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诗学是从跨文化的角度对不同国度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比较研究。

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以为它们自己是势不两立的对头，而事实上，它们必须相互补充；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便会不可违拗地导向比较诗学。

——艾金伯勒在《比较不是理由》

文论体系的比较研究

体系比较属于整体比较，包括不同理论批评体系的哲学基础、思维模式、研究方法、理论架构和规律特点等的研究。

比较诗学的体系比较主要是根据诗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批评而言的，并不意味着各自的内部没有异质因素。

范畴术语的比较研究

钱锺书：

“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理论家批评家的比较研究

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在不同国度的传播与流变，即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旅行问题。

通过梳理西方文论在中国流传中的增衍变化，可以更深切地认识到中国文学批评的某些特质和新质。

将不同民族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的一些具有内在可比性的基本问题加以相互印证，相互发现，相互阐释，并相互运用，以求把握文学的普遍规律。

对比研究即研究中西诗学在文艺的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差异，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映照和解读，构建彼此的关联，发现中西文论各自的特色和局限。

拓展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

我相信，对历史上互不关联的批评传统的比较研究，例如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比较，在理论的层次上比在实际的层次上导出更丰硕的成果。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

把握我国传统文论体系特征

建立现代、兼容的文学理论批评

中国未来的文学批评应是善于吸收不同民族文化的优势，有效地研究和解释本土文学问题，体现本民族深层意义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

率先提出“美学的沉思”，并且把美学的研究引入比较文学的是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学派。以美学的视点对比较文学进行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摆脱了法国学派以考据为主要手段、以国际间文学相互影响的具体史实为对象的旧模式，将比较文学重新界定为超越语言界限的文学研究，这是从影响研究到平行研究乃至跨学科研究的重大转变。比较文学发展到比较诗学的必然性，内在地决定了美学的研究方法也必须灵活运用于比较诗学研究的领域，“美学的沉思”在新的时代、新的领域中产生了全新的意义和理念。其一，仍需继承美国学派所倡导的美学的研究方法，对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的文学理论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导出符合审美规律的共同的“文心”，该“文心”能够概括和反映文学的普遍规律。与此同时，“求同”也是为了“见异”，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突现出中国文论的民族特色，给传统文论注入新鲜血液，促使传统文论向现代文论转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其二，“美学的沉思”不能在“诗艺层”止步，而应跨越文学规律的表层，纵深到“生存论”之领域，向人性之本回归。20世纪美学的研究，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两股思潮的影响下曲折地前进，特别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文主义思潮明显占了上风。战火中的硝烟、残存的废墟、动荡的社会环境以及生命无偿的流逝，使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在重建新生活的旅途上迷失了方向，颓废、无奈、压抑、变态等消极的心态占据着人类整个心灵殿堂，什么是人、人为什么要存在、人如何存在等一系列有关人类生存的问题始终萦绕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以关怀生存为己任的哲学思潮如存在主义骤然兴起。到20世纪80年代，人文主义再次复兴。面对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以及它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人们明显感到人本身对技术、对物质力量的强烈依附性，人之本性在物欲的挤压下，日益变形和分裂，潜藏于人之本质力量中的理性因素得到空前的加强，人文精神迅速滑落至谷底，社会生产出无数渺小的人。美学、文学等带有艺术特质的感性学科，自觉地承担起医治人性裂变的重任，纷纷从形而上层转向对人之生存、人之价值的关怀上，使人们能够重新“诗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让人裂解的心灵在诗的抚慰下得到完全愈合，最终走向审美解放之路，还人以自由的本质。

文学是人学，文论就必然带有关怀人的生命与价值的深层意蕴。美学与文学相似，它的研究是以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为出发点，以研究人的审美意识、美感经验的高级产品——艺术为主要对象的学科。通过美学的研究，我们更能全面的认识人心灵世界的复杂性、丰富性，更能充分展示人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美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是不冲突的，他们不仅都以生存论为基础，而且从本质上讲，都是生存论的一种特殊类型。因此，在文学研究领域引入“美学的沉思”这一理念，符合了文学研究和美学研究的共同利益，是一种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作法。比较诗学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潮，坚持“美学的沉思”是当然之举，然而又具有其显著的特色——跨文化的视野。因而，以世界多元文化为背景，透视人们各具特色的生存状态，在比较中寻找出共同的“人心”，总结出人类生存中的基本规律，这难道不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吗？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厄尔·迈纳（又译孟而康），是国际知名的跨文化研究学者，曾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特别是对东方文学、日本古典文学有相当的造诣。厄尔·迈纳对东方有着特别的感情，是自觉走出“西方中心主义论”的学者，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斯坦福大学著名学者刘若愚教授一起，开创了中美比较文学的双边研计与交流，极力呼吁并身体力行一种具有“真正的”跨文化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 全面与边缘厄尔·迈纳认为，在比较文学研究中，长期余忽略了真正的“比较”，“只有当材料是跨文化的，而且取自某一可以算得上完整的历史范围”，“比较诗学”这一词才有意义。在他看来，比较文学走向比较诗学是这一学科研究的必然趋势，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内容广博复杂，而且要求研究者能够对众多方面作出高深的阐释。厄尔·迈纳对比较文学西方传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有着清醒的警惕，认为那些表面看似公正、客观的理论、术语有着潜藏的偏见，他致力于对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论调的批判，力倡各文化之间的平等对待地位，开拓研究视野，以对话的姿态，将那些以前处于边缘位置的文化真正纳入研究计划，如些才能提供一个相互比较的视角，从他者、外部观看自身，从而促进对对话双方的了解，形成普遍性的文学共识。这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历史与理论 在着重倡导跨文化的材料及方法之外，厄尔·迈纳还强调了历史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存在两种分歧，一种人对一种假想的能不受历史和其他相关因素制约的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另一种人则认为这种兴趣荒诞不经，任何脱离历史的东西都无须郑重对待。厄尔·迈纳的观点似乎是中和的，他承认这种建构超历史的理论奢望每个研究者都有，否则如怀疑这种不变理论的存在，则几乎无人动笔。但他同时又指出，文学观念总处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洪流之中，一切理论皆转瞬即逝。因此，理论和历史应该并重。所以，具体诗学理论都应公开承认自己是不全面的，将诗学范围窄化，对日益丰富的材料进行狭窄的选择，那种无所不包的诗兴美梦应该醒来，研究者也应该由一般的批评家让位于更具专长和更适合时代需要的文人们。在他认为，还应该“从历史发展中探讨理论的源头”。 视角与中介 比较诗学存在着视角也中介问题，在广阔的跨文化的语境中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尚要选择一定的独特视角，因为那种包罗万象的诗学在今天已经不再可能。厄尔·迈纳自己选择的视角是文类，以文类为基石，比较其历史发展中理论的不同取向，从而独创性地提出：原创性诗学的发展与确立，是在一种流行文类被几个有洞察力的批评家用来定义文学的本质和地位之时。也就是说，基于一种流行文类建立的诗学理论，才是原创性的，才能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占据统治地位，形成一种传统。厄尔·迈纳认为，在戏剧、抒情诗和叙事文学这三种传统文类中，只在戏剧和抒情诗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两种原创性诗学，即西方以戏剧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摹仿论诗学”，和东方以抒情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情感——表现的诗学”，而世界上却没有一种原创诗学是建立在叙事文学之上。这样一种文类的比较视角是颇有意义的，它提供了比较的视角和中介，从而在具体的基础上和历史的维度使东西方诗学互相观照，互相发明。但作者特别指出，虽然“文类的阐释是很有用的，但如果把它视为唯一的阐释就未免失之偏颇，甚至大错特错。”比较诗学的研究是种开放式的研究，没有唯一的阐释可言，比较的精神乃是一种平等对话，因此应提倡多视角和各人独特的视角，如此，才能丰富普遍性诗学的理论。 选择与强调 厄尔·迈纳对文学要素进行了分析，诗人（poet）、作品（work）、文本（text）、诗（poem）、读者（reader），这5种要素必不可少，符号中介是文本，作品是诗人的创作，而诗则是读者所接受的诗，作品、文本、诗有所不同，而两端都是人。厄尔·迈纳指出，诗人、读者、文本都存在于我们所假定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牵涉到时空（文化上的时空），时空会因诗人和读者而变。这个假定的“世界”还牵涉到许多其他文化因素，例如作为文学独特媒介手段的语言，包括语言历时和共时两方面的特征。他还认为，一个完整的诗学体系必须考虑到生产方式，如作为生产者的诗人，大批从事文学教学和评论写作活动的大学教师和教授们。厄尔·迈纳指出，“诗人身份”这个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诗学体系中存在着差异性，对其进行分析是诗学“比较”职责的一部分。诗学是什么？诗学研究的是诗人的创作中迄今仍不明晰的东西，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应定义为对被看作自律主体的文学的性质和实践所作的描述。厄尔·迈纳特别指出，“没有任何一种诗学可以包容一切。”不同类型的诗学体系之间实际上矛盾重重，任何诗学体系的设计者都无法通晓世界上所有文学体系中所有的术语和假说；而且每种诗学体系不可避免地都只是局部的、不完整的，因为可供利用的材料受到了限制。因此，某一诗学体系只能对五种要素、世界、文学生产某些特征加以选择和强调，以牺牲多数为代价，而唯独挑选其中一个关键性的东西。这可以从西方浪漫主义诗学——现实主义诗学——怀疑论诗学的变化中得到确证，在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理论中，可明确看出哪些方面得到了强调。总之，强调即意味着忽略。 差异性、相似性与可比性厄尔·迈纳尖锐批评，被称为比较研究的很大一部分根本算不上“比较”，在平时的教学和著述中，研究者经常是就“某一文学或某一时期内部”的作家进行比较，却很少就不同文学体系的作家进行比较。人们似乎觉得这样更具“可比性”，也更安全，不会出现范畴上的错误。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什么因素构成了或者说什么样的步骤可以保证“足够的”可比性？ 厄尔·迈纳认为，“比较的规模决定着比较的性质，当然也决定着比较的结果。”例如，将两位日本诗人与两们中国诗人进行比较，会发现两中国诗人彼此非常相似，而与两位日本诗人判然有别；而当我们扩大比较的规模，把两位西方诗人也纳入比较范围，我们会惊异于中国和日本诗人之间的相似。由此可见，在厄尔·迈纳眼中，比较的规模、范围要大，尽可能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以保证使比较得以进行的差异性存在，因为同一的东西不值得比较。当然，比较得以进行，首要问题是必须确信比较的事物具有足够的相似性。没有相似性、风马牛不相及的比较是得不到科学性的保证的。可见，在比较对象的选择时，相似性与差异性都是要加以保证的，同一的东西与完全不同的东西都不能加以科学的比较，我们应警惕这两种方式的危险。在此，厄尔·迈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实用原则”。他说，“只有当形式上或假想中相同的主题、情节或者构成单元能够被确认出来时，比较才是可行的。”假定的相似性是可行的比较的基础，虽然它与实际的相似性之间有差异，但这差异并不太大，这样的假定的差异性“足以维持比较的公正合理”。厄尔·迈纳这本比较诗学论著所采用的例证，正如他所倡导的，都是跨文化的而不是同一文化体系内部的。他在东西方诗学之间进行的比较，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假定的可比性论点：“当某个天才的批评家从被认为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文类出发去解释文学概念时，这个文化体系中系统、明确而具有创造性的诗学就应运而生了。”西方诗学是亚里士多德在对戏剧文类的阐释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诗学是在《诗大序》对抒情诗阐释基础上形成的，日本诗学则是在纪贯之《古今集》日文序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三者都证明了这一假定的相似性的成立。也就是说，西方原创性诗学基于戏剧文类而产生，东方诗学基于抒情文类而产生，但没有一种原创性诗学是基于叙事文类而产生的。在这种假定的相似性得以证明后，两者之间的比较就能得以公正合理进行了，这种比较当然是寻求它们之间的差异，从而达到对两者更深刻的理解。中心问题厄尔·迈纳将比较诗学的中心问题定为：西方诗学与世界上其他地方诗学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西方诗学的区别性特征正在于由摹仿衍生出来的一系列观念，这种诗学传统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基础上，它建立在再现的文类——戏剧的基础上，是一种摹仿诗学。那么，非西方诗学如何命名？厄尔·迈纳批评将其称为“非摹仿的（nonmimetic）诗学是一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如果真存在这种诗学的话，西方诗学倒成为真正非实体性（nonentity）的了。因此，他提出了另一种命名，将基于抒情诗的不同诗学传统称为“情感——表现的” （affective——expressive）诗学。在这种诗学传统中，认为诗人受到经验或外物的触发，用语言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就是诗，而且正是这种情感的表现感染着读者或听众。厄尔·迈纳还指出，这两种长盛不衰的“生成性诗学”（generative poetics）有着共同的前提假设，即传统上两者都坚持唯物的哲学观，认为世界是真实可知的。除此之外，他还指出现代许多文学打破了这种前提假设，在西方出现了“反摹仿”（antimimesis）的诗学，在日本则出现了所谓“反表现”（antiexpressivist）的诗学。通读全书，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厄尔·迈纳强调比较诗学应必备两点：一是令人满意的概念和实实在在的比较，二是对建立在翔实史料基础之上的诗学（文学概念）的重视。厄尔·迈纳同意勒内·艾金伯勒的预言：“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貌似势不两立，实际上是互相补充的。如果能将二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比较诗学。”中国比较文学的前途，又何尝不是如此。

所以，在比较诗学的研究中，“美学的沉思”显现出二维结构：以多元的世界文化为背景，在诗艺层上开展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寻找共通的文学规律，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以多元的世界文化为背景，在深层次进行人之生存问题的对比研究，使文化的价值在人的生存状态中得到凝固和升华，还诗学以“人学”的本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