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书律”是秦始皇在进行焚书时实行的一项法令：“敢有挟书者族”，即对收藏违禁书籍的人处以灭族的酷刑。“挟书律”和“焚书令”，都与欣赏和实践法家专制思想有关。

挟书律，秦始皇三十四年，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禁止儒生以古非今，颁布民间有私藏《诗》《书》和百家书籍者族诛的法令。

西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西汉政府宣布废除秦始皇焚书时颁布的《挟书律》，使得长期受到压抑的各种思想和文化艺术得以正常发展。

《汉书》卷二《惠帝纪》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长乐宫鸿台灾。宜阳雨血。」

东汉·应劭注：「挟，藏也。」三国魏·张晏注：「秦律敢有挟书者族。」

汉代学者屡屡把“挟书律”与秦朝的短命相联系。

秦自商鞅以后，法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一直奉行以法治国的政治策略。法治使秦国走向强盛，并最终统一中国。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亡国之恨和秦朝的高压政策，激起了六国遗民的怨恨。加上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思想的余波，各种思想包括对秦不满的言论仍在社会中流传。秦相李斯进言：“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趋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他上书建议秦始皇：“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由于秦法极端残酷和酷烈，“焚书”、“坑儒”、“挟书律”等残酷的思想专制手段也无济于事，反而出现“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的局面，使秦王朝迅速走向了崩溃，最终以“暴秦”的形象载入史册。为了避免重蹈秦之覆辙，汉代士人不断反思秦亡的原因。他们认为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完全抛弃了古代圣王重视礼乐教化的传统而专任刑罚。西汉儒学宗师董仲舒认为古代圣王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秦······重禁文字，不得挟学，弃捐礼仪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大意为秦朝却一反先王的做法，采用申商韩非之说，严法治国，禁止私学和民间藏书，使人们逐渐抛弃礼仪传统而轻于犯法，最终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东汉思想家王充的看法与此相似，“始皇前叹韩非之书，后惑李斯之议，燔五经之文，设挟书之律……殄贤圣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孙”，他认为秦朝焚烧五经典籍，禁止民间藏书，极大地破坏了圣贤所确立的优良传统，使秦朝的统治无法长久持续下去。实际上，汉代士人并不反对统一思想，比如董仲舒就提出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著名建议。不过他们主张采取温和、诱导的方式来教化百姓，对秦王朝粗暴的行政强制手段非常反感，因而往往将秦朝的短命与它推行的诸如“挟书律”等暴政行为联系起来。

《挟书律》对于古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授，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秦朝采取的暴力高压政策，随着秦始皇暴死于出巡途中，公子胡亥和宦官赵高伪造遗嘱继位后而登峰造极，极大的激化了潜伏压抑已久的国内矛盾。秦朝强力推行的“挟书律”是一种文化专制法令，简单粗暴，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当时的思想统一，但是物极必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终于被自己的暴政所反噬。