭州所刻《资治通鉴》元注本互校，

校出异文3000多条，写成《资治通鉴刊本识误》3卷，后来章钰撰写《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时，把张敦仁校勘《资治通鉴》的异文而无别本资印证处，列为附录。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资治通鉴》，除了章钰书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书做注文外，还选录了张敦仁书中的一些校勘做为注文。这就使标点本《资治通鉴》成为现有较好的一种版本。

《通鉴纪事本末》的价值，首先是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提供了一部为统治者所急需的简洁明畅的历史教科书。我们都知道，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为“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而编写的，但由于其体例方面的原因，要想通过阅读《资治通鉴》来了解历史经过，明了其中“废兴存亡”的道理，汲取经验教训，存在很大困难，这就需要一部简明而又总结治乱兴衰道理的历史著作。袁枢用纪事本末体重新构建编年体的《资治通鉴》，正是满足现实迫切需要之作。书成后，宋孝宗极为看重，就作为教科书马上分赐给皇太子和带兵守边的统帅，这说明了这书的确有很大的资治作用。

《通鉴纪事本末》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化简了《资治通鉴》，便于阅读和传播，可以作为我们学习历史的入门之书。《通鉴纪事本末》中所选事件，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并且每事都分立标题，概括出其中心内容，然后详述其始末，线索单一、中心明确、掌握快捷。加之袁枢所选事件，基本概括了每段历史的面貌，读《本末》，很快就能知晓历史大概。所以，它是我们学习历史的一部入门之书。

《通鉴纪事本末》还整理了史料，便于检索校勘，也是一部工具之书。《资治通鉴》按年编排史料，相关的史实，处在不同的时段里，便被分割开来，这样，就造成了相关史料处于分散和零碎状态。《通鉴纪事本末》把与一件事相关的所有史料集中在一起， 为我们检索查找提供了方便。举例说明，如历史上的西晋时期，从建国起，就变乱不断，每一次变乱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怎样，在《通鉴》中，这些史料就被分散于整个西晋的五十多年中，要想了解这些情况，从《通鉴》中去寻找，就相当不易，而通过《本末》去查找，那就极为方便，它以“西晋之乱”立一标题，又列出副题；“贾氏、诸王、胡羯、江左中兴附”补充说明。然后从《通鉴》中辑出西晋一代有关变乱的所有资料，始于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晋王娶王肃之女，止于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春。集中在一个篇章中叙述，极便于检索查找。

《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不仅因其以上的史学价值为人既目，更重要的是以其创立的纪事本末体，在中国史学史上树起了不朽的丰碑，这种以事为纲的纪事本末体，是对中国封建史学上千年发展的总结，并已在其中蕴含了新时代史学的胚胎。它在编年体和纪传体之外，创立了新的编撰方法，推动了封建史学的发展。在《通鉴纪事本末》的启发和影响下，出现了许多用纪事本末体编撰的历史著作，《四库全书》中收入史部的纪事本末类著作有二十二部，存目四部。至本世纪三十年代，王云五主编《续四库全书》，收入史部纪事本末类的著作有一百零九部，不包括《四库全书》已收录的著作。它们在基本遵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创作方法之外，还有所改进，特别是在史料的排比整理和增补修订等方面，做了不少新的尝试。

《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首先表现在取材上，因《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一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大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这不能不是一个欠缺。另外，它囿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

总之，《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通鉴纪事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画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因此，它只能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还有，《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敌视农民起义的思想。例如，对于农民起义，多称为某某之乱（如“黄巾之乱”）。

《资治通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但它采用编年体，事件分散，阅读起来头绪纷乱，难得完貌；南宋袁枢用完整记录事件本末的方式整编《资治通鉴》，编著了《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将1300多年的历史，转换为一个个完整连续的故事，给阅读带来极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